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象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象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像都在九十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来象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象火星上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萨门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小办公室，次等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可是他们和他坐别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象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可是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失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象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象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象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呆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些咖啡。其他的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儿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个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
多的机会做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不知所措地想和卡顿上校闲谈。卡顿身体肥胖，握起手来狠命使劲儿。他的右肩上，有金蓝两色的所谓“闲汉饰绦”在闪光，那些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标志着他是总统的副官，否则，参谋人员的饰绦应挂在左肩。帕格跟着这位上校走过白宫宽阔的公共房间和走廊，走上楼梯。“到了，”卡顿说着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请等一下。”这一下整整等了二十七分钟。帕格·亨利看了看墙上古老的海战版画，又朝窗外望了望；他来回走了会儿，坐到一张棕色的大皮椅上，然后又踱来踱去。他在寻思，总统是不是还记得他，而且希望他记不得了。一九一八年，弗兰克林·罗斯福是趾高气扬的海军部助理部长，乘了一艘驱逐舰前往欧洲。军官室的军官们，包括亨利少尉在内，都暗暗地笑话这位个子特别高、外表英俊、有着名门望族姓氏的年轻人。他大大地卖弄一番海员的行话，象个老水手一样往梯子上蹦跳。还穿着奇怪的衣服，不断地换来换去。军官们认为他是个迷人的小伙子，但没什么真本事，简直一钱不值，有钱人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惯坏了。他模仿他那伟大的亲戚泰迪·罗斯福总统①，也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还学他的那种受人欢迎的大丈夫风度，但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哈佛口音又使得他这种热情显得有点好笑。
①泰迪·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着一件金钮扣的运动衣，白法兰绒裤子，头上戴着草帽。这身衣服全给弄脏了。帕格被他的舰长和那位水淋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痛骂了一顿。
