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说来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
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然而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座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霍维兹大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一个人都很快地动作，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限；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象在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飑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的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一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突然拳打另一个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作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
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作代号的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长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之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还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之下散开了乱跑，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他们夺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很远冒险**敌方纵深。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在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它们初次出场，在良好的天气下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象通俗书籍和杂志里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象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兵士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兵士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个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作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可是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个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的、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象。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运动——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兹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个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然而它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却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可是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却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的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呆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
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些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犹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①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桔红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锨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①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在长诗《神曲》里描写了地狱。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斯鲁特说。“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保存半个城市。这样干没出路。你用什么办法弄到水的？是不是你总算弄了一些汽油？”
拜伦摇摇头，打着哈欠，坐到棕色皮子的长沙发上。他的运动衫和裤子上沾满了砖灰和煤烟，他的乱蓬蓬的长发纠结在一起，他的眼睛呆板无神，周围有个黑圈。”没有一个机会。从现在起我们得忘掉那辆卡车了。我看见救火车停在路中心开不动了。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汽油。我正在到处侦察，结果被我发现一辆马拉的大车。这花掉了我大半个晚上。”他对斯鲁特笑笑，他的下嘴唇因为劳累而缩了进去。“美国政府欠我一百七十五元美金。最吃力的事情是把锅炉从卡车上搬下来，装到大车上去。不过卖给我大车的农民帮了我忙。这是算在交易里面的。一个长胡子的小矮个儿，不过挺强壮。天哪！”
“当然，会还你钱的。对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①
①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件十分紧急的突然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在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但是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应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就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象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炮火底下空袭之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
