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随着汉王朝势力和疆域的拓展，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加强烈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器物，包括铁剑，大量传入，从而促使这睦地区最终由使用铜剑过渡到了使用铁剑。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铁剑淘汰了铜剑，另一方面中原传来的汉式剑也淘汰了当地曾经流行的独特剑型。中国古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景象。
北方草原
秦汉时期，长城以北地区为匈奴所统一，其他大大小小的游牧或半游牧的部、族，或被匈奴消灭，或臣属依附于匈奴，或远徙他乡。匈奴的崛起，使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的关系进入了更为密切的新时期，一方面征战频连，战争规模扩大；另一方面间或和亲，双方和平相处，频繁交往。通过汉匈之间的征战和或亲，中原器物源流入北方草原地区。特别是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匈奴人获得了大量钢铁兵器具，包括铁剑。
中原铁剑之传入北方草原，始于战国晚期。在内蒙古地区的战国晚期匈奴墓中，就有中式扁茎铁剑出汉以后，在长城沿线地区和内蒙古草朱，北方系统的直柄铜短剑趋于消亡，甚至连形制承袭自北方系统铜短剑的铁短剑也不见流行。这个地区出土的汉代之剑，主要是与中原地区相同的汉式铁剑。出土物的情况说明，汉式铁剑不仅传入北方草原，而且取代了当地固有的铜短剑的铁短剑。
东北地区
汉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从使用铜剑向使用铁剑的过渡。战国时期非常流行的曲刃铜短剑，入汉以后就很少见了，只在汉初墓葬中，有少量存在。而汉代墓葬出土之剑，已经主要是铜柄铁剑和铁剑。
铜柄铁剑共有二式：Ⅰ形制与战国晚期出现的触角式柄曲刃铜短剑相似，但剑身改以铁制（图一一六：1、2）；Ⅱ剑身平直，剑格呈扁喇叭形，饰有辐射状斜线纹，茎呈椭圆形，柄首作圆柱形，上面穿有盘形对扣的扁铜珠，数目不等，震之作响（图一一六：35）。
铁剑主要有三式：Ⅰ即扁茎折肩铁剑；Ⅱ即扁茎斜肩铁剑；Ⅲ在扁茎折肩铁剑的茎末端穿饰扁铜珠（图一一六：6），柄首形状与Ⅱ式铜柄铁剑相似。
上述两类剑中，Ⅰ式铜剑柄铁剑明显是继承了触角式柄曲刃铜短剑的形制，由于剑身改用铁制，故长度增加，多数超出了60厘米，而剑刃之弧曲现象已完全消失。这代表了传统的延续和变化。Ⅱ式铜柄铁剑是汉代东北地区新出现的剑型，非常独特。Ⅰ式、Ⅱ式铁剑则是从中原传来的汉式剑。Ⅲ式铁剑是将汉式剑按照Ⅱ式铜柄铁剑的样式改装而成。
目前，汉代东北地区之剑主要有两批出土物。1956年在辽宁西丰西岔沟的西汉初期、中期墓中出土71件，二类五式俱全。19801981年，在吉林榆树老河深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墓中出土18件，其中只有Ⅱ式铜柄铁剑和三式铁剑，不见Ⅰ式铜柄铁剑。这个情况反映出，西汉中前期，东北系统的曲刃铜短剑逐渐被铜柄铁剑和铁剑所淘汰，但其传统在Ⅰ式铜柄铁剑身上仍有一丝残存；西汉晚期，Ⅰ式铜柄铁剑消亡，东北曲刃剑的传统于是最后终结。在东汉时期，Ⅱ式铜柄铁剑也渐趋消亡，东北地区遂只流行中原式铁剑，或对其略做改装。
巴蜀地区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在秦代，巴蜀地区是统一帝国的组成部分，与中原联系密切。秦亡后，楚、汉相争，汉王刘邦一度退据巴蜀，苦心经营，奠定了兴汉灭楚的基础。刘邦之王巴蜀是继秦灭巴蜀之后中原文化大规模传入巴蜀地区的又一个**。经历了上述过程，至汉定天下，巴蜀地区已基本为中原所同化。用剑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巴蜀式柳叶形铜剑益趋消亡，只在西汉初、中期仍有所使用；广泛流行的已是中原式剑，而铁剑取代铜剑的过程，亦与中原地区相一致。
汉代西南夷地区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西汉前期，承接战国时期的传统，继续流行西南夷系统铜短剑；（二）西汉中期晚期，逐渐由使用铜剑向使用铁剑过渡，形制继承自本系统铜短剑的铜柄铁剑日益8流行，同时中原传来的汉式铁剑也开始流行起来；（三）新莽时期至东汉前期，西南夷系统铜短剑被铜柄铁剑和铁剑所淘汰；（四）东汉中期及以后，中原传来的汉式铁剑又淘汰了当地固有的铜柄铁剑。
（一）铜短剑
汉代西南夷铜短剑仍可区分为若干小系统，即滇式短剑，滇西式短剑，以及滇西北和川西高原之剑；另外，贵州西部也有一些铜短剑发现，可列为第四个部分。
滇式短剑
汉代滇式铜短剑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传统，崦装饰更趋华美。剑身常饰刻狮、虎、鹿等动物花纹，或单个构图，或复合构图，有兽与兽缠斗，也有人与兽相搏（图一一七：1），形态逼真，造型生动，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
滇西式短剑
汉代滇西式铜短剑也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传统，茎上饰螺旋纹，茎、身之间饰三叉形纹，但茎上的螺旋纹更趋繁缛，演变成米点式的螺旋纹（图一二0：1、2）。也有一些剑，茎部的螺旋纹消失，而变成单纯的米点纹；三叉形纹加大，其上增加了横格纹；柄首或变成蕈形。这些皆是滇西铜短剑的晚期形式。
