走廊人来人往，大部分用英语唠唠叨叨地交谈着，只是熟练程度有所差别；不远处的洗手池传来响亮的呕吐声，此起彼伏，看来不止一个，很快，一股酒气盈满房间，喝醉了的人叽里哗啦，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有人嘿嘿地笑起来，不是幸灾乐祸，笑声里有点善意的冷漠，像是在敷衍地说着“知道了知道了”……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让我睁开眼皮，花哪怕一秒钟的时间来弄清噪音的源头。
现在是白天，快到正午。只是因为下雪的缘故，天色昏暗、沉重……我胡思乱想着把背包的肩带在手臂上缓缓绕了一圈又一圈，随着感官逐渐迟滞，黑暗就这样来临。
东京，依然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我在它的心腹地带沉沉睡去。那些嬉皮士，那些行为艺术家就在不远处的广场制造喧嚣，我的耳朵却听不见。离开家乡去远足，在银座的地铁迷了路……一切仿佛是梦中发生的事，而只能存在于梦中的人此刻却站在身边，那么真实。我在等，等他的手指再一次穿过我的发间，停在头皮上轻轻摩挲，把时光逆转，把记忆搅浑。
天黑之后醒过来，我趴在上铺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些面目模糊的人。房间里闹哄哄的，这些昼伏夜出的异乡人有的在找裤子，有的在翻包，弄得丁零当啷，我整个人缩在被子里，只露出眼睛。
终于，他们收拾停当，都出去了，唱着歌往外迈步，雄赳赳的，个别还勾肩搭背，清一色的外国人。
我爬起来，把围巾扯下，翻个面叠好，又围上。
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一个在睡，一个颇有些惊讶地望着我，大概是奇怪这里什么时候混进来个女孩子吧，呵呵。我冲他笑了笑，那是个头发卷卷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男孩，大约二十出头，不过，根据白人显老的道理，他实际岁数也许更小些？
“哪儿来的呢？”他很友好地问，英语说得小心翼翼。
“中国人。”我瞄准了一下，敏捷地一跳，正好站在筒靴上。地面潮湿，有浅浅的泥印，跳歪了就糟。
“委内瑞拉人。”他指指自己，算是认识了。
我扣上棉衣扣子，背了包，被子也不叠地跑出去。大雪停了，十几个小时下来，地面竟没有一点儿积留的痕迹，只能在霓虹灯的倒影里看见零星的碎冰浮在泥浆表面，踩上去，连咯吱的轻响也听不见。这就是东京，这就是涉谷，像一个魔力场，一刻不停地热闹着、沸腾着、前进着，不要说一场雪，即便是一次地震也无法留下太深的印记吧。
在电话亭里，我开始思考该给谁打电话，想来想去还是拨通了舒雯家的电话。那家伙果然跳起来，骂骂咧咧地问我在哪里，骂骂咧咧地说我不够意思，骂骂咧咧地问我几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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