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外国商人曾经告诫自己的儿子：你千万要记住，承诺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兑现。儿子问：怎样才能做到兑现承诺？商人说：那就是，你永远都不要去承诺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信用很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度，最好别去承诺什么。
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拍胸脯承诺，但兑现承诺的时候却总是非常困难。就像诸葛亮拍胸脯承诺东吴“一定会归还荆州”一样，我们开出的多是些口头支票。
科利华公司曾经向购买学习软件的家长承诺：你家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本公司一定退款。结果后来科利华公司被家长们告上了法庭，因为公司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科利华公司的祖师爷就是诸葛亮，他当初很轻易答应要把荆州归还东吴，却根本没把兑现承诺当回事。
中国的房地产商喜欢向购房者进行承诺，等消费者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这其中隐藏了很多的承诺陷阱。双方之间的纠纷往往围绕着承诺的兑现问题。而在整部《三国演义》中，吴蜀之间的矛盾也几乎是围绕着诸葛亮、刘备的承诺兑现问题而展开的，如果不是诸葛亮的“信用欺诈”，东吴就不会和刘备反目成仇。
中国某航空公司因延误航班，而遭乘客要求退票，竟然被空姐骂“不要脸”。鲁肃向诸葛亮讨要城池时，也曾经被诸葛亮骂过“不通理”。
中国的商人喜欢搞行业联盟，以防止价格战的发生。但每每在关键时候，总有人会违犯同盟协议而主动降价，致使整个同盟土崩瓦解。这与《三国演义》中的吴蜀同盟如出一辙：诸葛亮总是算计自己盟友的地盘，于是使得吴蜀联盟的威力大打折扣，从而使得曹操赢得了休整和反扑的机会。
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曾强制一些居民偿还银行贷款，可还是有很多人装作没钱的样子而拒绝还钱。待检察院调查到他们中有人在隐匿巨资，且暗中炒股，于是决定要进行加倍处罚时，这些人才慌了神，急忙表示要马上还钱。检察院说，你们现在后悔，为时已晚，罚款是躲不过去的了。这种情况与诸葛亮、刘备的信用缺陷非常相似：先答应要归还城池，再想理由尽量往后拖延，最后干脆隐匿资产，说还不起，因为自己正缺少地盘呢。等遭到东吴无情报复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在推崇《三国演义》的国度里，没人把信用放在重要的位置。而那个善于进行“信用欺诈”的诸葛亮，被我们在各个领域仿效着。可有谁能知，正是由于诸葛亮的信用问题，而导致了吴蜀联盟的名存实亡呢？
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原本也是一项非常高明的战略。但这项策略一直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实施，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它有赖于吴蜀的合力抗曹。但自此后，吴蜀之间便开始勾心斗角，不断破坏原先约定的同盟协议。在这方面，诸葛亮是首开“信用透支”先河者。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想一鼓作气，渡江拿下南郡，但他非常担心刘备、诸葛亮会乘火打劫，坐收渔利，于是亲自前去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也为南郡而来。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
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将曹仁打得大败，东吴也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令周瑜感到愤怒的是，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悄悄偷袭了南郡。而且还利用南郡的兵符骗取了荆州和襄阳曹军的信任，从而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就这样，周瑜辛辛苦苦用鲜血换来的果实，却被诸葛亮窃取了。当时他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当然作者丝毫没有责怪诸葛亮不讲信用的意思，在作者的引导下，500年来也没有哪位读者去批评诸葛亮的失信于人。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原谅诸葛亮的诚信问题呢？潜意识中我们也受到了作者笔下诸葛亮的影响：荆襄九州，是刘景升之基业，景升虽死，其子刘琦还在。刘备以叔辅侄，有何不可？
就算诸葛亮说的有理，何苦当初欺骗人家，说是前来协助攻取南郡呢？事情是明摆在那里的：刘备、诸葛亮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兑现他们对周瑜的承诺。不仅如此，孔明又对前来表示抗议的鲁肃开了一个空头支票：刘琦死后，必将城池还给东吴。
面对诸葛亮的强词夺理，鲁肃虽然很恼怒，但他还是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刘琦酒色过度，病入膏肓，面色嬴弱，气喘淤血。他断定，不出半年，其人必死。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没跟诸葛亮过于计较，并回去安慰周瑜，让他耐心等待。
果不其然，刘琦不久便病发身亡。于是鲁肃再一次前去讨要城池。诸葛亮却突然变脸说：“鲁子敬你好不通理。这天下本来就是我汉高祖斩白蛇以后创下的基业，如今奸雄并起，各据一方，以后还是要天道好还，复归正统的。我主是汉室的后代，岂能无土地封分？况且刘景升是我主之兄，弟承兄业，有何不顺？你主是钱塘小吏之后代，平素根本无功德于朝廷，现在倚仗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却还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图。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你家主人姓孙却想强争？况且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军协力，加上我巧借东南风，他周瑜不要说是展半寸之功了，或许早被曹操将二乔置于到铜雀宫了，即使你鲁肃的家小，恐怕也是难保。”
这一席话让鲁肃瞠目结舌，沉吟半晌才说道：“真没想到你会再次食言，你这让我回去如何交待？”
孔明的空头支票再次开出：“为了让先生面上好看，我劝主人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图得别的城池时，便还给东吴。”鲁肃追问：“孔明待图得何处，还我荆州？”孔明承诺：“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
