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县一中当语文老师的同乡说你干脆调到一中来吧，一中毕竟是重点中学，天地广阔，你来了大有用武之地。他就联系她到一中去试讲。
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县一中的讲台，与另外两名也想调到一中的老师试讲。那天她讲了一篇文言文。由于准备充分，又加上一些表演的成分，讲课还是很成功的。但她最终没有被调到一中。同乡说，他们对你的讲课还是满意的，因为另外两个人是校长和书记推荐的，而你是我推荐的，人轻言微吧，没有被取上是很正常的。她没有生气，感觉这一切很正常，只不过她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
此后，她还是努力教书，努力写作，源源不断地发表文章。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说花兰市委宣传部长很爱才，就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她把发表的文章复印下来，并写了一份感人至深的信件，希望部长能把自己调到一个更为宽广的天地。几天后，部长果然把电话打到校长办公室询问她的情况。据说，部长在县上视察时还在县委副书记那儿了解她的情况。
她的故事开始在教育界传开了，有人开始关注了。一中的校长说她是个才女，让她到一中去教书。教育局的局长想把她调到教育局，专门去搞教学研究。由于曾经试讲的原因，她不愿再去一中，就选择了教育局教研课。
一个天气晴朗、绿草如茵的日子，她走进她的恩人、爱才的宣传部长的办公室。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部长。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没有一点当今许多官员的派头和架子，说话时没有一点官腔，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者。他询问了许多情况，她都如实谈了。为了感谢他，她把一个装有一万元现金的信封放在办公桌上。他问这是啥？她说是一万元，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您为我帮了这么大的忙连我的一滴水也没有喝，我过意不去。这真的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您就不要嫌弃了吧。部长的脸色立即不好看了，他说我给你帮忙不图你的啥，就是因为你真的有才，我才看上了你。你不要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很难堪，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也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你快收起来，不然我会生气！她只好收起信封。她想现在像他一样清廉的官员实在不多，他真是个好人。末了，他问道你愿意教书吗？她说我还是不愿意。他说那就把你调上来吧，你想去哪个单位？她想了想说我想去电视台当一名记者。他说好吧。就这样，她就到电视台当了一名记者，与她的表哥和远方叔叔没有一点关系。
她买了许多新闻书籍，一边跟老记者学习、采访，一边钻研新闻业务。她发现采访新闻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就像许多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目前所有的社会科学里面，新闻专业是理论根基最浅、文化积淀最薄弱、专业历史最短的一门学科。许多不是新闻系、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甚至许多是理科专业的大学生）报考硕士、博士时，有很多人喜欢考新闻专业，不一定要下很大功夫，只是背一背记一记说不上就能考上，而不像其它专业那样下了好大功夫也不容易考上，就是这个缘故。这就导致许多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连最简单最基本的消息不会写。而且，好新闻不是写出来的，是用脚跑出来的，许多小学文化出身的记者照样干得很出色。这也是在世界文化史上，最著名的记者、编辑无法跟最著名的作家相齐并论的原因之一。
她是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主要就是跑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由于有比较扎实的文化功底，加上几年当老师的经历和很强的敬业精神，经过一个阶段努力，她已经胜任了自己的工作，干得游刃有余。她采访的新闻追求客观性、实效性、文化性和代表性，尽量全方位都采访到，不给被采访、被批评的对象留下把柄，深受观众喜爱。到年底，她撰写的新闻有两篇获得全市新闻奖，有一篇获得全省好新闻奖，受到电视台领导的表扬。
第二年，她被调到时政部当记者。作为政府部门出资创办的电视台，时政部就是专门采访市上召开的重要会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活动的。比起社会新闻部，时政部并不轻松，甚至责任更大，任务更艰巨，主要是领导要求较高。比如领导的讲话哪些需要重点突出，哪些仅仅是一笔带过，领导的哪些镜头需要突出，需要浓墨重彩都是很讲究的。有的领导比较了解新闻规律，对自己的形象和讲话要求不是太高，记者就可以突出新闻性；有的领导不太懂新闻规律，认为政府掏钱办了电视台、电台和报纸，新闻单位就是为领导服务，记者就不敢考虑新闻的价值和规律，一切只是为领导服务，领导满意了，一切就好办，领导不满意了，麻烦就大了。首先是宣传部长、主管宣传的副部长坐不住了，然后就是广电局的局长、电视台的台长和具体采访的记者、发稿编辑坐不住了。挨批是正常现象，弄不好还会写检讨、扣工资，让人感觉心里压力很大。
刚开始，她不愿意到时政部，还想继续在社会新闻部工作。领导就对她说，你去吧，我们是看上你才让你去的，你以为谁想去就能去！采访了一个阶段，她就对会议消息和领导讲话感到很乏味，觉得那纯粹不是新闻，那是对领导的歌功颂德，是给领导的脸上贴金，没有一点实际意义。时政部主任赵佩喜给她安排采访任务时她就有点不愿意了。她说主任，我不去行吗？干脆让别人去吧，我实在感到乏味，没有意思。主任说，你觉得什么有意思，人家拿钱养活我们，就得听人家的话，不采访怎么行呢？她说我宁愿采访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也不愿意再给领导的脸上贴金，当一个吹鼓手。主任说，那你觉得什么有意义，你干脆自己办一家电视台算了！她就勉强去了，直到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她对当时政部记者彻底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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