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鲁迅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临死时写的遗嘱，表示对他的论敌，一个也不宽恕；他又告诫后人处世之道：撞上别人的门牙，主张宽恕的人，千万不与他接近。鲁迅的这种态度，与他主张的直面人生是一脉相承的。鲁迅是一个不苟且生活的人，他知道，对恶的放纵，就是对善的虐待。
鲁迅最后的日子，心情是异常凄苦和沉重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他暗杀他；左联有人要推开他，因为他的威望太高，遮住了他们的光辉。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自己的老母和孩子将悲凉的面对将来。陈丹青说，鲁迅的晚年，是一心要把自己弄死的样子。那只是陈丹青他自己的心情。鲁迅是希望他在这个世界上多活着的。他对人说：我近来又摸着了中国人的一些“脾气”，只要我的病好起来，是能做一点事情的。
可他此去的已是泉路。
在鲁迅病重的时候，徐懋庸雄纠纠的打上门来了。
徐懋庸给鲁讯的信，是由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引起的。
抗日战争开始，左联的领导人周扬等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国防文学”作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文学的总口号。鲁迅觉得“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比较含糊，并且不能包括有关战争以外的其它题材的作品，遂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让胡风作文发表出去。
胡风的行为引起了周扬徐懋庸等人的极为不满，又加上鲁迅胡风诸位没有加入周扬徐懋庸领导的“文艺家协会”，他们的行为便被看成是分裂文坛。
徐懋庸给鲁迅的信，用鲁迅的话来说，“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徐懋庸的信，有大篇幅的文字，确实是对鲁迅先生的指责和对他周围朋友的中伤和诋毁。
徐懋庸说，鲁迅近来的行为，无意间助长了恶劣的倾向。证据是什么呢？是他们不加入文艺家协会，另提口号，分裂文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鲁迅也是人，受到指责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徐懋庸对他周围几个朋友的攻击是带有人格的诋毁亵渎，而且语气是非常的专横霸道和狂妄自大。——
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无异于对先生的效忠致敬。
巴金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在当时，这是一个对黑暗现实不满的青年的理想追求，虽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当时像巴金一样相信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不计其数。徐懋庸先生抓住了巴金的“前科”，把它作为巴金破坏联合战线的思想根源，揭示巴金的“反动本质”。这就有了上纲上线给别人“扣帽子”的味道，自然是，像巴金这样的人，在徐懋庸的眼里，是应该扫出联合战线的。
至于胡风，由于作文提出什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他被周扬等人暗中调查过，证明他是“内奸”，周扬等人通知鲁迅，意思是要鲁迅“清理门户”。
最后，徐懋庸对鲁迅的几个朋友做了总结性的通缉：对于他们的行为，打击本极容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方面都感到极大的困难。
鲁迅的心情是异常悲愤和痛楚的，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徐懋庸这小子，明知我病得很重，不能写，也不能看，却兴冲冲的打进门来，大有“抄家”的架式。
鲁迅微闭着眼睛，鼻孔深一口浅一口的喘息着。“他们是要我早死，好让他们称王称霸文坛。他们要叱咤风云，指点江山，一呼万应！他们以为我拦着他们的道路啊！”
他身边的几个可爱的朋友，都是正直热情有为的青年，在徐懋庸等人的眼里，却成了“叛徒”，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动分子”，品格低下的“叭儿狗”，而自己就是他们的后盾。徐懋庸他们要我清理门户。他们知道我生病，年老体弱，不能长期与他们斗争，公开向我鸣鞭，鞭子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头上。他们指教我，说我的思想已落后于时代，是一个老朽的东西了。如果我死了，他们也假装同别人一样地痛苦悲鸣，心里却兴奋地蹦跳着。
我把自己的血献给他们，如今我身疲力尽了，他们要把我扫地出门。有一股气流从胸口冲到脑门，鲁迅痛苦地呻吟一声；声音很大，连他自己都吓着了。他赶紧闭上了嘴巴，怕自己的亲人听到，他干瘦的脸上只有两只浮肿的眼睛大大地张着。
不行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让他们胡来！他挣扎着起来，叫来了冯雪峰；他一字一句的陈述，冯雪峰一字一句地记录着。——
……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交友的道义，也是我看人看事的结果。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鲁迅这个人，是有偏激的特点，也有他自己的自负和狂傲。但他的一生，是基本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义的，这是鲁迅的高贵，也是他的伟大之处。鲁迅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还是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威望澄清了两个口号之争的事实，保护了他身边年轻的朋友。他热情地盛赞了巴金。在中国的现代作家当中，巴金是他高度赞誉的第一个人。——