鲁肃带着诸葛亮的空头支票回去，按理说他是死罪一条。周瑜说得明白：“子敬中诸葛之谋也！名为借地，实是混赖。这等文书，如何中用，你却与他做保！他若不还，必须连累足下，主公见罪奈何？”好在周瑜念鲁肃当年有恩于自己，决定帮鲁肃开脱过错，要不然诸葛亮必然会害死鲁肃这个大好人。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周瑜设下美人计，让孙权假将妹妹嫁给刘备，未曾想被诸葛亮看破，并将计就计，最终让东吴“赔了夫人有折兵。”这便是“诸葛亮二气周公瑾”。当然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不妨假定其为真实）。作者想要表述的是，这“二气周公瑾”是周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何尝不是诸葛亮主动与同盟交恶呢？既然你已经识破对方计谋，不去娶亲便也罢了，何苦要杀对方兵士，气人家主帅呢？要知道，吴蜀合力，才是抗曹大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时已经想置对方于死地了。
后来，诸葛亮“三气周公瑾”，便把周瑜给气死了。有人说，不对，诸葛亮并不是有意要气死周瑜的，他前去给周瑜吊丧就是最好的说明。周瑜之死是因为他自己度量太小，才导致金疮崩裂的，
我们说诸葛亮这个人不仅狡猾，而且虚伪，读者都被他在吊丧时声泪俱下，悲痛万分的样子给迷惑了。连鲁肃都暗自思量：“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而。”其实早在周瑜扬言要助刘备攻打西川的时候，诸葛亮就大笑说：“周瑜死日近矣！”因为诸葛亮已经想好了气死周瑜的妙招。后来周瑜中计，诸葛亮夜观天文，又一次大笑：“周瑜死矣！”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看不到一点有关周瑜陷害诸葛亮的文字，也找不到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只言片语。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为“信用欺诈”而叫好的。
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刘备、诸葛亮的确有一些诚信问题，只不过远没有像《三国演义》描述的那样过份。但恰恰就是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诚信问题，导致了东吴的疯狂报复。
那是在刘备大军占领益州后，孙权希望刘备能转让荆州给东吴。刘备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备的托辞而已，于是不断派兵进攻刘备的属地，给刘备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刘备的诚信缺失被放大了很多倍，而且是被当作一种智谋来进行宣扬的。
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大军夺得西川后，诸葛亮也没把“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的承诺放在心上。不过东吴自然还在惦记着这件事。张昭献计，让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索要荆州，并声称：倘若不还，就杀了诸葛瑾全家。
面对东吴的动作，诸葛亮、刘备、关羽联合上演了一出戏，先是刘备假意答应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东吴。然后，诸葛瑾到荆州索要三郡时，却被关羽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了。诸葛瑾在回西川找自己的亲兄弟时，诸葛亮早就躲出去了。诸葛瑾再次找到刘备，刘备却说：“吾弟性急，极难与言。你可先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三国演义》以赞许的口吻描述了诸葛亮、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的经过，使得东吴终于认清了对方所谓的合作诚意，于是暂缓攻击曹操，转而制定报复刘备、诸葛亮的计划，连鲁肃这样的忠厚人，也成了坚定的报复刘备、诸葛亮的一份子。
诸葛亮信用缺失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东吴图谋报复——关羽败走麦城且被杀身亡——刘备兴兵报仇——张飞被部将所杀，刘备更加失去理智——陆逊火烧连营，刘备白帝托孤。
费尽一切心机，赖着不想归还荆州。结果荆州还是被东吴夺回去了，而且还伴随着如此悲惨的牺牲和损失。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信用欺诈”是很不划算的。假如他早点让刘备归还了荆州，也不至于弄得个关、张惨死，刘备托孤的结局。
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失信于周瑜，是为了维护对刘备的忠义。再者说，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信”也是排最后一位的，远没有“忠义”那么重要，就连那个“智”，也排在“信”的前面。
也许正是因为诚信被排在智谋之后，才使得中国人屡屡将诚信抛在一边，而去尝试计谋和背叛。
从现代管理学理论出发，诚信应该是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团体若缺乏了诚信，就必然会遭到其它团体的攻击。当年刘备受诸葛亮之计策而背信于孙权，导致了孙权的疯狂报复，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小看了诚信的重要性。
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各带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在对方落难的时候还能相互救助，可一旦实力膨胀，便开始背弃盟约，互相搞磨擦。最后大家分道扬镳，一个在北京搞大顺政权，一个在成都搞大西政权。最后被清兵各个击破，分头消灭。
清代义和团闹事，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太后一看这些“拳匪”有利用的价值，于是暗中支持他们到京城闹事，专找洋人的麻烦。洋人大怒，认为慈禧政权失信于他国，于是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知道清军招架不住，只好逃离京城，并开始向洋人求和，许诺巨额赔款，而且还凶残剿灭义和团，以平息洋人的怒气。慈禧先失信于洋人，再失信于民众。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其丑恶嘴脸暴露给了国人和世界，不仅导致人民对清政府怨恨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似乎很不会解决诚信的问题。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曾经有过诚信方面的污点。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考证，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自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时那些逃往海外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交往，甘心以“二十一条”要求出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唐德刚在书中写到：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70余万元）。
