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车与舟
战车是夏代发明的。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车轮、底盘和马具四部分。
车厢是一个能容纳1名御者和2名战斗员，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由底盘支撑，深度0.81米，宽度1.31.6米，口开在厢后。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通常无装甲。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步兵顶多及腹、骑兵至多齐胸的对比，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
车**体分为毂、辐和辋。东周前轮径1.31.4米，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性，缩小至1.24米左右。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总长可达数十厘米，由是战车又称’长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西周时涂油，战国时又加装铁圈，都为降低磨损。辐即辐条，连接毂和辋，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较轻便又坚固，出于强化目的，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辋就是轮圈，分为双层，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
马具包括衡和轭。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连接着辕和两副轭，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并传递其拉力。从马具的作用判断，所谓四马战车，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而这两匹马，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并将胸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
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其时造车规范严格，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以矩、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质量之高可见一斑。
说完战车本身，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即人与马。提到人，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随后的春秋，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却依然无缘。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
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流行的说法是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车兵的训练很严格，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射艺倍受推崇。进入西周后，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战术更趋复杂，从而促使要求更甚，产生了五驭五射的规范。
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即无论车速快慢，车铃要节奏分明；走在河边弯曲小路，车不能落水；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要从容致敬；在蜿蜒的道路上，要使四马合作默契，车身转弯流畅；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供左侧战斗员射猎。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蕴含着配合、交锋等驾车技巧。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身，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
所谓五射则是对射艺的五项检验。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弓身弯曲好似一口井；后手夹四支箭，依次连续射出；射出的箭不走抛物线，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
虽然五御五射已很严格，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时至战国，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凡荣登战车者，必须年龄40以下、身高1.73米以上、且能追逐奔马。
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除盔甲外，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不过牺牲在所难免，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西周时为每车7人。
该说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纵有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失之速力。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
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前者虽然日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但从春秋卫文公时期，仅卫国就有体高1.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的强秦，其战马体高均在1.33米以上。这些记载中的战马，固然与动辄1.5米左右、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
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春秋，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有时也是一种武器，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竟吓坏了对方战马。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
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是奔驰的堡垒，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西周和春秋的车步混编、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实际的机动性就大大值得怀疑了。
春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在春秋中期以后，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前锋一分，战车全线杀出，步兵紧随其后，轮碾声、蹄踏声、战旗猎猎、战鼓隆隆、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拦啄、闪避将血肉与沙尘搅拌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
战车主战的局面，时至战国有了变化。也许正为对抗战车，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凶猛却不逊于历代，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600步，估计有效射程不下260米。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使战车的性价比面临严重威胁，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
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依然具有实用价值。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
战车衰落的同时，战船却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
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专事战斗的船只，则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才步入历史。兵非杂不利，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中者用于游击、小者用于侦察。战船中以’大翼’最巨，长可至24米，船体狭长适合快航，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战船在规模、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当时的水军称为’楼船士’，西汉武帝时期，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战船之多自不待言。
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大至楼船，小至艇，多达8种，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以楼船为例，船楼已从其前身大翼的2层增为3层，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再以斗舰为例，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
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西汉的橹和钉，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能够连续做有用功，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身。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从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灵活、航行平稳、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
进入西晋，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连舫’的多体战船，长宽各达180米，承载2000余人，上设木城，四门皆可驰马来往。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那麽时至隋代，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五牙’楼船，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五牙’楼船高达30米，有船楼5层，拥有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还备有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铁钉钉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缝，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此外，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安装在船舷两侧，每对为1车，以轴相连，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轴转带动轮桨划水，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水密隔舱技术，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据传船身前倾，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长31米，宽5.5米，有10橹，仅能容水手42人，战士108人的记载推断，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而事实上，这个问题到了明代，还将格外严峻起来。
南宋战船中最具个性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船后部中间无底，加以伪装，敌军不知情下跳上，就会落水被歼。如冯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浅，战船盖可以迎敌，海船头尾可以破浪。又如马定远的’马船’，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既可运输又可作战。
除了异形船，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连起义军也不例外，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采用楼船船型，长达110米，可容纳千余人，上设高楼和拍竿，有轮桨2224车，轮桨外侧装有裙板。
至于外海战船，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后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为最好。此外，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投石机。只可惜好景不长，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
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帝国在东征日本的行动中调集了900艘海船，其中1/3是中小型战船。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