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他对苦难的预见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深深地意识到，将来文人的运命比他生活的时代好不了多少，——
他们要么是归附权贵，迫害别人自己风光；要么默默无声，放下手中的笔明哲保身（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沈从文一样，欢欢喜喜地去扫厕所）；要么是坚持真理，抗拒强权，受害坐牢受灾受虐受侮。
他感到，他身后的文学，在呐喊和凯歌声中，将是一片空白。谁来繁荣进步文化，靠周扬徐懋庸他们来领导么？他苦笑了一下。看他们稍稍出头，就摆出唯我独尊的气派，对于不同的声音，采取的是打击诬陷清除异己的态度，他们要当的是“奴隶总管”。将来的文学，在他辈的手中，只会变成“屠宰场”。
自己要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孩子。孩子不懂得自己病危，在家里蹦来跳去。孩子将来怎样生活，他无法知道。身后的事儿是一片茫然的，他只知道，他无法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唉，自己奋斗了一生，也可谓英名一世，世界还是到处充满着血腥。孩子长大后怎样生活呢？总得平安活着吧，是不能像柔石一样让十颗子弹穿过脑袋的；也不能像周扬徐懋荣他们，当空头文学家。
他又挣扎起来，一字一句的写着自己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他一字一句，写的是深沉的父爱。希望儿子平安的活着，朴素的活着；不害人，也不为别人所害。
两颗苍凉的泪水在他的眼眶打转，但没有落下来。
鲁迅预感中的事，全国解放后不久就到来了。
五十年代，胡风因为上万言书，招来了灭顶之灾，被囚禁了二十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受到了普遍的侮辱和损害。巴金的妻子得了癌症当局不准治疗，去世了，可谓家破人亡；他自己像牛一样接受别人的鞭笞和宰割。存者受辱，死者长已，他忘记不了这苦难和耻辱，写了五十万字的《随想录》。在文化大革命中，无数的知识分子被“抄家”了，他们没有了栖身之所。知识分子在一夜之中变成了社会的罪人，这回雄纠纠打上门来的不是徐懋庸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他们比徐懋庸更年轻，更无畏，更有理想，为民请命，扫荡“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企图开创一个新世纪的“文明”。
鲁迅所厌恶的用意识形态整人害人杀人的行为在“文化大革命”蔓延全国，最后变成了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
五十年代，徐懋庸整人，后被划为“右派”，被人整，非常悲惨。周扬紧跟形势，迫害过许多人，文革被害，坐牢九年。文革后，周扬内心真诚悔悟，见人就赔礼道歉，有时泪流满脸。周扬晚年，在文艺界倡导自由风气，为年轻人保驾护航。
周扬徐懋庸他们，均是有才华的人。可他们的一生都是为意识形态奔走，折腾别人，又祸害自己。作为文人，他们的一生并没有留下几篇脍炙人口的文章，遂成为鲁迅所预言的空头文学家，可悲可叹。
在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种恶劣的倾向，那就是喜欢打家劫舍。一部《水浒》，说的是一百零八好汉打家劫舍的故事。故事讲得绘声绘色，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武人用“力”打家劫舍，文人用“意识形态”打家劫舍；武人打家劫舍为财，文人打家劫舍为名。
几千年来，这阴郁的风不断地吹着。
一直到今天，文革的余风还时有回响。
前一段时间看《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讨论的是《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问题。有一位贵宾范先生，指名道姓的大骂范跑跑不忠不孝，竟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我听来是特别的刺耳。人谁没有过失和做事不周全的地方，在公共场合批判别人，诋毁别人的人格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是应当制止的（莫非道德君子以为别人是没有人格可言的）。范跑跑因为在大地震时不尽职和以后言论的失当，已经被扫出了教育战线，失去了他心爱的“文化家园”，道德的君子还要对他穷追猛打，似乎非要拿他游街示众才尽兴。“文革”的作法是，打倒了还要踩上一脚，让你永生永世不得翻身。
哪些有智慧有良知的人不会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明白“道德审判者”灵魂的卑微和面目的丑陋。世上的事情不是有法律来管么，法律是什么？文明的社会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云云众生不受道德无谓的伤害。况且，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美德是“忠恕”。忠者，待人要忠厚忠实忠诚；恕者，对人要宽厚宽容宽宏。道德审判者的行为与之背道而驰。道德审判者以刻薄为能事，诅咒别人，激化矛盾，破坏和谐，最终损害进步文化。
用意识形态扫荡别人，动辄就“抄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鲁迅地下有知，他生前的悲愤和忧虑也该释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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