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鲁特小心翼翼地、用含着恳求的目光非常不安地扫了大家一眼。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却很镇静，完全是一副打官腔的声调。“我很抱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犹太人。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我没有问过，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我奉命把犹太人区分开来，”党卫军军官说，“我现在必须进行这项工作。”他转向一批美国人说：“请按照你们的姓氏字母排成两行。”谁也不动，大家都望着斯鲁特。那军官又对斯鲁特说：“你这一批人现在归德国武装部队管辖，必须绝对服从战区的军事法令。我提请您注意这一点。”
斯鲁特朝候车室望了一眼，显得很为难。瑞士、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已经有好几个国家的犹太人被隔离出来，他们愁容满面，提着皮箱，耷拉着脑袋站着。“瞧，你要是非那样办，你可以假定我们都是犹太人。”他说话的声音开始颤抖。“还有什么事？”
拜伦听见他背后一个女人尖叫起来。“等一等。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斯鲁特先生？我当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愿被人看作犹太人，或当犹太人对待。”
斯鲁特转身气冲冲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一视同仁，扬太太，我是这个意思。请你跟我合作……”
“谁也不能把我当犹太人看待，”另外一边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也不准备花钱买这个称号，很抱歉，莱斯里。”
拜伦听出这两个人的声音。他回过头去看见党卫军军官对那个女人说：“是的，太太。请问您是什么人？”
“克莱·扬，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人，你当然能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这个干瘪瘦小的女人，年纪六十左右，是美国电影发行公司驻华沙办事处的簿记员。她吃吃地笑着，眼睛不停地溜来溜去。
“那您能帮忙指出你们这些人当中哪些是犹太人吗，太太？”
“啊，不行，谢谢您，先生。那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
拜伦料到她会这样。他更担心的是那个男人，他是退伍军官，名叫托姆·斯坦莱，他曾经向波兰政府出售过重型机器。斯坦莱始终深信所谓希特勒是伟人，以及犹太人咎由自取，等等。
党卫军军官先问过斯坦莱的姓名，然后象跟普通人交谈一样，对他说：“请你告诉我，这批人里谁是犹太人？一定要等我知道以后，你们这批人才能离开。看起来你比你的代办更明事理。”
斯坦莱活象一只老火鸡，垂着双颊，耷拉着喉核，长着一撮灰头发。他脸红了，清了好几次喉咙，把手插到他那件棕色和绿色相间的花哨的运动衫衣袋里。美国人都看着他。
“好吧，朋友，我会告诉你，我愿意跟您合作，可是，据我知道我们这批人里没有犹太人。”
党卫军军官耸了耸肩，朝每个美国人看了看，然后盯住马克·哈特雷。他伸出两个手指弹了弹。“你，不错，你，打着蓝领带的，到这里来。”他又弹了弹手指。
“站着别动，”斯鲁特对哈特雷说。然后又对军官说：“我要知道你的姓名和军阶。我对这种手续提出抗议，而且我警告你，如果这一事件仍然继续，其后果将导致我国政府提出书面抗议。”
党卫军军官指着候车室，振振有辞地说：“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都跟我们合作。这是你亲眼看到的。没有什么可抗议的。这不过是遵夺本地方的规定。喂，你叫什么名字？”
“马克·哈特雷。”他说话声音相当沉着，比斯鲁特还要镇定。
“马克·哈特雷，好。”党卫军军官冷冷一笑，笑得很特别，并且狠狠地瞪着眼睛，他这一笑简直象那个波兰士兵，在去华沙路上拚命扯出租汽车司机胡子时的笑一样。“哈特雷，”他又重复说。“你生下来姓什么？”
“就姓这个姓。”
“是吗！你父母是什么地方人？”
“都是美国人。”
“是犹太人？”拜伦说：“我认识他，先生，在华沙我们总是一起去教堂。他跟我一样，都是美以美会教徒。”
身材高大、银灰色头发的牧师站在克莱·扬旁边，用手指摸着牧师服的衬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哈特雷先生来教堂的时候，是我主持礼拜。马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党卫军军官不以为然，他疑惑地对斯鲁特说：“这一个肯定是犹太人。我想只要检查一下身体就能……”
斯鲁特打断他的话：“这是侵犯人身，我要向上报告。在美国一生下来就割包皮是很平常的事。”