后人为孙中山辩护，认为上述资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再者说，孙中山表面与日本示好，内心却怀着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这是一种驱除鞑虏的变通手法。总之，为国为民，“小过可以出入也”。
然而，孙中山的变通式爱国却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让日本人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也让日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有了借口。
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政客。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均因蒋介石的背弃诚信而遭破坏。北伐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人和先进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断向**军队进行挑衅，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
“三国”是一个只讲计谋，不讲信用的时代。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学不到有关信用方面的智慧，崇尚“三国”的奇巧淫技，必然对中国的“信用”建设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拿电子商务来说，目前使用因特网支付方式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达到40%，可中国电子商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结算体系却无法建立。中国消费者不敢相信在网上卖货的人，他们只愿意接受货到付款的方式。商家只好委托送货人去收钱，当然送货人白跑的次数也很多，因为消费者经常会不认账，商家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网络精英们所设计的多种业务模式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们终于想出了“短信代收费”的招数。由于内容商要和电信运营商分成，短信消费者的成本自然要高出信用证消费。仔细算来，由于中国人信用的集体缺失，使得短信消费者每年都要多花几十亿人民币，这些钱当然都流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口袋里。
诚信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无一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排名最后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只有9.68。上市公司的平均信任度指数为35.6，而该指数满分为100。
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布虚假报表、信息披露不及时、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内幕交易等等。
再看食品饮料行业。嘉裕长城葡萄酒被曝年份做假，其委托生产的企业成立于1998年，但嘉裕长城公司却有大量的92年葡萄酒摆上柜台，而且其所谓92年葡萄酒价格要高出近年份产品很多。而嘉裕长城公司则称：虚标年份已成行业“惯例”。长城、丰收、威龙等各品牌均有自己的年份酒，其中92年份价格都要比其他年份酒或普通葡萄酒高出很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评酒专家组组长陈泽义指出，目前市场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1992年的国产年份酒，实际上，我国从1996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出产干红葡萄酒，1992年时国内种植的葡萄产量及葡萄酒产量都非常少，只有数十吨，另外，葡萄酒也需要严格的储藏条件，在1992－1996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厂家有实力生产年份酒，所以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92年份”、“95年份”酒令人怀疑。
在诚信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处理方法不同。2005年，肯德鸡遭遇苏丹红事件，雀巢遇到碘超标的问题。这两家国际企业正式向消费者道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恰好上海光明乳业公司这一段时间被曝“回炉奶”事件，光明乳业董事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国内乳品厂都有回奶罐。这种说法遭到其他乳品企业的强烈抗议，认为光明乳业是在推卸责任。消息一出，各界哗然，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光明乳业在推脱责任，还是国内乳品行业均有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商及著名品牌之一光明乳业(BrightDairy)销售大跌，因为有人指责该公司隐瞒了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的有关消息。尽管西方企业有着丰富的消费者投诉经验，但是上海最强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光明乳业对回应投诉尚不习惯，更不要说承认有关产品有问题了。光明在含糊其辞近3周后，才证实有关报道，即在炎热的夏季，它在河南省的一个下属企业将牛奶产品存放在户外，原因是冷库已装满。
为了解决诚信危机，有的行业采用了承诺制。比如国内上市公司喜欢在圈钱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告承诺，但一旦圈钱到手，这些承诺便付之脑后。国内上市公司交大博通(600455)曾在招股说明书中向股民承诺，保证王卫东、于雷、刘斌、邬树新四名发起人股东三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但仅仅一年以后，这四股东便将持有的全部交大博通非流通个人股转让给经发国际有限公司。
看起来，在中国违背承诺的成本很低。由于相关配套法律还不健全，使得企业、个人肆无忌惮地挑战着信用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呢？这里面当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人们为诸葛亮“三气周瑜”而拍手较好，把孔明的信用透支当成了智慧的表现等等。
现代管理也是如此：当战略失误的时候，战术细化必将劳而无功；当方向走错的时候，努力创意只会加快灭亡。
有一本叫《细节决定成败》的书，曾经成为国内市场上的畅销书，很快市面上又有《细节左右成败》、《决定成败的细节》等跟风之作出现。据说有很多企业家也要求员工必须去读这类书，原因是国内员工被认为普遍不注重工作的细节。