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就由大福船、海沧船和苍船组成，相对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负责冲击，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
在这个没落的时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长12米，两头高高翘起，占全长1/3的前段装载着炸药，一旦撞上敌船，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并牢牢钉在敌船上，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然后安全驶离。后者则通长11米，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后段腹内藏有子舟，当火炮轰开敌船时，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身而退。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
介绍到明末，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
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尽管。。。一切已成云烟，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第六章攻与守古代战争分为四类，即战、御、攻、守。战指野战进攻，御指野战防御，攻与守，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
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早期的城墙很简陋，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24米的低矮夯土墙，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1.7米的石墙等。因为太矮小了，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这已经足够了。
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时代，随着部落的兴盛，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城墙总长740米，墙高6米左右，根部厚13米，顶部宽达810米，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即先夯筑陡直内墙，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公元前21世纪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夏，建立了。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墙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细致。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使夯层嵌接，城墙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从商到西周，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直到春秋时期，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
春秋发明的临车、冲车、愤轉、修橹和抛石机，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临车上悬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能居高临下射击守城方。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专门撞击城门。愤轉顶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修橹与愤轉相似，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至于抛石车，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石块重不过几公斤，能飞300米左右，砸人欠准，轰城嫌轻，倒是更适合抛射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这将在后面细说。
重型攻城器的涌现，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已转变为愤轉特种作业、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修橹重甲掩护、冲车攻敌软肋、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等到战国时期，云梯、水淹和地道出现，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
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墙、角楼、悬门、瓮城、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遮挡临车攻击。角楼建在城角，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墙与主城等高，瓮城城门偏设，使主城守军也能射杀到攻门敌军，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是城门争夺日趋激烈的表现。桥身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吴越水乡，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
春秋攻守技术的飞跃，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
战国城防层次分明，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实行坚壁清野，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如果必要，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并向水井投毒。
离城5公里处，就进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边缘，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3人侦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线。侦察哨之后，每隔1.5公里设一联络哨，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白天的联络信号是，发现敌军举一帜，接近警戒线举两帜，进入举三帜，向城市而来举四帜，接近城郊举五帜。晚间则以火代帜。此外，各要道和关卡，还要设置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负责侦察和反间谍。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会在敌军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撤回。
城上远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以扫清射角和视线。
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这种桥只有一根梁，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桥面便会翻转，令敌坠入壕内。
在护城壕后，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称为’冯垣’，后面部署士兵，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配合城上守军，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再向内，是宽2.5米的拒马带，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在守军出入的地段，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并在城顶加以标志。最后，在距墙2.5米以内，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错尖木桩，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墙，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春秋的1012米，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
墙顶宽度足有710米，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延墙两侧有厚1米、高0.61.4米的女墙，其中外侧女墙较高，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击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楼外，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每隔6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1米的观察楼。每隔180米，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3米、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同样，每隔180米，还竖有一堵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平时开小门供穿行，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最后每隔360米，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4.6米的木楼，以备攻击入城之敌。
墙根厚达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会下沉。每隔约200米，由内向外挖掘，接近外侧56寸时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门，留作突击杀出之用。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柴草和障碍车，以备敌军发现，从中杀入时，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城楼之下，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射孔。为了防御火攻，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还用间隔16厘米、突出23厘米、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
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必要时，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傅堞’的夯土矮墙，墙前再挖一道深3.5米，宽3米的壕沟，内塞柴草。一旦敌军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
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规兵每1.84米1人，征集的百姓每2.3米1人。占征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占50%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武器配发则按照，每5090米设抛石车一座，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1，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如悬脾、累答和火擂木。悬脾中藏有士兵，顺着城墙吊放，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而随着弩用于军事，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床弩，及永远绝迹了的转射机。前者在当时需10人操纵，有2副绞盘供上弦，1副供顺绳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发射2.3米长的巨箭，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这样的床弩还是略显弱些。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击，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从由2人操纵判断，似乎也是绞盘上弦，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
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更总结出强攻、压制、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予以对抗。
强攻是或用冲撞、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此战术中前两种情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连射带刺、连砸带呛、连烧带浇，一通猛打下来，必然损失惨重。后一种情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情况，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适于骚扰守军或掩护强攻。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墙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总高度超过25米，不但临车达不到，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城上设置床弩和抛石车，制高点必稳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并用木桩支撑，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此战术也有所惧，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每掘进2米，下降0.7米，直挖至墙外，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设置风箱和隔板后，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则计划必败。