一天早晨，亨利少尉在前甲板上干完了平时的作业，出了一身汗。由于缺水，他只得用甲板上抽水机水管里的海水冲洗身子，不幸的是，船头颠得太厉害，水管从他手里脱开了，水喷向通往军官室的舱口，正好罗斯福走到上面来，穿门开了。“好，进来吧，帕格，”卡顿上校说。总统从办公桌后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那热情、雄厚、有气派的声音是广播里听惯了的，口气十分亲切，帕格很是感动。他在慌乱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富丽堂皇的圆形黄色房间，摆满了书画。一个穿灰衣服、面色苍白的人懒洋洋地坐在总统旁边的靠背椅里。弗兰克林·罗斯福伸出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吧，中校，请坐。要不要吃点儿？我正吃中饭。”总统的转椅旁边有一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只盘子，里面是吃了一半的摊鸡蛋、烤面包和咖啡。他穿着衬衫，没系领带。除了新闻影片和照片之外，帕格有二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那红润的脸色一点没变，身材还是那么高大，就是头发花白了，老得多了，胖得多了。尽管他带着最高领导机关里大人物的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态，但使得“戴维号”上的海军少尉们吃吃发笑的那种青年人的自负，仍然在那向上翘着的大下巴上留着一些痕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但是目光锐利，炯炯有神。
“谢谢，总统先生，我吃过了。”
“对了，这位是商业部长，哈利·霍普金斯。”
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对着亨利动人地微微一笑，懒懒地打了个手势，就没必要握手了。
总统高兴而调皮地看着维克多·亨利，他的大脑袋歪向一边。“喂，帕格，你学会了怎样在海上攥紧一条海水水管了吗？”
“哎呀，我的天，阁下。”帕格假装绝望地用一只手捂住脸。“对您的记忆力我是有所闻的。但我希望您已经把那件事忘了。”
“哈，哈，哈！”总统笑得仰起了头。“哈利，这个年轻人把我有过的最好的藏青哔叽运动衣和草帽全给毁了。那是一九一八年。你以为我会忘掉那件事，是不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现在我既然成了美国海军的总司令，帕格·亨利，你有什么想辩白的吗？”
“总统先生，慈悲的力量高出于权力之上①。”
①此话引自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
“哦嗬，非常好，非常好。脑子挺快，帕格，”他瞥了霍普金斯一眼。“哈，哈，哈！我自己也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爱好者。说得好极了。你已经得到了原谅。”
罗斯福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望了一眼仍然在桌子旁边立正站着的卡顿上校，副官抱歉地笑笑，离开了房间。总统叉了一块摊鸡蛋吃，自己又倒了点儿咖啡。“德国情况怎么样，帕格？”
这么幽默的问题怎么回答呢？维克多·亨利从总统的口气里领会了他的意思。“我看有点儿象打仗的样子，先生。”
“什么，有点儿象打仗？照我看来，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呢，把你的看法说说吧。”
维克多·亨利尽自己所能，把柏林的特殊气氛描绘了一番，讲了纳粹是怎样缩小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柏林人默不作声的镇静。他还谈到了，开战的头一天，有一架小飞艇拖
着牙膏广告在德国首都上空飞行——总统听到这儿哼了一
声，看了霍普金斯一眼——以及在里斯本搞到的最近一期《柏林人画报》上，还登着些宣传幸福的德国人民在海滩上晒日光浴和在乡村的草地上欢乐地跳民间舞的照片。总统一直看着霍普金斯，这个人长着一张维克多·亨利所谓的那种香蕉脸，细长而弯曲。霍普金斯好象有病，可能在发低烧，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很深沉，象电光那样灵活。
罗斯福问：“你认为他在结束波兰战争之后，会提出和平要求吗？特别是，如果他真象你说的那样，还毫无准备的话？”
“他会吃什么亏呢，总统先生？从现在的事态发展来看，可能会这样。”
总统摇了摇头。“你不了解英国人。尽管他们并不见得准备得更充分。”
“我承认我不了解，先生。”
霍普金斯第一次以柔和的声音说：“你对德国人了解得怎么样？”
“并不是很了解，部长先生。这个民族很不容易一下子就了解。但是对于德国人，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情必须懂得。”
“噢，什么事呢？”
“就是怎么样打败他们。”
总统大笑起来，这是一个热爱生活、有机会就笑的人发自肺腑的大笑。“真是个战争狂啊！你是不是建议，帕格，我们应该卷入？”
“一点不是这个意思，总统先生，除非直到我们非卷入不可的时候。”
“哦，我们迟早会卷入的。”罗斯福说着弯下背去喝咖啡。