我并不反对注重工作细节，但我以为注重工作细节应该要以正确的工作方向为前提。否则，钻头打歪了，出来的肯定不是油。诸葛亮就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诸葛亮的事业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细节未必决定成败。
下面我将以诸葛亮为例，来分析战略与战术细节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诸葛亮以用兵谨慎而出名。但诸葛亮的这种谨慎只是一种细节上的重视，它并没有表现在战略高度上面。不仅如此，他的战略决策行为简直可以用“盲目”二字来形容。“隆中对”中“荆、益二州分兵出击”的策略虽然打动了刘备，但却带来了兵力分散的缺陷，导致后来荆州被袭，关羽致死；北伐中原则完全忽略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可以说，诸葛亮不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炒短线的投机分子，只不过他比别的投机者要谨慎一些而已。
诸葛亮的谨慎实出无奈，毕竟它所从事的项目太过于投机，面对的风险非常巨大，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他不得不每前进一步都想好退路。如果说他在大的战略方面决策正确，那么小的战术上则可以有一些弄险的余地。但是由于诸葛亮在大战略的定位上相当盲目，小战术方面必然要做弥补工作。这也便是他不敢弄险的缘故。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算度精细几乎到了“料事如神”的地步，但百密也有一疏，他算对的东西虽多，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也不少。
诸葛亮算准了自己一定会遭周瑜的嫉妒和陷害，于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反击周瑜，不仅从周瑜手中窃取荆州，还导演了“三气周瑜”，最终制周瑜以死地。但诸葛亮并没有算计到东吴会怎样给周瑜报仇，也没有料到孙权会时时刻刻惦记着荆州。以吕蒙、陆逊为代表的东吴将领继承了周瑜遗志，把夺取荆州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真可谓“一个周瑜倒下了，许多个周瑜又站了起来”，连那个被诸葛亮玩得团团转的鲁肃，也开始为夺回荆州而到处奔波。这一切都是诸葛亮没有想到的。诸葛亮的这些思想上的疏漏便正是荆州被袭和关羽被杀的根本原因。
那么，以用兵谨慎而著称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疏漏呢？其根源在于战略上的失误。由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将荆州和益州划入了刘备军团志在必得的关键领地，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攻取荆州和益州，甚至违背承诺，冒着打破孙刘联盟的危险去窃取即将被周瑜攻取的荆州。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必将给未来的战术运用带来很大难度，所以无论诸葛亮在获取荆州的过程中表现得多么严谨和仔细，也无法保证在防守荆州时不出差错。总之，荆州早晚要被东吴夺回的，因为诸葛亮的思维已经无法顾及到太多的细节，而他所顾及不到的细节恰恰是东吴正处心积虑要谋取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荆州能不失去吗？
诸葛亮每一次出征都似乎“机关算尽”，谨慎而又谨慎，但每一次都要出点问题。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算准了司马懿必取街亭，于是派马谡前去守街亭，但他没算准马谡会很轻易就把街亭给丢了。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派姜维诈降，结果大破曹军，就在众将士以为他会一鼓作气继续乘胜追击时，他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随军粮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只好撤退。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摆八卦阵重创司马懿，未曾料司马懿买通蜀军的粮草官苟安，苟安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位。刘禅大惊，遣诏宣诸葛亮回师。诸葛亮不得不传令退军。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正杀得落花流水时，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东吴与魏谋和，欲联合进攻蜀国。诸葛亮只好撤军，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严根本就是怕军粮置办不及，于是才编造东吴与魏谋和的消息来哄骗诸葛亮的。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屡败司马懿，司马懿不敢应战，据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衣物去戏弄司马懿，谁知司马懿并没有被激怒，反而从诸葛亮派去的人那里得到了诸葛亮的重要信息，并得出结论：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
以上六次北伐，有很多战例并不是历史事实，仅仅是民间艺人们的创作加工。但不论人们怎样神话诸葛亮，都改变不了诸葛亮北伐失败的事实。这也更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战略思想出问题的时候，无论你怎样小心谨慎，都难以避免战术细节上的疏漏。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心说诸葛亮怎么那么不走运，本来仗打得好好的，但却总在一些小事情上出差错。现在想想，不是诸葛亮不走运，而是他自己的确有问题。由于战略定错了，战术上就难以做到周全了，不出这个问题，也会出那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因战略固执而导致战术失效例子很多。拿李自成来说，自其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御清兵入关。但李自成却把重点放在了继续剿灭各地明军的残余力量上。他的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虽然大顺军在各地连连取胜，但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后直接威胁李自成的京都，李自成虽然率军平叛，但由于兵力不足而惨遭败绩。
近几年中国商界试图向王熙凤学管理，殊不知王熙凤也正是一个重细节轻战略的管理者。王熙凤执掌贾府管家一职时，正值贾府由盛转衰之际。表面看起来繁花似锦的贾府，实际上早已暗藏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贾政焦急似火暴打宝玉的原因。所以，此时的贾府，需要的是未雨绸缪和低调处事。然而，作为管家的王熙凤，却变本加厉地剥削下人，以维持贾府奢侈的生活，这无疑加速了贾府的毁灭。
管理界所热炒的王熙凤的能力，主要是指她在细节管理上的优势。作为贾府的管家，王熙凤要面对一大摊子庞杂琐碎千头万绪的事体，但她丝毫不厌其烦。无论大事小情，王熙凤都要亲自过问，在她的管理之下，整个贾府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妥帖周详。然而，王熙凤在细节上的努力越多，贾府在灭亡的路上就越多走了一步。因为她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去培养全体贾府成员韬光养晦，从而错过了力挽狂澜的机会。
