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钢铁基地攀枝花，以其钢铁工业巩矾钛钢材闻名于世界。这也许和它古代周边的青铜器冶炼制作，冥冥中注定的巧合吧！而对攀枝花铁矿的发现，建成现在的钢铁基地，却又历尽老一代科学家的艰辛。
青铜时代，代表性文化遗存是各种类型的青铜制品。就在攀枝花所辖的盐边、米易和仁和，先后收集到近20件青铜器。它们多数出土地点明确，为古代墓葬之随葬品。这些被发现的青铜器，大都是生产、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它可分三大类，兵器类有：铜剑、铜矛、铜戈、铜钺；工具系：铜斧、铜刀、铜锄；装饰品类仅见铜手镯。其中兵器数量最多。青铜器的冶铜铸制工艺成熟，纹饰特征突出，显露出十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器形百分之九十与滇西地区青铜器类似，文化面貌一致。这表明活动在攀枝花的山地民族，同滇西主体民族，系同一民族集团成员。少数有明显蜀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系受蜀文化影响产生的仿制品。
这批距今2000多年(相当于中原战国——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佐证并确立了攀枝花青铜时代历史。文化内涵出现不同文化因素交汇现象，反映了古代滇西与蜀地民族长期存在的经济、文化交往。这也是滇、蜀古道沟通的重要例证。因此，这些青铜制品，在金沙江中游青铜文化研究上有着重要作用。
在当今世界上的城市，有成千上万，但人们已很难说清它们的起源了。这是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远古时代第一次播下种子的时候，所形成的村落演变而来的。而在千年的“不毛之地”上新建的钢城攀枝花市，由于奠基于当代地质科学者们的大量辛勤劳动，就使我们有幸能探究它的起因，说出它的来龙去脉，这是攀枝花有别于其它城市的特点。
当谈到攀枝花市的起因，就不能不谈到攀枝花的发现人。有一种说法称，攀枝花是法国人李克列（www.xiaoshuodaquan.com）于一**九年发现的。现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教授，曾托人查阅了国内现存的外文资料，结果是毫无根据。现在地质界公认，这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教授发现的。但发现的年代，诸说不一。初计有五种之多：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零年。
常隆庆教授，一九三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接着，他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了两年整。一九三二年九月，由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推荐，受四川大实业家卢作孚的邀请，来到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根据常先生的自传，当年冬天仅到川西地区作过地质调查，而没有涉足川南。故一九三二年发现之说，难以成立。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零年，常先生曾六度出入攀西地区。根据他生前绘制的路线图和著作《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证明一九三四年他最远也只到了凉山州的雷波，还没有到过西昌，故没来攀枝花。一九三五年春，常先生到万县、绥定一带调查石油。夏季到南京、苏州。秋季同李贤诚到綦江测绘铁矿地质图，为开办重庆钢铁厂做准备工作。直到年底，他才启程来四川西南一带。一九三六年，才是常先生涉足整个攀西地区，作出重大发现的一年。也是“发现攀枝花”存在，争执的一年。据常先生的遗墨：“一九三五年，我在綦江铁矿大约才一个月上下，院中因四川西南会理一带发生地震，金沙江断流，又通知我前往调查。我将綦江全部工作交李贤诚负责，同时离开綦江，同助理员殷学忠向西昌进发。当时已接近一九三五年底……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须完全步行。途中又要画线路图，并采集标本，所以行程很慢。到西昌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了。我们的路线是先到会理，去看所谓金沙江因地震而断流之地。也只有山痕迹，别无所见。但到会理之后，看见当地地质情况很合乎金属生成，我们就在会理把重心放在找矿上面。当地许多矿是早已发现了的，并且曾经开采过；一些矿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的，都未经过地质学家作过储量计算或研究，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常先生一九三九年六月底到了西昌，当年底就出外找矿。根据常先生自传：“冬到会理、永仁一带调查。在永仁的仁和发现那拉箐煤矿（11月14日在东凤山营，11月27日在永仁，12月4日在那拉箐）。”那拉箐就是今天的宝顶煤矿。因此年终考绩获得一枚“干城”奖章。同时在发薪表上填上“同少将”的职衔，月薪亦由二百元增至三百元。常先生写到，一九四零年“与技专校合作，与技专校教授刘芸生（名芝祥）于八月中旬出发，重点放在盐边、盐源地区……这次我们找到了盐边攀枝花铁矿，作了一些小矿床储量等研究，大致在十一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伪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请其派人到攀枝花进行考察。”从而，常先生成为攀枝花矿的第一个正式报矿人。具体时间他在自传中说到：“八月二十四日到梅雨铺，九月六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绩得‘光华奖章’”。“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走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说一般的地质情形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就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铁矿外，其它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