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嘘嘘”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面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嘘嘘”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怖，拜伦·亨利倒的确看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之类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他比任何东西更怕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
他一定要集中他的意志力量把这段拖泥带水的事情一刀两断。她也许有这个能力能燃起他的欲火，然而她是无可救药地顽固和外国气派，对他的前途和对他自己完全不利。现在她倒没有老挡在他面前碍他的事，这真得感谢这个浑身肮脏、呼呼睡着的青年人。
不一会儿，史塔钦斯基市长坐着一辆旧的大轿车来了。他是个留胡子的矮胖子，里面穿一件绿毛线背心，外面穿一套没有烫的脏黑衣服，鞋上沾满了红泥。他有一种热情的、激动的、几乎快活的神色。这个人领导着一座垂死的城市，他的广播演说比任何东西都有效地促使华沙继续战斗。一晚上他几乎很难睡两个小时觉。整个城市的负担都落在他身上。每一个人，从外交使团到街上的救火队员和医院的医生，有什么需要，都跳过市政府懒散的官僚主义，直接向他提出。然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富有战斗精神；他是眼前的英雄，也是所有尖刻嘲笑的对象。最近几天德国飞机扔下来的新型重磅炸弹，被叫做“史塔钦斯基卷心菜”；反坦克的钢制尖桩，被称为“史塔钦斯基牙签”。
“这是谁？”市长的一只肥粗的大拇指指着长沙发问。
“一个小伙子。睡着了。他听不懂波兰话。我可以叫他出去。”
“不要紧，不要紧，”史塔钦斯基举起两只手摇着，在斯鲁特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两只肥厚的手放在膝盖上，吁了一口长气。他环顾了一下这个陈设着讲究家具的宽敞房间，手指在光亮的写字桌面上划着。“啊，你们这里看来一切都好。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办？你的人都好吗？”
“我们很好。我们对华沙人钦佩极了。”
“是吗？德国人是无话可说了，嗯？昨天晚上我们在北边把他们赶了回去。柏林电台说，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走着瞧吧。”市长骄傲得脸都发红了。“今天早晨，我们的军队离开和莫德林①守备队的会合点只有十二英里！到时候全世界就会看到一些东西了！我们会重新有一条战线，而不是一个包围圈。”
①莫德林，波兰要塞，在华沙东北二十英里。
“这是个美妙的消息，阁下。”斯鲁特的手指抚摸着他烟斗的温热的烟锅，企图用他并没有感受到的高兴来微笑。
“是的，可是另外一个消息却并不那么好。”市长顿住了，瞧着斯鲁特的脸，戏剧性地说：“俄国人进军了。今天黎明，苏联入侵我国。他们成百万地涌过边境。他们的借口是他们要保护他们在波兰的同胞以免落到德国人手里。当然，这是个露骨的、伪装的谎话，不过俄国人从来没有变。他们已经占领了泰诺波尔和巴拉诺维齐，罗夫诺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陷落，如果它还没有陷落的话。我们在东边没有军队。我们已经牺牲了一切在西边挡住了德国人，等待盟国进军。现在俄国人来了。在华沙和边境之间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斯鲁特放声大笑。市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怎么了，先生？你不相信我？我告诉你，俄国人趁波兰在受难的时候从背后扑上来。这是一桩历史性的背叛。我有一封信给你们的总统！”他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打开，摊在斯鲁特面前的桌子上。“如果你在措辞方面有建议，我们欢迎，但是现在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快，要用最快的速度。”
斯鲁特几乎没法在头脑里把这张灰色官方文件上的波兰字译出来。现在他能想到的一切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兵士正在接近华沙。他都几乎看到了那些在爬动的机械和斯拉夫型的脸。也许他们不为别的，只是来要求这笔邪恶交易中他们的一份的。也许他们会和德国人交战，把华沙变成哈米吉多顿①
。也许他们会把有名的俄国大炮带来，帮着德国人用两倍快的速度把这个波兰首都变成齑粉。这个消息在他看来是真正的世界末日，而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在笑。他朝这张在他眼前飘浮的纸瞥了一眼。“我明白，这个情况异乎寻常，”他总算开口说了，对自己有条有理的流利的话连他自己也觉得惊讶，“但是一座城市的首长要写一封信给一个政府的首脑，这是失礼的。由莫斯西斯基总统②或者史密格莱－里兹元帅③或者贵国政府的什么人出面，也许会更有效些。”
①史密格莱－里兹（1886—1943），当时波兰总司令。
②莫斯西斯基（1867—1948），当时波兰总统。
③见《新约》《启示录》第十六章：世界末日天下众王聚集争战之处，希伯来语叫做哈米吉多顿；指世界末日一场大战。
“可是先生，我们的国民政府已经越过边境到了罗马尼亚。现在他们可能已经被软禁起来了，不出这个星期，德国人就会把他们都吊死。现在只剩下华沙，可是我们不害怕，我们在继续战斗。我们要知道我们能盼望什么。”斯鲁特定下心来，把这信件看了一遍。这是一些熟悉的、可怜的恳求的话，和这几个星期来华沙广播电台向法国英国广播的话一样。事实上，这位市长所讲的话也跟他在广播里讲的话风格相同。“先生，我不能肯定我能多快地把这个送出去，最近通过斯德哥尔摩，我经常遭到十二小时或者更久的耽搁。”
“我保证你立刻发送。你可以用明码发出，让全世界都知道，”市长挥着拳头，高喊着，“尽管俄国人背信弃义，华沙的人民还在战斗，我们呼吁美国总统说一句有希望的话。只要他说话，盟国就会听从。他们会进军，趁现在还不晚。还是能够从背后把德国人打垮的。他们所有的兵力都在波兰。只要两个星期，盟国就能对着柏林怒吼。只要让总统说话，他们就会进军！”
“我们可以很快地把它译成密码，阁下。我觉得这样更妥当些。在半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准备发出。”
史塔钦斯基用比较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打电话到我的办
公室，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与斯德哥尔摩或者伯尔尼直接通话。”他站起来，朝房间四周看了一眼。“一块和平的绿洲。德国空军倒是尊重美国国旗。他们很聪明。这小伙子睡得真香。”
“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个信件，德**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请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
话，世界的文明还能在维斯杜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呆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我们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一个译码职员来。
“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变成德**队和俄**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呆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还到不了华沙。”
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发展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侨民撤出去。”