由于王熙凤的战略性固执，导致自己没能落下一个圆满的结局。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注重细节的诸葛亮，总是在细节上功亏一篑，这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及时的战略修正，所以，细节的努力必然毁在细节的漏洞上。后人多没有反思诸葛亮的战略错误，而是对诸葛亮的命运长吁短叹。这说明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战略性固执的毛病。
中国足球队曾与沙特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按照两队的积分看，沙特队只要保平就可出线，而中国队则必须战胜对手才能出线。人们以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必定会豁出去采用拼命式打法，哪知道比赛一开始人们便傻了眼：中国队没有豁出去，豁出去的反倒是沙特队。沙特人大打攻式足球，把中国队压缩在自己的半场狂轰滥炸。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队被淘汰出局，而沙特队则幸运地进入决赛圈。赛后中国队教练金志扬为中国队的战术辩解：根据前几场比赛经验看，中国队只有打防守反击才能有机会赢球，所以最后一场比赛没敢采用主动进攻的打法，而是继续打防守反击。为了保证防守反击的成效，中国队教练组把前几场进球的细节认真回顾了几遍，然后又细化了最后一场比赛的战术分配，要求队员细细揣摩赢过的那几场球。然而队员们到头来也没能找到进球的感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离间计”、“八卦阵”等。他在战争中使用的计策可谓花样繁多，推陈出新。这些富有创意的计策也拥有一定的杀伤力，比如诛王双、射张颌、退仲达等。但是孔明的创意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自己失败的命运。因为他的战略大方向是错误的，战术上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救战略上的失败。
中国人向来崇拜那些足智多谋的人，同时也虚构了许多足智多谋的人物。除了诸葛亮这个人物以外，人们还塑造了徐茂公、吴用、刘伯温这样的智慧形象。据说这些人都是军事上的点子大王，往往能在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我们所塑造的这些人物，有着很大得夸张成分。徐茂公在军事上的成就远不如唐朝大将李靖，刘伯温则更是徒有虚名。据考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对付那些功高盖主的将领，真正能征善战、能谋善断的人才都给他除掉了。后来在竖立英雄典型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能说得过去的将领了，便只好让刘伯温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普通文官来充数。
至于《水浒》中吴用这个形象，无论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点子，都不能改变他成为宋江陪葬品的事实。按说吴用与宋江关系密切，对宋江欲投靠朝廷的想法早该清楚，可他却没有认识到接受诏安就是去送死。吴用在战争中为宋江出了不少主意，但他这个“点子大王”却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到头来不得不面对失败而悬梁自尽。
总而言之，战争绝对不是靠点子大王赢得的。拿朱元璋来说，若不是采纳了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是绝对不会夺取天下的。民间评书中塑造了一个“点子大王”刘伯温的形象，也正说明中国人缺乏战略性思考。
前些年中国出过一个叫何阳的“点子大王”，以及很多拍脑门帮企业想点子的人，但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却不闻不问，实际上他们也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他们出的点子其实都很简单，比如，在卖不出去的手帕上印交通图，提高手帕的附加值；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就用糯米做调料包，好处是不用撕，一冲就化而且还能食用。企业刚开始还觉着新鲜，不断有人请他们做报告，向他们问点子。到后来企业回过味来，感觉这些点子也没什么了不起，比如手帕上印交通图，那该用多大一块布才能看清呀？再比如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的问题，留个锯齿状的小口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何必要用糯米去增加产品的成本。与此同时，企业家们还发现，当经营战略有问题的时候，再好的点子也白搭。所以点子大王们越来越受人冷落了。后来，何阳因涉嫌诈骗宁夏酸妞饮料公司的广告款，被宁夏公安局抓捕了。据说宁夏的公安人员也很有点子，他们冒充客户约何阳在西安见面，何阳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
点子大王何阳的被捕，并不说明中国人从此就改掉了拍脑门决策的毛病。点子大王们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把点子改称为创意。他们的缺点依然是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
在某些企业培训的教材中，曾经把“将梳子卖给和尚”的能力，视为考核销售人员的主要指标之一。有些企业家天真地认为，只要聘请一些善于花言巧语的销售天才，就能将自家的劣质产品销售出去。
若想把梳子卖给和尚，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很多营销人员便发扬“点子大王”的才能，有的建议和尚把梳子当作礼品赠送给香客；有的建议和尚用梳子按摩头皮；还有的建议用梳子挠痒痒。看起来，这些人似乎真的很有点子，简直可以把黑的说白了，把死的说活了。
然而真正有才华的营销人员是不屑于解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在没有前途的产品上。他们甚至认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营销高手的侮辱。
笔者曾经在58位不同企业的销售人员中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题的内容是：你怎样看待“将梳子卖给和尚”的销售理念？以下是笔者给出的选择：
（1）绝对信奉这一理念，而且全力摸索如何“将梳子卖给和尚”的技巧。
（2）努力做到“将梳子卖给和尚”，也要留意更需要梳子的有头发的消费者。
（3）最好是把梳子卖给有头发的客户，万不得已才尝试“把梳子卖给和尚”。
（4）决不把心思放在“将梳子卖给和尚”，全力以赴寻找最需要梳子的客户。
在填写问卷的调查对象之中，有4人选择了第（1）项，有8人选择了第（2）项，有19人选择了第（3）项，17人选择了第（4）项。