滇西北和川西高原之剑仍然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其中滇西式铜短剑的形制变化与滇西地区相同。
黔西之剑
贵州地区发现的铜短剑，出土地点集中于黔西地区，年代都在西汉初期前后，上限或可至战国晚期。剑型有三类：一类是从云南的滇式铜短剑，二类是从四川传来的巴蜀式铜剑，三类是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铜短剑（图一二一）。其中以第一类居多，第二类为次，第三类最小。
黔西紧邻滇东和川南，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这两个地区，故用剑也多受其影响。黔西古族以夜郎为大。汉武帝建元六年曾于此设汉阳县，属犍为郡。《汉书·地理志》说，汉阳县乃故夜郎国地。因此，黔西之剑可能是夜郎人的遗物。
（二）铜柄铁剑汉代西南夷地区的铜柄铁剑共有四型：
Ⅰ滇西式铜柄铁剑。战国时期，云南地区曾出现少数铜柄铁剑，形制是从当时的滇西式铜短剑继承而来。入汉以后，承袭晚期滇西式铜短剑的形制，又发展产生了一类铜柄铁剑：柄首呈蕈形；茎部饰繁缛的米点纹；三叉形纹加大，并都加有横格纹（图一二二：13）；三叉形纹以上的部位以铜铸成，剑身为铁质，剑身基部**铜柄的空隙，然后于接合处涂上焊料焊接牢固。剑长一般在6070厘米。
Ⅱ滇式铜柄铁剑。形制承袭自滇式铜短剑（图一二二：4）。此外，19761978年在贵州西部赫章可乐西汉墓中出土五件铜柄铁剑（图一二二：5），1972年在云南江川李家山西汉墓中出土一件铜柄铁剑（图一二二：6），形制均较特殊，不能归入以上二型，故分别列为Ⅲ型和Ⅳ型。
上述四型铜柄铁剑，以Ⅰ型剑发现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不仅在滇西地区，而且在滇池地区以及滇西北和川西高原都有大量发现。1956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了12件铜柄铁剑，都是Ⅰ型；1972年，江川李家山汉墓出土12件铜柄铁剑，有5件都是Ⅰ型；川西高原出土的铜柄铁剑，更全是Ⅰ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曾在岷江上游的石棺墓中发现许多Ⅰ型剑的铜柄。可见在西汉中、晚期，它已经是整个西南夷地区广泛流行的剑种。从形制判断，应是源起于滇西，然后传面到其他地区。这说明西南夷之剑在向铁剑过渡的时候，也逐渐趋向统一。
Ⅱ型铜柄铁剑仅发现于滇池地区和黔西地区，远不如Ⅰ型剑流行。Ⅲ型铜柄铁剑可能是黔西地区有较多使用。Ⅳ型剑只有个别发现，非常罕见。
（三）铁剑
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西南夷地区的铁剑都是从中原传来的汉式剑哎呀为扁茎折肩剑，或为扁茎斜肩剑。均出土于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汉式剑的传入，加速了西南夷地区铁剑取代铜剑的过程，并最终淘汰了当地固有的铜柄铁剑。
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南夷剑的固有传统在汉代仍有较长时间的延续，这与西南夷地区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较迟有很大关系。由于地处僻远，大山阻隔，直至秦代，西南夷地区与中原仍处于隔绝的状态，仅和巴蜀有一些联系。汉武帝时，因求通身毒国（今印度）的道路，始遣使进入西南夷，到达滇、夜郎，方对这个地区有了较多了解，时在元狩初年（元狩元年为公元前122前）。此后武帝屡发兵西南夷，平其地先后置为犍为郡、牂柯郡、越巂郡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发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在其地置益州郡，并赐滇王王印。至此西南夷地区尽数并入汉王朝的辖境，与中原的交往日益频繁，汉式器大量输入。
由于交通西南夷始于汉武帝，所以西南夷地区出土的汉式铁剑，年代都在西汉中期以后。而汉式剑淘汰当地固有的剑种，更是东汉中期以后的事情。
百越地区
战国末年，秦灭楚后，又挥师南下，进一步统一了南岭山脉的南北地区，并先后在闽越设闽中郡，在南越和西瓯设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迁徙内地人民和有罪官吏前往开垦，这导致了中原文化大规模传入该区，并使当地土著开始逐步与中原汉族相融和。秦末，诸侯纷起，天下大乱，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机自立为南越王，割据岭南，但至公元前111年，也终被汉武帝所灭，重新纳入统一的帝国范围。在赵氏割据的一百来年中，由于是汉人治越，而且与汉王朝时断定时续地维持着朝贡关系，互通使物，故岭南地区的汉化过程一直没有中断。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掘了第二代南越王（赵佗孙）之墓，出土的大量随葬品基本上是汉式器，足可证明。
随着东南地区的逐步汉化，当地固有的百越系统铜短剑便最终被中原传来之剑所淘汰。在南岭以北地区，百越铜短剑于西汉初期即已消亡；在岭南地区，至西汉中期亦最终消亡。不过，岭南地区的冶铁业发展较迟，故在西汉中期以后，铜剑和铁剑仍长期并用。当然，铁剑全是汉式剑，铜剑也普遍是秦汉时期中原地区曾经流行的式样。唯广州汉墓出土一剑，扁茎，外套一个铜筒作把（图一二五），比较独特。至魏晋时间，岭南地区建立了独的冶铁业，铜剑才最终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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