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遣人间报不平——侠的兼爱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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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遣人间报不平——侠的兼爱理想
如果说“自由”是侠者为自己争取权利,“兼爱”则是侠者为他人作出贡献。自由和兼爱,是侠者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基本态度。
什么是“兼爱”?
“兼爱”一说,最初见于《墨子》。墨老先生被后人视为侠者之祖,他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因为漫漫长夜中还多的是兽道的惨酷,等级歧视、血腥仇杀、自私自利,故有“兼爱”。
无条件的兼爱造就“平等”。
有条件的兼爱形成“义气”。
而“平等”和“义气”正是侠义道中虽不完善却十分可贵的社会理想。
兼爱的反面是“不相爱”,是损人利己以求自利自爱。
侠者轻财好施,振穷救急,正是为了实现“兼爱”。侠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则是为了铲除“不相爱”。
“自由”曾是侠义原则的精神实质,那么,“兼爱”就又是侠义原则的现实表现。
伦理制约下中国文化的特性
中国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社会,基本上是呈现一种以五伦为主的制约文化。对中国人来说:「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离,人就被蒸发掉了。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亦即只有在二人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而这「二人对应关系」即包含传统中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实伦理规范原是好的,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但若我们太过重视伦理辈份的关系,以至於它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唯一准则时,我们就不得不去正视其所可能带来「自我」的迷失。金庸小说中所提及灭绝师太和周芷若的关系,便是一种在此五伦制约文化下之典型。

在万安寺第七层的囚室中,灭绝师太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在短短的时间中,连续要周芷若答应三件大难事:先是立下毒誓,不许对张无忌倾心;接著要她接下峨嵋派掌门职位;最後甚至要她以美色相诱张无忌而取得屠龙刀和倚天剑。这短短的几分钟的话语造成了日後周芷若的性格变化及注定了她与张无忌之间的爱情悲剧,小时候的周芷若本是个温柔细心的女孩,连张三丰都称赞她「良心甚好」,从许多描述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她虽然是一个心机深沉的女人却实无害人之心,只是後来她为了遵守恩师的遗命,却不择手段、多行狡诈,可见在中国伦理制约对人的一生影响力之大。
而在她们这段对话中,也突显出中国传统以伦常辈份为牵制的社会文化,使得上对下的操控成为合理的事实,辈分在上者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伤心、痛心的情绪或无限的权力,来逼使辈分较低者顺其意而行。其中问题就出在,当一个社会并没有绝对的标准时,我们所遵循的就只是「别人」的标准,且不易去质疑在伦理关系中所得到的教导,没有一个真正否定的批判思维;但人并非都是完美的,我们可能因此将一个错误的教导奉为圭臬而不自知,在中国就有许多愚忠愚孝的惨烈故事,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在伦理规范下,我们习惯於遵从长辈的教训,而不曾深思过其中的对错;在另一方面,对个人而言,在无形中「自我」便被抹煞掉了,而失去了自己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甚至使个人的思考能力渐渐消退而不自知。整个社会也会因而固守传统,不容易产生改革,对社会的现代化更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伦常辈份至上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也是一个包袱;在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不仅阻滞了中国文化的再更新,也使得五千年来的中国人都必须受此束缚,受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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