笔者发现，选择第（1）项的4人都是刚进公司不到半年的新员工，他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都刚刚接受过一次洗脑式的销售培训，显然对市场的艰难程度还没有做好准备。选择了（3）、（4）项的大都是拥有三年以上销售经验的员工，他们深知：‘将梳子卖给和尚’只是一种投机取巧，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在一次销售经验交流会上，大部分销售经理都认为：最好的销售人员应该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优秀销售人员的极大浪费。还有人指出：“如果连女性都不认同这种梳子了，说明这样的梳子不值得去卖。聪明的销售人员应该立刻跳槽，去卖那些更有市场前景的梳子。”
“将梳子卖给和尚”是一种“重技巧，重点子，重创意，而忽视发展战略”的营销理念，也是普遍存在于企业界的认识误区。长期坚持这样的观点，必然会“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诸葛亮就是这样，明知道自己的梳子不行，还偏要挖空心思把梳子卖给和尚，却不在改进产品上下功夫。也许有些和尚买了诸葛亮的几把梳子，但这丝毫不能阻挡诸葛亮的梳子厂关门倒闭的命运。
诸葛亮的战略固执，有着其文化背景的因素。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原本就是运行在一个固执的方向上。好比一条直线，刚开始时还基本处于跑道上，但越向前延伸就越偏离正道。
诸葛亮在起跑的时候，也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但由于他固执地坚持“隆中对”时制定的战略，结果越到后来，就越走向失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确值得我们骄傲。但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固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牢牢占据了主流思想阵地，“百家争鸣”的景象从此未再出现。
在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之下，文化人只能在细节上小功夫，于是便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文人墨客们流连于风花雪月之中，他们咏山、咏水、咏妓女，就连许多著名的官吏，也醉心于儿女情长的文字之中。难怪自汉朝以后，中国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政论文章，也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哲学思想。
长期的文化固执，塑造了中国人固执的思维模式。身处这样一个文化背境之下，诸葛亮身上的军事战略固执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寻访诸葛亮，正巧遇到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认为世道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当时正值由治世进入乱世，再次进入治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凭刘备的实力，做乱世英雄还行，但要一统江山则操之过急。即使刘备有诸葛亮辅佐，也不可能“斡旋天地，补缀乾坤”，若要强行出击，则必将受到世道规律的惩罚。
然而，孔明毕竟自视甚高，岂能把“天道”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他总是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结果他的努力只是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最主要表现在北伐中原上。蜀军在夷陵之战惨败给东吴后，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原本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但诸葛亮却在刚刚平定完南蛮人叛乱不久就选择了北伐，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冒进。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前，曾有太史谯周反对，谯周认为北方旺气正盛，难以攻克。但诸葛亮认为天道变易无常，所以人不应该拘泥于天道。后来诸葛亮的六次北伐均告失败，而且自己还丢掉了性命。这不能不说是急功近利之下违背天道所酿成的恶果。
对于诸葛亮的失败，陈寿在《三国之》中有很深刻的评价：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境，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韬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易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在陈寿看来，诸葛亮虽有一统山河的抱负，但却不具有攻城略地的军事才能，加上敌强我弱，所以诸葛亮无法攻破曹魏政权。可诸葛亮却不断兴兵动武，攻打曹魏，这是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征。
蜀、魏相比，众寡悬殊。蜀国若想以弱胜强，除非实现以下条件：
一、曹魏政权走向**，国力衰退，且民心思变。
二、蜀汉政权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人才充足，人民渴望恢复汉室。
从当时天下格局看，以上两个条件并不具备。尽管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据说，在诸葛亮的整治下，蜀汉地区出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政权相抗衡。
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北方大部分土地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采用屯田制，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盐铁业，使全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曹丕在位期间，主动施展仁政，对鳏寡孤独及贫困不能自立者赐谷，遇灾害时期，则下令官府开仓放赈；全国上下奉孔尊儒，加强王化教育，维护政治稳定；同时曹魏对外继续采用扶和之策，开通丝绸之路，与西域通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在曹睿继位以后，更加显现出沉毅果敢，善用人才的品性。为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曹睿亲自到田间耕种示范；为减轻农民负担，他下令免去贫困者的赋税。在军事方面，曹睿放手让司马懿去抵御诸葛亮。为了减轻司马懿的负担，他命令司马懿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去抵御东吴的进犯，一举打败东吴军队，彻底瓦解了吴蜀的联合行动。
从曹操、曹丕，再到曹睿，曹魏政权不断稳固，且全国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军队中人才辈出，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样的政权，岂能幻想一击而摧垮之？然而，诸葛亮却低估了曹魏政权的实力，以为靠自己的智谋就能摧毁敌人。