帕格大吃一惊，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的最惊人的泄露机密的话。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穿衬衫的伟人真说了这句话。报纸和杂志上登满了总统的响亮声明，说美国不会参战。罗斯福接着恳切地赞扬了《纳粹德国的战斗准备》这篇报告，说他已经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他后来所问的一些问题，又说明他对这里面的分析几乎没有保留。他对德国的许多重要战略情况并不比哈利·华伦道夫或迪格·布朗掌握得多，提的问题也和他们差不多，甚至还提出“希特勒到底是什么样儿？你和他谈过话吗？”这类老生常谈的问题。帕格把希特勒在国会的战争演说向罗斯福形容了一番。弗兰克林·罗斯福对这特别感兴趣，打听了希特勒用什么声调，什么手势，在停顿的间隙他作什么。
“我听说，”罗斯福说，“他的演讲稿是用一种特大字母的专用打字机打的，所以他就用不着戴眼镜了。”
“这个我不清楚，先生。”
“一点不错，我这消息相当可靠。他们叫做‘元首字体’。”罗斯福叹了一口气，把椅子转过来，离开吃的东西，点上一支烟。“只有亲身到一个地方去，没有其他办法，帕格，就是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我这工作缺少的正是这个。”
“可是，总统先生，归根到底，都要概括成客观的事实和数字。”
“这倒是实话，但是往往得看是谁写的报告。你的这份报告写得相当不错。你到底是怎么预见他会和斯大林签订条约的？这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
“我可以绝对准确地估计，某个地方某个人一定会作这样异想天开的猜测，总统先生，这个人凑巧是我。”
“不，不，你写的报告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我们这里已经获得了一些情报，帕格。一个德国使馆漏了点风声——不用管是哪个使馆——我们的国务院对那个条约也预先得到了消息。但问题是这儿没人肯相信。”他望着霍普金斯，有点开玩笑的样子。“说到情报，麻烦就在这种地方，对不对，帕格？各种各样的奇怪情报都会来，可是——”
总统突然象是无话可说了。他显得挺疲乏、厌烦，而且心不在焉，用长烟嘴抽着烟。维克多·亨利很想告辞，但是他想，应该由总统打发他走。现在他对这次会见觉得心里有点踏实了。总之，弗兰克林·罗斯福的风度有点象吃饭时随便闲谈的舰队指挥官，而帕格是习惯于海军将军们傲慢、专横的作风的。显然他这次在战争期间巴巴儿的横渡大西洋，只是为总统消磨一小时的闲暇时间。
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总统先生，国务卿和参议员皮特曼就要到了。”
“已经到时间了？禁运的事吗？就这样吧，帕格。”亨利跳起来，拿起帽子。“谢谢你到这儿来了一趟。这次见面很重要。好吧，以后如有任何东西你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只要你随便看到什么你认为有意义或是有趣的东西，就写封信给我，怎么样？我很高兴听听你怎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到这个要他绕开指挥系统的奇怪建议，亨利只能眨眨眼睛点点头，这是与亨利二十五年来的海军训练和经验相抵触的。总统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当然不是正式的报告，”他急忙说。“不管你怎么干，就是不用再给我写报告！既然咱们现在重新认识了，为什么不保持联系呢？我喜欢你写的那个东西，我几乎看得见潜艇基地到下午五点钟就没人的景象。这说明纳粹德国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一件这样的小事，如一块面包值多少钱啦，人们流传什么笑话啦，或者象柏林上空小飞艇作广告啦，诸如此类的事，有时候比一篇几十页的报告还包含更多的意义。当然，正式的报告也是不可少的。可是，天知道，这样的报告我看得够多的了！”
弗兰克林·罗斯福严厉地看了亨利一眼，象是一个老板发了一个命令之后，想了解一下对方听懂了没有。
“是，总统先生。”亨利说。
“哦，顺便说一下，帕格。这里有个建议，刚送到我桌上，是帮助盟国的。当然，在这场外国进行的战争中，我们是绝对中立的，但是——”总统突然咧着嘴狡猾地笑了笑，他那疲乏的两眼又闪出光来，在杂乱的桌子上搜索一下，随即他拿起一张纸。“在这儿。我们提出买下‘玛丽王后号’和‘诺曼底号’两艘邮船，用来撤退在欧洲的美国侨民。有几千人困在那儿了，这你知道。你看怎么样？这可以给盟国一大笔他们急需的美元，而我们可以得到这些船。这些都是豪华的上等邮船。你看怎么样？”
维克多·亨利望望霍普金斯，又望望总统。显然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他们两人都在等他回答。“总统先生，我认为，这两艘邮船是重要的军用财富，他们除非发疯才会卖掉。这是两艘顶呱呱的军队运输船。它们是海上所有同样吨位的船只中速度最快的，能以续航速度超过任何潜艇。因为速度快，所以几乎用不着曲折行驶。把船的内部装修拆卸了，它们的装载能量特别巨大。”
总统干巴巴地问霍普金斯：“海军作战部是不是这个意见？”
“我得查一下，总统先生。我记得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钱从哪儿来。”
