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六、谭氏家庭
原来，谭亚明的大姐叫谭茹荷，茹荷自幼在武城老家长大，家里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抗日战争中，老爷子为保护被捉的茹荷不被鬼子蹂躏，在一次与鬼子的交涉中被鬼子枪杀，茹荷趁混乱逃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随后，谭茹荷在青岛做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入狱，直到鬼子投降，才被党的组织解救出来。她回家后，为惨死的老爷子上了坟，见佃户们个个穷得可怜，一种“干革命、均田地”的想法油然而生。她与母亲、两个弟弟商量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房屋田产全卖给了佃户，只留了一块坟地和一处房子，然后，把母亲留在家中，交用所得的钱财，把两个弟弟带到了青岛。她通过党的组织，把大弟弟亚风送去当了解放军。不久，因战功卓著，当了一名团长。她留小弟谭亚明在青岛的一家船厂当童工，自己继续从事地下党的革命工作，并与一名曾是游击队长的政委结了婚。
青岛解放后，谭茹荷做了青岛市委的一名处级干部。随后，便把弟弟谭雅明送到省城济南。因为历华县属济南市，就被安排到了杨道口供销社做了会计。亚明同大姐茹荷在青岛生活的几年里，辞掉了童工上了学，一切生活来源全仗姐姐、姐夫。他俩的薪水都挺高，雅明过得比较安逸。青岛市区的生活水平本来就高，所以，解放后谭雅明的生活很幸福。大姐家住在一座洋楼里，是德国鬼子时的建筑，水电暖齐全，家中有警卫员和服务员，吃饭穿衣都有人伺候，雅明过那种日子习惯了，对这杨道口地区的农村生活很不适应。所以，他并不满足。这一点，与银官儿有很大的不同。银官儿对目前这种生活觉得享大福，亚明则觉得这是受苦。
谭亚明要去县上开五天会，银官儿就说：“你不在这尼，我就回家一趟吧，你回来时，去我家尼找我！”亚明说：“也行，你家去看看，该想家了。”
银官儿买了两包点心和一只烧鸡，提了两瓶酒回了家。全家人迎过来，母女、姑嫂、兄妹以及姑侄都叙了话。银官儿把酒递给大壮：“哥，这是给你的。”大壮说：“看你，尽是破费，得知道节省啊！”她把点心只给季氏留了一斤，那另一斤就给了大壮家。季氏见了点心，摸过来就吃，银官儿熊她：“也不洗洗手就吃呀？不知脏净的！”季氏说：“俺早晨才洗了，还洗啥？”银官儿说：“现在都晌午了，早晨洗了管个屁用，还得再洗！”季氏只得又去洗了，银官儿才让她吃。
青儿嘴馋，缠着她妈要点心吃，大壮家说：“不能吃！这点心还有用，我还留着为人当脸哩！”那只烧鸡，全家人也割舍不得，你一口我一点的吃了一半。银官儿说：“哥，你留着这一半儿跟人喝酒吧！”
第二天早上，大壮家专为银官儿蒸的细米掺了细糠的窝窝头，捎带着在大锅里用个小盆馏了热水，倒在那个瓦制的洗脸盆里，又兑了点凉水说：“你姑啊！你是新媳妇！你先洗，趁热啊！”银官儿看了看那瓦制的脸盆，心里不踏实，勉强蘸了蘸手洗了洗。洗完了，一家人轮流着洗了脸和手，那水已经非常混浊了。
这时，周以吉一步迈进来，见那瓦盆里的浊水还冒着热气，就股低下洗脸。银官儿笑道：“啊！这么脏了，还能洗呀？”周以吉边洗边说：“哼！脏啥？水不沾人啊！只有人沾水，没有水沾人的理啊！”
周以吉是来向周大壮借半分凿的，洗完脸，拿着半分凿就走。大壮留他吃饭他不吃，一溜烟走了。
小泳、青儿、季氏对那细米掺了细糠的窝窝头都吃得挺带劲，唯有银官儿难以下咽。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只喝了两碗胡萝卜条儿的小米饭汤。她便说起了跟亚明怎么怎么享福。她心中荡漾着掉进福窝里的快感，说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只说得大家都为她能有这么一个归宿、找了个好女婿而高兴和庆幸。大壮家说：“你姑啊，真有福哩！俺这穷命鬼，怕是一辈子也享不了那号福哇！”季氏就说：“哼！她还有福哩！啥福哇？渣豆腐，臭豆腐哇！”银官儿不高兴地说：“你就是贱气多，尖嘴溜猴的，俺享福碍你啥事呀？”大壮却说：“其实啊！自从解放分了地，家家都有了饭吃，稍微种种地就饿不着了，除非他发懒不种地。咱这号人，也就用不着享那么大的福，吃个细米细糠的饼子窝窝的，喝碗饭汤就跟咸菜，冻不着、饿不着，也就知足了。吃常了，还是这家常便饭长久。大鱼大肉我都吃过，到谁家都是好好侍候我，可那不长久，总觉得不如吃家常便饭长久啊！吃孬吃好不要紧，长久下去才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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