很显然，诸葛亮对北伐中原的困难估计不足，每每欲一战而决胜负，却每每因意想不到的难题而功亏一篑。要么是手下将领违背调度而招致失败，要么是自己身体欠佳无法继续再战，要么是粮草用尽而军无斗志。这些问题不予以解决，若想战胜曹魏军队谈何容易？
诸葛亮屡次北伐均告失败，粮草不济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每次都不能带够必需的粮草，非要等粮草出问题而使北伐中途夭折？这是因为：一来他对战事的持久性估计不足，总想速战速决；二来蜀道难，运送粮草较为不易；三来他也对劫取魏军粮草抱有幻想。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诸葛亮屡次栽在了粮草问题上。基本上每逢国内庄稼大熟，诸葛亮便会兴兵动武，每遇粮草耗尽便行撤兵。偶尔劫取敌军粮草，也只是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与诸葛亮每逢大熟便出兵相比，曹魏政权却年年在减轻贫困者的赋税。很显然，蜀汉地地区人民的负担要远远重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人口。蜀国人民生产的那点粮食都被诸葛亮用在打仗上了，魏国则有充足的粮食为灾民开仓放赈。由于蜀汉地区人民常常面有菜色，使得诸葛亮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困难，做蜀军的征粮官成了一份不容易的差事，李严便是在征粮工作的重压之下而编造谎言让诸葛亮撤军的。
假如诸葛亮没有在北伐的问题上操之过急，而是采用稳健策略，先建设好自己的汉中根据地，让蜀汉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至少能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并积极进行人才储备，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耐心地等待天时的变化。或许他还有机会实现自己一统山河的理想。只可惜，由于他一直没有改掉急功近利的毛病，蜀汉政权的根据地不仅没怎么增加，国力却被损耗殆尽了。更糟糕的是，诸葛亮还把自己的生命也提前透支掉了。所以，他没能等到曹魏政权与司马氏家族斗争的最**阶段，从而也失去了克敌制胜的最佳时机。
历史上中国人有很多次吃过急功近利的亏，但每次吃亏都没有让我们长记性。我们仍然还是在不断地急功近利着。
宋朝王安石变法，由于追求改革的速度，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抗，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明代李自成起义，急攻北京，得手后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全军上下贪恋京城浮华生活，结果使明将吴三桂有了勾结满人的机会。面对清兵入关，起义军无法有效抵抗，很快便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打下南京后也是急于享受胜利成果。于是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开始体会当“国君”的滋味。然而，太平军此时根本不具备建国的势力。过早建都，必然引来各地清兵的围攻，甚至连地方乡勇团练，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进攻太平军。面对中外军事力量的联合进攻，太平军起义宣告失败。
大跃进时代，为了超英赶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试图跑步进入**社会。结果我们却被三年自然灾害弄伤了元气。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诸葛亮的影子犹如隐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那么操之过急。
中国人目前似乎最着急的就是赚钱，但越是着急，就越是赚不到钱，即使赚到了，也不能长久。长期的急功近利，造就了很多隔天就会完蛋的暴发户，也造就了很多耀眼而短命的所谓“明星企业”。
河北的旭日升集团，自1993年起率先推出了旭日升“冰茶”，由于这种饮料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宠爱。当年，旭日升集团便获得了数百万元的市场回报。为了扩大发展规模，公司先后在全国建立了48个营销公司和200多个营销分公司。到2000年，旭日升总产量达到了103.6万吨，在中国大陆饮品行业十强中位居第二。
然而在高度发展的同时，旭日升集团管理根基薄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可以说，这个企业的成功多少靠了几分运气，很多人买“冰茶”，是冲着这个产品名称去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从而诱发人的购买**。可当更多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类似产品的时候，旭日升的好日子便到头了。很显然，旭日升集团在过去产品畅销的时候只顾着埋头扩大生产，增加销售网点，却忽视了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以，面对着像娃哈哈、可口可乐这些企业的进攻，旭日升很块便招架不住了，而且是全线溃败。最终成了债台高筑的亏损大户。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各类新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很容易在中国立足。即使是匆匆上马的生产线，往往也能在头几年就大赚其钱。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根本顾不上自主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只是直接引进国外全套技术，或干脆以贴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很多粗放式经营且善打“价格战”的中国企业，也导致中国企业一直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因而总是受制于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欧美日韩企业。
以手行业为例。1999年约30家国内企业向信息产业部及国家计委申请手机生产，结果东信、中兴、厦华、海尔、TCL、康佳、科健、南方高科、波导这9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到200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突破了30%，2003年则一举跃至60%。再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四家外国手机企业，其1999年的国内市场份额为84%，2003年变成了24%。至此，洋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了。