弗兰克林·罗斯福仰起头沉思一下，然后微笑着向亨利伸出他那长长的手臂，和他握别。“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为那套衣服发更大火吗？因为你的舰长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少尉之一。好了，要保持联系。”
“是，先生。”
“哟，怎么样？”总统的副官问道，他正在接待室里抽雪茄烟。他站起来，弹掉了烟灰。
“我觉得一切都顺利。”
“肯定会这样。本来约见你十分钟，可你呆了差不多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过得真快。现在怎么办？”
“你是指什么说的？”
“我没得到什么十分特别的指示。我是直接返回柏林呢，还是怎么样？”
“总统怎么说的？”
“我想肯定已向我道别了。”
卡顿上校笑了笑，说：“我想你的事儿完了。也许你还是应该到海军作战部长那儿去报个到，用不着再到这儿来了。”他伸手到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件事，这是不多会儿以前送到我办公室里的，是国务院送来的。”
这是个公事急件信封。亨利把它撕开，里面是薄薄的粉红色电报纸，上面写着：
传递电报。拜伦·亨利在华沙平安。现正与德国政府谈判撤离全部中立国人员。斯鲁特。
维克多·亨利走进播音员办公室时，休·克里弗兰见了很失望；他只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面貌平庸，宽肩膀；身穿一套棕色服装，一个红色蝴蝶领结，站在接待人员的桌子前面。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有一种柔和但有点戒备的表情，但是一点也不世故。克里弗兰访问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按照他对人的判断，这位可能是个职业球员改行成了经理，一个木材商，也可能是个工程师；一个完美的美国人，非常聪明，一点不让人怕。但是他知道，梅德琳对她父亲既害怕又崇拜。渐渐地，他变得很尊重这个姑娘的意见，所以他用了很尊敬的口吻说话。
“是亨利中校吗？荣幸之至。我是休·克里弗兰。”
“您好。我不妨碍您吧。我打这儿过，想顺便来看一眼。”
“您来这儿我太高兴了。梅德琳正在记录稿子的时间。请到这边来。”他们从一条用软木铺地的走廊往前走，两边墙壁是绿色隔音板。“她简直没想到，还以为您在德国呢。”
“我是暂时回来的。”
梅德琳从一个写着“闲人免进”的门里跑出来，一蹦一跳地跑向亨利，就吻起他来。她穿着一件时髦的黑褐色褶裙，灰衬衫。“天哪，爸爸，真没想到。一切都好吗？”
“非常好。”他眯起眼睛看着她。她看上去成熟多了，激动得容光焕发。他说：“你要是忙的话，我就走，以后咱们再谈。”
克里弗兰插嘴说：“不，不，中校。请进来看看吧。我就要访问爱达·梅·派尔汉了。”
“哦？《将军夫人》一书的作者？我是在飞机上看的。挺有趣的故事。”
在这间用假护墙板和假书籍布置得象书房的小小播音室里，克里弗兰对那位脸庞瘦削、白头发的女作家说：“派尔汉小姐，这一位是《将军夫人》一书的又一个爱慕者。亨利中校是美国驻柏林的海军武官。”
“别这么说了！您好。”那个女人朝着亨利摇了摇她的夹鼻眼镜。“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愚蠢的战争吧，中校？”
“但愿不会。”
“我也这样想。要是白宫里的那个人突然暴死，我的希望就会更大。”
帕格坐到旁边一张靠背椅里，听他们念稿子。这位女作家对当代文学作了一番刻薄的评论，说某一位著名作家淫秽，另一位懒散，第三位又肤浅。他脑子里在想昨天跟“白宫里的那个人”的会见。他觉得他是在偶然一时冲动下被召回的，花费了公众两千块钱，从德国来回一趟，就是为了在吃摊鸡蛋时无目的地闲谈。早晨的报纸报道说，昨天是总统忙碌、紧张的一天。“罗斯福宣布国家进入部分紧急状态”这条头条新闻占了好几栏。头版的另外三个标题也都是以罗斯福或以总统开头的；他已经组织了两个主要的政府委员会，他提高了糖的限额，他和议院领袖们研究了修改中立法案问题。所有这些事，都是那个穿着衬衫、满面红光的男人做的，他一直坐在办公桌后面，从不离开；但是他的神态那么精神饱满，使你忘记了他是瘫痪在椅子里的。帕格想使自己相信，他也许说过一件事，发表过一个议论，对总统的思想有所启发，那样他算是没白跑一趟。但是他没能做到。他对德国的评论就象他原来的报告，成了总统的耳边风。总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演说技巧的细节和柏林当地的一些风气感兴趣。总统提出来要他写些闲聊天的信，仍然使他觉得迷惘，如果不是不得要领的话。最初几分钟里，罗斯福总统的热情、幽默，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以及那爽朗的笑声，对维克多·亨利都很有魅力。但是回想起这一切，亨利中校拿不准这位总统对一个走到他办公室里来替他擦皮鞋的人表现会有多大的不同。