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溃。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并且注意驻扎地点，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
可见，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战国时期，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按《墨子》中的论证，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过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
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直到进入魏晋，才再次启动。
首先登场的是马面。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性墙台还是出现了。马面突出城墙外侧，与城墙合为一体，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还有多种先进之处，以至后世‘深可为法‘也。统万城墙身由’三合土’夯筑而成，这种组成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为建筑良材，苍白色的墙体经过‘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以至‘紧密如石，凿之则火出‘。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层，外面蒙以生牛皮，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高隅隐日，崇墉际云‘。马面内建仓库，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
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
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即城中之城，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羊马城，以及为对抗床弩攻击而在城门、城角、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只有弩台是个例外。弩台为方形，根部边长14米，高15米，顶部边长7米，四周围有夯土墙。台底开门，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台顶架有毡帐，内藏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将弩台在距城墙150米之外，间隔150米设置一圈，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战国时的累答，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形状如同燕尾，称为’燕尾炬’，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此外，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叉竿和竿。’鸱’是鹞子之意，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顺云梯向下推，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使敌军上下不能，眼睁睁被一一干掉。
如果说春秋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那麽到了魏晋隋唐，在城防日趋森严的情况下，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时至唐代，床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其威力亦不可与往日并论，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动用的床弩由8张弩连成，所用之箭粗如车条，箭镞大如巨斧，抛石车所用的石块，已重达30公斤。
再次提到抛石车，就需要细说一下了。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春秋时期已开始使用，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用于攻守城，而且用于野战，不仅抛射石弹，而且抛射燃烧或爆炸弹。
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几杆就称为几’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150到250人拉绳，抛射4、50公斤的石弹，多用于守城。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可供野战使用。而最轻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弹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弹代替，虽然简陋，但击中人也会致残，击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占襄阳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射的襄阳炮了。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重物下坠，就能抛出石弹。由于人力需求较少，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远，攻襄阳时，曾抛射近90公斤的石弹，将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弹坑。
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
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正是这个塞外藩邦，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
据记载，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每里还要分得100座。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攻城时，先将护城河填平，而后万炮齐发，再辅以大量强弩，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对楼展开登城战。量变到质变，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
针对这种新战术，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此人极富谋略，发明过竹竿火枪，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也亲身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其所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护城壕之后，距城墙6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马墙，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品’字形射击孔。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城墙宽顶缩窄至5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供射击和刺杀之用。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
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改为半圆形，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
御敌性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下层近战，上层射箭。性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6米各筑一道根厚5米的10米高墙，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6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情况为宜。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并从城头攻击其侧，敌军破门入城后，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
而防御战术方面，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
所谓以炮对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以射程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最后以射程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遗憾的是，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实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100余座，昼夜连发，几天之内就堆起城墙高度。本朝况且如此，至于后代，就更置若罔闻了。
经过短暂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一个是武备弛废，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脑子彻底坏掉了。至于为什麽会坏掉，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
不过相比之下，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另外，还发明了瓮城箭楼、多重瓮城和藏兵洞。箭楼又叫’万人敌’，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一层层射击孔密密麻麻，确实雄伟。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一个门接一个门，要想攻到底，还真不如跳墙呢！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用砖石加固，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
而清代，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套，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墙时，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装着的火药安好，拖出一条2、3公里长的引信，远远引爆。霎时间闷声巨响，城墙坍塌，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为了掩人耳目，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后来清军学精了，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至为险毒‘，又评价太平军‘掀翻巨城，如揭纸片‘。后记与中国古人相比，欧洲古人似乎更爱走极端，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罗马的龟甲阵、中古骑士的冲锋等。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所以欧洲战争在火药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武士道泛滥。
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诱敌和中央突破战术，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孙膑兵法》为人广知，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也会在中国车、骑、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是实用主义的。
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
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亚历山大是梦想家，挥舞宝剑追随阿基里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亚历山大似野火，一路烧去，湮没入历史长河。
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们眼中，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
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却各持己见一样。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
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大航海时代又何尝。。。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尸体和奴隶。
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那种对政治的关注、对人心的追求，对将帅的苛责，对士卒的怀柔，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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