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曼像粘胶一样紧贴着我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数日当中，我对整个事件的调查都处于停滞的状态中，直到有一天，一件特殊的事情打破了这种令人难过的沉默。
那是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天色阴霾，北风凛冽。我和萧曼在市中心的一间茶社里喝南美红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萧曼这个人别看年纪不大，但城府颇深，关于王国庆的种种她都只字不提，她也从未问我们究竟知道些什么。那只玩偶，也似乎在我们的视野和言谈间消失了。但我知道，这可能只是风雨前的片刻宁静。她的动机不仅仅只是监视我那么简单，她的目地可能在于声东击西！
我在叫服务生添水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似乎熟悉的声音。不，应该说是一种语言。刹那间，我感觉到自己全身的神经都变的紧张起来。因为，这种语言就是王国庆那天午夜在我家打出电话时所使用的！我并没有立即开始搜寻在这处并不逼仄的空间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而是故作惊讶状的告诉萧曼我的香烟已经吸光了，萧曼笑了笑，便自告奋勇的替我去买香烟，在她离开后的短短几分钟内，我的目光迅速的在茶社当中扫了一圈，幸好，那种语言的交谈还在继续，就是靠北窗第二排右首坐的一名男子口中说出的。是个看起来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他的对面坐着一位老人，温文而雅，笑容可掬。
当我趁萧曼出门去买烟之际准备着手仔细观察这两位看上去并不觉得是十分特别的茶客时，他们却开始用普通话聊起国际形势、华尔街股市之类大而不当的话题，而刚才那名中年男人所说的令我感兴趣的语言像是在空气里嘎然而止，溶化的无影无踪。我没有听到另一边座位上的儒雅老者说出那种语言，但我敢肯定，他一定能听得懂！
抬眼看了看萧曼离开的茶社大门，她的身影还没有出现。我思索着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靠近他们而不会引起对方的警觉，正埋头苦想，忽然传来一声听上去变了声腔的呼叫：“老徐！徐老！你这是怎么了？”
我顺着声音看去，正是刚才我所注意的那张茶台上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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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围在了那张茶台边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什么我并没有注意，我只是站在距离那中年人大约两米的地方静静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似乎是因为过于着急而显的呼吸急促，面部苍白。我听见他不断地喊着倒在桌旁的老者的名字。是怎样的一个名字，我听的不太清楚，好像发音是“谷朴”这样的音节，我正想再靠近一些，就听见萧曼急急的喊：“医生，快！快！就是这位老人，他突然昏倒了！”
我和萧曼在120急救车载着老者和中年人呼啸而去之后，才重新回到了座位上，整个茶社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那一幕中而显得有些离乱。我问萧曼：“是你叫的救护车吗？”她半嗔的一笑：“你这个人，怎么见死不救呀，就知道站在那儿看热闹，和那群闲杂人等一模一样。”从她的话音里，我听出了这个急救电话确是她拔的，必竟是警察！我用玩世不恭的微笑遮掩了刚刚流露出的一丝尴尬，眼光有意无意间向刚才发生事故的座位上一瞟，突然的就有了发现。
是一角纸，被夹在茶台沙发座的缝隙里，远远的看上去就是一张普通报纸的边角。我飞快的想了想，这张报纸是不是那个中年人留下的，还是早就在那里了，正想着便有了主意。我向前台招了招手，不一会儿，一名侍应生快步到来。我佯问他这里的一些情况，生意的好坏，客人的多少，并故意挑剔了这里的卫生。侍应生急急的解释，说来说去无非是证明本茶社的卫生绝对是一流的，每一张台子只要坐过了客人，他们马上就会进行清理，一定要让新的客人感觉到满意和舒适。说这话的时候，他发现了刚才的那张茶台还未曾清理，忙对我说对不起，就小跑过去着手进行打扫了。我眼角的余光始终没有离开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他端着清理后的脏物往整理间去的时候，我向萧曼说了声：“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就起身不紧不慢的跟在这位侍应生的身后向洗手间方向走去。我早就注意到，整理间和洗手间是被安排在同一个窄廊里的，而且是在同一排上。
报纸就这样被我藏到了自己的身上。
又下雪了。
北方冬天的雪夜让人留连，让人无法拒绝。
萧曼走了很久之后，我依旧站在小区的门口享受着雪花的清凉。回首是住宅楼上的万家灯火，只有我的窗口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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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过了期的《浙江日报》，说它过期只是因为它刊出的时间距离今天已有三天。在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三天里这个世界会发生很多变化，大都令人始料不及。
我翻来覆去的看了几遍报上登载的内容，几乎都是这个南方富饶的省份的政治、经济动态，其间还有一些募捐活动什么的。很普通的一张报纸。
依我的眼光，这张报纸并没有经过特殊处理，例如用隐形墨水什么的在上面留下只言片语，或者，使用某种暗号让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文字组织成一句提示或密码。
也许，这仅仅是用来包裹什么东西临时找来的罢，我闷闷的想。
我又将它拿起来，想从一些折叠的痕迹上看出丁点端倪，而这种行为仍然属于徒劳无功。就在我顺手将它扔在一旁的刹那，我偶然从它的中缝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曹某，男，浙江萧山人，36岁，会讲普通话，患有轻微神经分裂症，于今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在杭州走失，如有知其下落者，告之。有重谢。曹建华。”
这是一则平常的寻人启示，但它给于我的惊异和疑问却是来自于被寻找的人的一张一寸照片之上。照片上的人看起来很年轻，虽然不算眉清目秀，但也属于那种方方正正的男子。他在照片里的穿着显和有些过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流行的一种夹克衫，领子有点大，使他的头颅看上去有点偏小。尽管这张影印在报纸上的照片并不算十分清楚，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模样就已认出了他。他就是我的邻居，不明不白的死在医院卫生间里的王国庆！
这张报纸发行的日期和王国庆死亡的日期相隔只有一天，也就是说，刊登寻人启示的时候王国庆已经死了，为什么在他死去之后还有人在遥远的浙江发出寻找他的启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下午在茶社里的中年人，他偶然间吐出口腔的方言。我猛一激凌！这张报纸根本不会无端端的被他带进茶社里，说不定这个人就是能掀开王国庆之死根本原因的线索！
我迅速站了起来，穿好外套出了门，闯进了满天风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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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碰到一些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的事情。
当我赶到急救车所在的医院时，中年人和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的老者已经离开了。
一名护士告诉我，那位老人有心脏病，在经过及时抢收救之后，他已经苏醒，并和中年人秘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所谓秘谈，就是“请”主治医生和护士们都回避一下，他们有十分要紧的事必须单独呆上一会儿。主治医生严肃的嘱咐了两个人几句，就走了。护士们也因为老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而注意力发生转移。但是据这名护士讲，大约在他们交谈中间约二十分钟的时候，她还曾经过那间监护室，不经意的看到两个人正在相互交换着什么东西，可在五分钟之后，当她再次经过这里，两个人却都不见了！病床上只留下一叠人民币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多谢贵医院相救，无以为报，仅此钱作为答谢，望笑纳。”
我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见到了这张纸条，上面的字迹古朴秀拔，颇有怀素之风。看起来，他们虽然走的有些急，但决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
主治医生告诉我，他们留下的钱数是一千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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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一点点失落和疲惫回到了家里，在看到那张报纸时，我立刻决定，给这则寻人启事上留下的电话号码打了个电话。至于后果会是什么，我当时也没有仔细的去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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