“十四分二十秒，克里弗兰先生。”梅德琳从话筒传来的变了调的声音把他惊醒了。
“很好，可以录音了吗，派尔汉小姐？”
“不行。这些关于海明威的话太客气了。我想再用半个小时修改一下原稿。请给我一杯浓茶，加柠檬。”
“是，小姐。听见了吗，梅德琳？去拿吧。”
克里弗兰把这位海军军官请进他的办公室，帕格接过一支雪茄。这个年轻播音员把一只腿跨在椅子的扶手上，使亨利很看不惯。帕格曾相当严厉地纠正过拜伦的这个习惯。“先生，您应该为梅德琳而自豪。她是个不平常的姑娘。”
“在哪方面不平常？”
“哦，您看，什么事儿你一告诉她，她就懂了。或者她不明白，她就提问题。你要是派她去取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事情，她都照办。她从来不罗嗦，我还没听见她发过牢骚。她见人不胆怯，敢直接跟任何人交谈，也不莽撞。她是可以信得过的。海军里可以信得过的人多吗？在我们这种事业里，这样的人就象大熊猫一样难得，特别是女孩子。我这里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顺手。我知道，您希望她回到学校里去，她下星期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孩子才十九岁。”
“她比在我这儿工作过的二十五岁和三十岁的女人都强。”克里弗兰笑着说。帕格觉得这个态度随便的家伙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还有一种自然的热情，稍微有点象总统。有些人有这个特点，有些人没有。他自己就一点也没有。海军里，这种特点没人特别欣赏，人们称之为“滑头”，有这种特点的人往上爬得快，他们也形成了依赖这种特点的习惯，直到太滑了，摔倒为止。
“我但愿她在学校里能显出这些优点。我不觉得让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在纽约闲荡是个好念头。”
“好了，先生，我不想跟您争辩，但是华盛顿也不是女修道院。这是教养和品格的问题。梅德琳是个优秀而可靠的姑娘。”帕格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先生，您来参加一次我们的节目怎么样？我们能请到您，十分荣幸。”
“作为客人吗？您真是开玩笑。我是个无名小卒。”
“驻纳粹德国的美国海军武官当然是个人物，您可以给军事准备和两洋舰队打气。我们刚刚请了海军上将普瑞柏尔广播过。”
“是的，我知道，我就是凭这个发现我的小女儿这些天在干什么的。”
“您愿意考虑一下吗，先生？”
“决不考虑。”帕格的声调突然变得冷冰冰的，不单是因为他想结束这次谈话，而且他怀疑那么赞扬梅德琳只是为了拍他的马屁。
“我想，问一问没什么关系吧？”克里弗兰讨好地笑了笑，用手理了理那头浓密的金发。他的晒得发红的脸红扑扑的，好象刚从理发店出来；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衣和运动裤，看上去很神气，尽管维克多·亨利觉得，他那阿盖尔式短袜①太过分了点儿。他不喜欢克里弗兰，但是他看得出来，梅德琳是愿意为这么个百老汇式②的家伙卖劲儿地干的。
①百老汇是美国纽约的一条大街，剧院、电影院均集中在此。
②阿盖尔是英国苏格兰的一个郡，产羊毛；阿盖尔式短袜是苏格兰方格花样的羊毛短袜。
后来，梅德琳领着她父亲参观了各个播音室。有些走廊很象船舱里的通道，里面满是电气装置和上千条成束的彩色电线。这些都使帕格很感兴趣。他很愿意看看这些控制图表，了解一下无线电节目是怎么样从这个神经中枢播向全国各地的。排演室里有大型的硬纸版布景，什么阿斯匹林瓶子、牙膏筒、汽油泵等，还有闪光的红灯，装腔作势的歌唱演员，咯咯笑的观众和做着鬼脸儿蹦蹦跳跳的小丑们，不仅本身看来俗气而愚蠢，而且在波兰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显得加倍地俗不可耐。此地，就在美国通讯机构的心脏，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其意义好象还比不上粗鲁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
“梅德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好使你着迷的呢？”
这时，他们正从一个喜剧节目的排练室走出来。那里，一位戴消防队员帽子的明星，正在用瓶子里的矿泉水喷乐队队长、女歌手和观众。
“爸爸，您可能对那个人不感兴趣，但是几百万人却为他着迷呢。他一星期拿一万五千元。”
“事情就荒唐在这儿。这比一个海军少将一年的收入还要多。”
“爸爸，这两个星期里，我见到了最出名的人。我看见了贾莱·古柏。就在今天，我又跟派尔汉小姐一块呆了两个小时。您知道吗，我还和海军作战部长一块儿吃过饭呢，就是我呀！”
“我听说了。这个克里弗兰为人怎么样？”
“他棒极了。”
“他结婚了吗？”
“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爸爸，我非得回去吗？”
“我们什么时候作过别的打算？”