“我就割了包皮，”拜伦说。
“我也割了，”老牧师说。
候车室里其他国家分离犹太人的工作都已经结束了。人们都看着这批美国人，交头接耳，并朝他们指手划脚。党卫军军官都聚集在门口，只有一个军官身体很结实，但是已经秃顶，黑制服衣领上有金饰，他这时走到这批美国人跟前，把党卫军军官拉到一边，望着哈特雷，嘟哝了几句。军官一句话没说，推开周围的人，走到哈特雷跟前，拿起他的手提箱，打开皮带。
斯鲁特厉声说：“等一等，先生。这里不是海关，没有理由搜查属于私人的东西……”可是党卫军军官已经跪下一只腿，把箱子打开，在里边乱翻，把箱子里的东西弄了一地。然后，他拿起一本《新约全书》，在手里翻弄着，露出半是惊异、半是轻蔑的表情，把书递给他的上司。秃头查看了一下，把书还给他，双手在空中一挥。“好吧，”他用德语说。“一百个美国人当中有可能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可能呢？今年夏天会有犹太人来华沙，那除非是白痴。走吧。火车已经误点了。”他说完就走开了。
党卫军军官把印有烫金十字架的那本黑封皮的书扔到打开的手提箱里，他用脚踩在这堆东西上，象踩着垃圾似的，很粗暴地朝哈特雷打了个手势，要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党卫军军官又挨个察看每个人的脸，他走到娜塔丽·杰斯特罗面前，打趣地盯着她，仔细看了好半天。
“呃，你看什么？”她说，拜伦的心往下一沉。
“你长得挺漂亮。”
“谢谢。”
“也挺黑。你的祖先是哪里人？”
“我是意大利人。”
“你叫什么名字？”
“蒙娜·丽莎①。”
①意大利古典画家达·芬奇所画的一幅妇女肖像的名字。
“我明白了。你站出来。”娜塔丽一动不动。那军官哼了一声，开始翻阅花名册。斯鲁特马上说：“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下个月结婚。”
秃头军官在门口大声喊叫，朝这个党卫军军官挥手，这个军官只好无礼地把名册往斯鲁特手里一塞。“很好。你很爱你们的犹太人。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犹太人也都收容下来？我们这里多的是。”他又对拜伦说：“你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可是你居然替一个犹太人撒谎！那个人肯定是犹太人。”
“老实说，他不是，”拜伦说。“我觉得，马克是戈培尔博士那种脸型。你知道，又短，又黑，一个大鼻子。”
“象戈培尔博士？好吧。”党卫军军官朝哈特雷和娜塔丽瞪了一眼，哈哈大笑，然后走开了。
扩音器里用德语广播：“全体犹太人到餐厅集合。其他人到七号月台上车。”
撤退人员朝漆黑的月台拥去。剩下为数不多的犹太人回到餐厅，一群穿黑制服的党卫军把他们围起来。德国兵在火车旁边把人群拦住，让外交人员先上车。
斯鲁特喃喃地对拜伦说：“我去找一间包房。你在窗口找我。带着娜塔丽、马克，尽可能带上格林维勒牧师和他的妻子。”
不一会，拜伦就隔着滚滚的蒸汽，看见斯鲁特在灯光暗淡的车厢里向他招手。拜伦领着另外四个人一口气冲到车上，找到包房。
“谢谢，”等大家都坐定，斯鲁特轻轻关上门，哈特雷小声说。“万分感谢。感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
“莱斯里·斯鲁特是大丈夫，”牧师说。“你表现得很高尚，莱斯里。”
“很高尚，”娜塔丽说。
斯鲁特畏畏缩缩地朝她看了一眼，笑了笑，仿佛不相信她讲这话是认真的。”那是因为我完全站得住脚。你知道，他们在坎托洛维茨教堂就想从我这里弄到这个材料，但是没有成功。他们从别人那里都弄到了。因此那边的分离工作才进行得那样快。可是，你怎么忽然想出开蒙娜·丽莎这样一个玩笑？”
“这可是非常冒险，”牧师说。
“简直是白痴，”哈特雷说。尽管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响，他们讲话的声音仍旧很低。静止不动的火车不断发出嘘嘘的声音，并且叮当作响，车厢外面的广播喇叭正在用德语大喊大叫。
“那拜伦开的戈培尔的那个玩笑呢？”娜塔丽轻蔑地撇嘴一笑说。“我想一定是很高明的了。”
“你们俩看来都不明白，”哈特雷说，“这帮人都是刽子手。刽子手。你们俩都还跟孩子一样。”
格林维勒牧师说：“哈特雷先生，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了解德国人民。现在残酷、不公平的制度强加在他们头上，有朝一日他们会把它推翻。本质上他们是好的。”
“去斯德哥尔摩吧，”娜塔丽说。“我懂得一件事情了。我对柏林不再有任何好奇心了。”
“你首先得把你的护照要回来，”哈特雷说。他那愉快的面孔上刻下了一道道饱经忧患的皱纹。这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穿着一身美国运动衫，显得特别苍老，老得不象样子。
火车哐啷一声开动了。拜伦于是掏出那只黄信封。一页德国武装部队的公函纸上，用英文写着电文：知平安甚慰速来柏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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