“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
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之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能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的人在坍倒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一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象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儿，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刚毁了一半，好象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象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么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幅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留下血肉模糊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转，指着周围的人们。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棕色的**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儿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子、一把方型的红胡子、眼神蒙眬而可怜的医生，正好在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出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美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花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头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浓密、卷曲、深色的头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的眼睛里泪珠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那个生双
胞胎的妇女还在出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只病床做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子上。你现在马上回大使馆去。非常感谢你，你帮助了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她转向拜伦。“莱斯里·斯鲁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蛋。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子撩到臀部；这个动作不禁使拜伦心里一跳，尽管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裤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子富于性感。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裤一定是从修女那里弄来的。“拿去，”她说，从衬裤里拿出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子。“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美金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干这个吗？”
“当然。”
“告诉我，勃拉尼，”娜塔丽说，“你还觉得好玩吗？”
他环顾了一下这个吵闹、拥挤，气味难闻的病房，波兰妇女正在这里无可奈何地把新生命送到这个被德国人炸成死城的城市，在垂死城市所能给予的最好照料下，经受着不能改期的临产阵痛。“比桶里的一群猴子还要好玩呢。回大使馆去的时候小心些，好不好？法兰佐斯基街上一座教堂着了大火，他们把街道封锁了。从博物院那里绕过去。”
“好的。你也许会在那幢灰房子里找到班瑞尔，你知道吗，就是犹太公会办公的地方。他是在伙食委员会之类的地方工作。”
“我想我会找到他的。”
拜伦从后面一条小巷走了出来。那里有两个人正在把医院里死掉的人装上一辆双**车，和他买来装水的那辆十分相象。死尸躺在铺路石上，那个穿着有红色污迹的白油布围裙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抱起来，抛给另一个人，由他堆在车里。这是些张着嘴、瞪着眼的僵硬的大怪物——象菜场上的死鱼一样，那个人抛起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尸体，它分量不重，从身上还挂着的粉红色衣服碎片里露出了灰色的阴毛。
他急急忙忙穿过毕苏斯基元帅大路，向犹太区走去。他听见重炮的轰声和临近的爆炸声，好象就在一所房屋的废墟上爆炸。拜伦哪里喃喃地用惯常的咒语骂着德国人。他离开佛罗伦萨大学后，曾经在德国住过一个星期。他们看来很怪，但是并不比意大利人更怪。他们是外国人，不过还通人情，喜欢吵吵闹闹开玩笑，但是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然而他们却在这里，包围着波兰的首都，用炸药和飞舞的钢铁轰击它，破坏水管，杀死儿童，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堆僵硬的、玻璃样眼睛的尸体，得用大车拉走，进行处理。这真正是最令人愤慨的暴行。把它叫作“战争”，并不能使它更加易于理解。
尽管如此，拜伦却发现这个他偶然陷入的奇特而可怕的环境，比他所记得的“和平”要丰富多采、生动有趣得多。给美国大使馆运水，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满意的事。他喜爱这个工作。他心甘情愿地在这样做的时候被杀死。可是偏偏他运气极好。这就是他在寻找的新鲜事情。华沙城里的大部分人还活着，没有受损伤，在干他们的事情。这座城市远没有被毁灭或者一半被毁灭。他一路向纳雷斯加亚区走去的时候，经过一整条一整条街的棕色三层楼房子，它们都完整无损地耸立着，安详地，宁静地，看来完全和德国人进攻以前一样。
但是在犹太区就没有这样未受损坏的街区。这是一个广大的冒烟的瓦砾堆。显然德国人是把格外多的炮弹、炸弹抛向这个地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华沙的犹太人不可能迫使城市投降。这么一阵火与炸药的暴雨，如果不是落在犹太人头上，而是集中到城市的生命线上——如电力、供水、运输、桥梁等——可能很快就把华沙攻破了。对纳雷斯加亚的轰炸，是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对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一场丧失理性的浪费弹药的袭击。
拜伦在德国的公园长凳上看见的JudenVerboten①字样，似乎过分奇特，有点不象真的。对纳雷斯加亚区的轰炸，第一次使他明白了这个古怪事实，就是德国人真的蓄意谋杀这个民族。无轨电车翻倒了，烧得乌黑。发胀的死马在街上成群的肥黑苍蝇下发着恶臭，这些苍蝇有时叮住拜伦的脸和手不放。也有死猫死狗，也有一些死耗子散在沟里。他只看见一个死人，一个弯身躲在门洞里的老头子。以前他已经注意到犹太人运走死人是多么快，他们对待死尸是多么尊重，把装死尸的车用布盖住，跟在它后面沉默而悲哀地在街上走过。
①德语：犹太人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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