“我可真要难过死了。我觉得我好象已经加入了海军。我想留下来。”他冷冷地瞧了她一眼，她就没敢再往下说了。
他们又回到她那间在克里弗兰办公室外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帕格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声不响地坐在一张靠背椅里，看着她工作。他注意到她那些整齐的档案，她查对用的名单，她打电话时候的干脆劲儿，和她亲手画的一张贴在墙上的小小图表，上面记载着九月份邀请过的和预定邀请的客人，以及在纽约要举办的庆祝活动。他注意到她多么全神贯注地在工作。刚才他们在电台参观的时候，她只是马马虎虎地问了回家里的情况，对于德国只字未提，甚至都没打听一下希特勒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他清了清嗓子说：“喂，梅德琳，顺便说一下，我要去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到‘科罗拉多号’上去吃晚饭。迪格·布朗现在是副舰长，知道吗？就是弗莱迪·布朗的父亲。你愿意一起去吗？怎么啦？发什么愁？”
梅德琳叹了口气。“嗯，我会去的，爸爸。总之，我太难得见到您了。咱们五点左右碰头——”
“你有别的安排吗？”
“是啊，我没想到您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我原来打算跟一些年轻人一块儿吃晚饭，然后去看戏的。”
“什么年轻人？”
“您知道，就是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识的年轻人。几个作家、音乐家，一个女演员，还有几个和我一样新来的女孩子。我们一共八个人，可以说是一帮子了。”
“我敢肯定，在下级军官里也会有些眼睛明亮的海军少尉的。”
“是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海军少尉的。”
“要知道，我并不想硬拉你到什么地方去。”
“爸爸，还是您找布朗中校谈谈，我另找个晚上跟少尉们一块儿玩玩吧。咱们明天一块儿吃早饭好吗？我到您的旅馆里去。”
“很好。我猜，你的这些小伙子，这些年轻人，大概是些演戏为职业的家伙，是些浅薄的漂亮小角色吧。”
“老实说，您想错了。他们都既严肃又聪明。”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掉了进去。这跟你母亲和我对你的期望相差太远了。”
梅德琳乜斜了眼瞧着他说：“是吗？难道妈妈从来没对您说过，她曾经想当演员？她难道没对您说，有整整一个夏天，她曾经在一个巡回演出的音乐节目里当过舞蹈演员？”
“有这么回事。那时候她十七岁，干了件荒唐事。”
“是吗？嗯，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阁楼上，可能是在马头庄，她发现了她那把跳独舞时候用的阳伞，这是一把桔黄色纸伞。是的，就在那个挺脏的阁楼里，妈妈当场甩掉鞋，张开伞，提起裙子，把整个舞给我跳了一遍，而且她还唱了一支歌儿，叫‘中国姑娘庆—庆—查拉—娃’。我那会儿大概十二岁，可我还记得。她把脚都踢到天花板了，妈妈真是那样的，天哪，我真愣住了。”
“嗯，是的，‘中国姑娘庆—庆—查拉—娃’！”帕格说，“她也给我跳过，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实际上，我们那时还没结婚。好，我要到‘科罗拉多号’去了。明天早饭以后，我就飞往彭萨科拉，去看拜伦。假使我能弄到飞机票的话，后天就回柏林。”
梅德琳离开桌子，用两只胳膊搂住他，她身上散发着甜蜜的魅力，脸上焕发着青春、健康和幸福的光采。“好爸爸，让我工作吧，求求您了。”
“我以后从柏林写信或打电报给你。我还得跟‘中国姑娘庆—庆—查拉—娃’商量商量。”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富于海港气氛，驱逐舰成排地停泊着，亮着红色桅灯，“科罗拉多号”从舰首到舰尾，灯火辉煌，它那巨大的主炮塔的大炮，斜着瞄向前面——这一切都给维克多·亨利一种宁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其他人只有回到自己家里，抽支雪茄、喝杯酒时才能感到。要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家的话，那就是一艘战列舰。一艘战列舰是用各种钢板和各种机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拼在一起，形成许字形状，取了许多名称，然而一所战列舰始终是海上最强的军舰。这就是说，上千种不断改变的体积、设计、推进力、装甲、武器装备、内部通讯、内部供应系统等规格；上千项的礼节和纪律约束着全体船员，从舰长直到最年轻的勤务兵，成为一个可靠的集体的意志和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腓尼基和罗马时代就有战舰，而且永远会有战舰——这是人类知识和技术的活的高峰，这是一种水面上的机械结构，为了一个目的，即控制海洋。这是维克多·亨利全心全意献身的唯一事物：甚于他的家庭，更甚于那个叫作“海军”的散漫的抽象概念。他是战列舰的人。
