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木汐、司琪合买了一个饭卡，今天被我忘在家里了。晚自习前，我们三个饥饿的人，幽灵一样满楼道乱窜，希望能找谁借到饭卡。“喂”，我说，“你们两个节省点体力行不行啊！”我惜力地跟在后面嘟囔着。木汐一把把我揪到了前面，说：“你熟人多，你不出头谁出头！”熟人的确碰见不少，要么没饭卡，要么没带饭卡。我们只得无奈地奔向小卖部，去买已经吃得难以下咽的面包、火腿，一路上，我差点没被她们骂死。刚推开小卖部的门，上课铃就响了，又不得不两手空空地往回跑。接下来的晚自习，各种美味在我脑海中轮番晃动，晃得我眼冒金星，看天空像一块大饼，看星星像一粒粒的芝麻。
放学回到院里，看到一楼的住户在大办丧事。纸牛纸马纸轿子，密密麻麻的花圈花篮，披麻戴孝的亲属，络绎不绝的人群，撕心裂肺的哭丧，在素来安静的环境中格外的突兀。
经过时我不由得有些恐惧，腿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但我还是想到了把听了一路的MP3关掉，算是对死者的尊重吧。
想起外公走时是多么的孤寂。外婆，妈妈和我，是他最亲的亲人了。外公对死亡看得很淡。真的。我从没见过面对死亡那么坦然无畏的人。我也没见过那么平静的面容，没见过死亡会呈现出如此美好的姿态。在殡仪馆告别时，十一岁的我甚至想去摸摸外公的手。我想，就摸一下也好，再过一会儿，这个身体，这个面容，这个曾抱过我亲过我爱过我的人，就再也不存在了。可是，我摸不到。我和外公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的棺盖。
此后我多次想，薄薄的透明的棺盖，它多像生与死的界限啊。你可以看见死亡，也许死亡也可以看见你，但隔着它，你过不去，它也过不来。我还想过，死亡它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着的呢？是一片混沌，一团雾气，还是，像电影里的幽灵那样飞来飞去？
我亲爱的外公，在领完最后一次工资的转天，走了。是的。我记住了这个细节。因为我的外公把所有能给予这个家的都给了。他再也没有时间了，再也没有能力了。他还避开了春节，他在春节前三天让我们料理完了所有的后事。这是外公奉献给我们的最后的仁慈。他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去了。我们那时才发现，作为大学教授，他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他带上了三样东西：一副眼镜，几份《参考消息》，还有我写给他的一封信。我那时只有十一岁，写了什么现在已经忘了。那封信让外公的一些老朋友掉下了眼泪。我记得。
没有遗嘱，没有信件，没有遗言，外公了无牵挂地走了。也许他真的累了。我们的快乐、烦恼、幸福和麻烦他都不再问了，不再听了，不再管了。
不办丧事，不开追悼会，不贴讣告，不收花圈，不挂遗像，不保留骨灰——外公生前多次这样说道。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人们常说开灵车的人心眼不好。可是，外公的灵车开得又慢又稳。后来大家猜测，是因为外公所在的大学在他的灵柩上披盖了一面党旗。鲜艳的红色为他抵挡了尘世的所有肮脏与邪恶，他得以带着最洁净的精神而去，如同婴儿。
可是，亲爱的外公，你去了哪里？
晚饭时，林遥打来电话：“猪，我的作文你什么时候写呀？交稿的时间又提前了。”我说：“不好意思啊，题目我忘了。”他又重复了一遍。
1。看一个民工喝水。
2。上课打嗑睡。
3。躲雨记。
“这谁出的破题目啊！”我抱怨着。
他讨好地说周六请我吃饭。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可能出校门的。他试图说服我。我说：“为一顿饭违反学校纪律，太不划算了吧。”他不甘心，唠唠叨叨地很是烦人。我说，“你再多话，你的作文我就不管了。”他立刻闭上嘴巴，挂了电话。
刚把作业铺在桌子上，阿透的短信来了：“亲爱的，干吗呢？”她就喜欢在晚上纠缠我。我答：“亲爱的正在给白痴写作文。”她说：“白痴太多了，说说看，具体是哪一个。”我说：“林遥。”她愤愤地说：“喂喂喂，他凭什么让你写啊。”回她：“我命苦。”她就像个怨妇一样喋喋不休，说她们班作业留了十一项，不知要写到哪辈子了。我说看来你比我还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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