然而，就在国内手机企业纷纷弹冠相庆之时，危机悄悄来临了。一方面，洋巨头们正积极考虑向国内G*制式终端供应商征收专利费的问题，使得国内手机企业顾虑重重，不得不分心去考虑是否要将利润中更多的一部分拱手相让给这些专利厂商。另一方面，外国手机企业已经摸透了国产手机企业赖以成功的招数：不外乎是国产手机能够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在款式、价格上较有竞争力；另外国产手机采取了端对端的合作方式，实行了销售渠道的变革。当这两大成功秘诀被外国企业看破后，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的格局变化。外国企业纷纷加强渠道变革，以跟随战略顶住国产手机在外观、造型上的攻势，然后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对国产手机进行疯狂反击。从2004年以后，国产手机便开始进入了溃退阶段。据信产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TCL的CDMA手机在持续两年多的高速增长后，2004年下滑61.7%，而科健手机销量同比下滑了51%；波导利润下降18.30%；夏新净利润同比更是下降67.67%之多。根据手机经销商的估算，国产手机至少出现3000万到4000万台的积压。
国产手机之败与诸葛亮之败有类似之处。诸葛亮没有核心竞争力（比如经济优势、人才优势、文化优势等），靠的只是计谋策划，一开始也能把司马懿打个狼狈不堪。但当司马懿看破诸葛亮的进攻路数后，开始胸有成竹地进行防御，最后采用了最轻松的对弈方式——坚守不出。因为坚守不出就等于把诸葛亮拉到了拼粮草、拼经济、拼国力的阵地上，这是蜀汉政权的软肋，所以诸葛亮不得不败。当国产手机被国外手机拉到拼技术、拼服务的阵地上后，等待国产手机的也只有溃退的命运。国产手机若想东山再起，只有先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入手了，否则，还是避免不了灭顶之灾。
与国内企业的急功近利相比，一些老牌国际企业却显示出了司马懿式稳扎稳打的智慧。可口可乐公司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企业之一。
可口可乐在解放前夕退出中国市场。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在其重返中国的头10年内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并不为此担忧，而是不断加强与国内厂家的合作、合资，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效应。13年过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扭亏为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第六大市场，而它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也已经超过了52%。
每年8%的GDP增长，是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20年过去后，我们才突然发现，GDP崇拜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那些盲目为GDP争做贡献的地方领导，往往实施最毁坏资源、最浪费能源、最缺乏持续发展力的政绩工程。
以电解铝为例，这是一种高耗能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恰恰是很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争相上马的项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2003年我国电解铝出口创汇收入比2002年增加了6.9亿美元，但扣除成本上涨、环境污染、耗电量等因素，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盲目上马带来的后果则是2005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
经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门评估，几十年来，长三角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3150亿元。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罗进荣认为：“地面沉降完全可以控制。”之所以造成目前难以控制的局面，是因为防治地面沉降无法立即体现政绩。
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谁又能注意到，发展经济同样也可以带来社会破坏力，比如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如果不把这种社会破坏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社会生产力的成绩就会严重“缩水”。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但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多少。这是因为我们的GDP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成长中有18％ＧＤＰ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杨朝飞司长提供的数据显示，五十年来，我国工业累计产生约55亿吨废物和上亿吨有害废物；在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废物中，有70％来源于制造业；每年全国因大气污染损失740万个工作日。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3．5％至8％ＧＤＰ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GDP崇拜的负面作用，而且计划用3至5年时间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并将其纳入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之中。相信随着这套核算体系的启动，诸葛亮式急功近利的领导将失去市场，而司马懿式厚积薄发的领导则会大行其道。
要想认识那个真正的诸葛亮，就必须先搞清楚诸葛亮是怎样被神话的。《三国演义》神话诸葛亮的手法主要是编造绩效和夸张事实。
我们所熟知的“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的情节，全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而征南蛮和伐曹魏，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三国演义》却对这两部分进行了夸张性的改写。
撇下那些无中生有的杜撰先不说，本章我们单分析夸张性改写的两个部分，即“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希望能以此挤去诸葛亮的绩效水分，达到客观评价诸葛亮的目的。
“（建兴）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这是《三国志》关于诸葛亮平定南方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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