一九一三年，与其他的毕业生一道，他直接从军官学校上了一艘战列舰。他也曾在较小的军舰上服役过，但他是打了“战列舰”印记的人，而且不断回到战列舰上去。他的光辉的服役成绩，是他在“西弗吉尼亚号”上以炮术军官级别服役两年，在一次舰队炮击比赛中，获得了米特鲍尔奖旗。他临时想出的加快十六英寸炮弹从弹仓到炮塔速度的办法，已经成为海军的标准条例。在这一生中，他所盼望的，就是成为一艘战列舰的副舰长，然后成为舰长，然后成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舰队司令，他不能看得再远了。他认为一个战列舰分队的司令官，就如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或是一个教皇同样光荣。他跟着一个笔挺地疾步前进的舷门传令兵，走下一尘不染的洁白走廊，往高级军官室走去，心里寻思：在柏林度过的每一个月都是在拆他所希望的台。
迪格·布朗在“科罗拉多号”上才当了六个星期的副舰长。他坐在餐桌的头上，那么拚命地开玩笑，帕格觉得，他是想使自己和舰上的少校们，和两条杠的中尉们相处得随便一些。这样做是对的。迪格是个自高自大的家伙，会一下子就大发雷霆。帕格的作风要更单调些。他自己的幽默感有时候会变成尖刻的讽刺。作为一个副舰长，——要是他真能当成的话——他打算保持沉默，说话简短。人们会称他是愚蠢、乖僻的狗杂种。跟大家亲热、交朋友，有的是时间，但是你一上了军舰报到，就得马上工作。逢到上司是个狗杂种，特别是个有知识的狗杂种，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还都会迅速服从他的命令，这真是生活里一件悲哀的事情。在“西弗吉尼亚号”上，在第一面米特鲍尔奖旗在舰上的桅桁头上飘扬之前，谁都恨他。这以后，他就成了舰上最得人心的军官。迪格直接的挖苦对象，是他的通讯军官，一个身子干瘦、愁眉苦脸的南方人。最近“科罗拉多号”得到一台新的强力传声无线电收发机，能使电波以很小的角度从电离层反射。如果天气正常，可以和欧洲海上的船只直接通话。迪格已经和他在“马布尔海德号”上当轮机军官的兄弟谈过话了。那艘军舰正停在里斯本。这位通讯军官，从那时起，就通过“马布尔海德号”的无线电室，和一个在巴塞罗那的旧女友**。三天前迪格发现了这件事，至今还拿它寻开心。
帕格说：“那么这个玩意儿的效果怎么样，迪格？汤姆说话你听得清吗？”
“啊，百分之百。真了不起。”
“你说，我能和柏林的罗达通话吗？”帕格突然觉得这倒是个机会，可以把梅德琳的情况告诉她，或许可以就此作出决定。通讯军官很高兴能借此机会不再被挖苦，立刻回答说：“舰长，我知道，咱们今天夜间可以叫通‘马布尔海德号’。接通里斯本到柏林的长途电话，可能会容易些。”
“那得是——那里的早晨两、三点钟吧？”布朗问。
“两点钟，先生。”
“帕格，你想打扰罗达的美梦吗？”
“恐怕得这样。”上尉小心地把餐巾卷成一个环形，就离开了。
谈话转到德国和战争问题上。这些战列舰上的军官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纳粹的战争机器都幼稚地估计过高，而且十分羡慕。一位气色健康的上尉说，他希望海军在登陆舰艇方面多干些工作，不能只限于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如果我们卷入战争，他说，登陆几乎就会成为整个海军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全部海岸线。
迪格·布朗把他的客人带到副舰长房舱去喝咖啡。他向他的菲律宾侍者发了命令，随即以当官儿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傲慢派头懒洋洋地靠在一张漂亮的蓝皮长沙发上。他们俩议论起同班的同学：有两个闹离婚，一个夭亡，一个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变成了酒鬼。迪格对当战列舰副舰长的重担诉了一遍苦。他的舰长能得到这个地位，纯粹是靠运气、魅力和一个能干的妻子——就靠这些；他那种管理军舰的方法，快要使迪格得心脏病了；舰上人员从上到下都很懒散；他制定了一个生硬的训练计划，以至很不得人心，等等。帕格觉得迪格对一个老朋友炫耀得太过分了，就提到他此次从柏林回来，是向罗斯福汇报，迪格一听，马上变了脸色。“我并不觉得意外，”他说，“还记得那次在陆海军人俱乐部你接到的那个电话吗？我当时对他们说，我敢打赌，是白宫来的电话。你是飞黄腾达了，伙计。”
维克多·亨利占了上风之后，就心满意足，没有再多说什么。迪格等了会儿，装上烟斗，点了火，然后说：“罗斯福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帕格？”亨利把总统如何有魅力和吸引人一类的琐事讲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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