《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九三七年有铅印本，现存数不多。另据笔者查阅，一九三九年四月，有一个《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概况》的腊纸刻写油印本，其中介绍地质研究所工作时，提到了常先生进行的十三项野外调查。在第七项中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西部科学院受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之托，调查西昌、越隽、冕宁、盐源、盐边、会理、宁南七县地质矿产，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五十余处……”据此，常先生“认为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完[冠]，而地[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绾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
通过查阅常先生的遗著和他当时的调查线路图，证明这次历时六月的徒步野外调查，从盐边到会理时，是沿着崎岖的江边小道，经过攀枝花矿山的。虽然一九四零年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攀枝花。但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中，他已经谈到：“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的影响极大，当花岗岩浸入时，……金、铁等类矿物……侵入岩石中，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浸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尽管如此，还不能证明他已经发现了攀枝花矿。
常先生《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例如当时的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给他的信中说：“……足下深入蛮荒，从事地质调查，风霜雨雪，饥寒育苦，皆所不惧，此等奋斗精神，求之当世，岂可多得，钦佩钦佩……”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以地质学家的身份涉足这广袤的不毛之地，第一个报道了这一带众多的矿产。因而一九三九年四月，伪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指名点姓，要调常先生到行辕任地质专员。当时的西昌行辕名曰“开发资源，整饬边备。”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政府安排第二个“陪都”。难怪抗战一胜利，张笃伦就调任重庆市市长，湖北省主席而不再“开发资源”了。
综上所述，加上大量的文献资料，攀枝花矿应是一九四零年九月六日，由常隆庆和刘芝祥教授共同发现的。但地质学界却不这么认为。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地质界曾派专人作了一年多的考证，仍将主要成绩归功于常先生。并确定攀枝花的发现年代为一九三六年。而且，结论得到了公认，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了解，这两个矛盾的年代，实际上并不矛盾。理由有二：“攀枝花”和“攀枝花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说的“攀枝花矿”，指的是兰山和尖山两座矿山。但“攀枝花”则是一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常隆庆教授与助理员殷学忠“费时半载，周历七县，突勘矿区五十余处”时，就发现了“攀枝花”。只是当时没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个庞大的矿群。“攀枝花矿”虽是一九四零年发现的，但它只是“攀枝花”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因此，地质界认为“攀枝花”的发现，应是一九三六年，发现人是常隆庆。根据黄汲清、程裕淇、汤克诚、刘芝祥、秦专馨、殷学忠等老一辈地质学者的谈话记录和函件，可以证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袁复礼、良赫、任泽雨曾先后两次去过攀枝花铁矿，不过未见正式报告。尽管一九四零年汤克诚、姚瑞开、戴尚清等人，曾先后到过攀枝花矿，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但报矿时间晚于常先生。而且，他们都是在常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撰文披露这个地区的矿产后，才陆续来的。即使与常先生同行的刘芝祥教授，在当年写地质报告时也谈到：“对沿途地质情况，常君供给的资料颇多。”因此，结论应该是：“攀枝花”是常隆庆教授于一九三六年发现的。“攀枝花矿”是常、刘两教授于一九四0年九月六日共同发现的。
这魅力之都──攀枝花。早在四十年代，常先生在《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一文中就说：“其露头甚佳，极易认识，本地人民亦知山上有矿。”六十年代末他又写到：“我自问实在说不上成绩，这些工作是在全国地质人员工作的基础上，在当地广大工农群众协助下进行的。”他那谦逊、朴实的科学家品质，甚至连他的子女直到一九七七年，当方毅副总理提到他时，也才渐渐知道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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