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开影集，不留神便看到了几张在贵州拍摄的照片。照片因为过了塑被我保存着，多少年过去了都觉得象新的一样。每这时，我总要拣出那些我的“二十岁”、“二十一岁”生日时的照片仔细端详。我“二十岁”时穿上了那年姐姐从家乡寄来的紫色百褶连衣裙，头发柔柔地披在肩上，在照相师一声“准备”、“开始”之即，我双手轻抚着裙摆，头发向后飞扬，活象个公主；我“二十一”岁梦想上个好大学，于是穿上了博士服照了一张“博士照”；我“二十二岁”看上去成熟了，别样的披肩和朦胧的丝巾将自己描绘得“犹抱琵琶半遮面”，频添了几许妩媚。
我是二十岁时到贵州的。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如此遥远的地方，心里总免不了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而和我同来的老乡却拿着照相机准备捕捉一路的美景。车尽管在崎岖的蜿蜓里颠簸着，但欢笑声和叫好声也同时起伏着。教办的辅导员一个劲儿地说；“贵州啊，资源丰富，空气清新，人在这里生活可以长寿。”我因为有点紧张，总是默默无语。
总算来到了校园。一看，天啊，这是学校吗？怎么连个校门也没有？教室的门窗是新添的，这分明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只有偶尔传来的流行歌曲才让我们略感时代的气息。听教办说，这学校全是希望工程捐款修建的。
没来几天，受不了空气的干燥，不习惯高原的寒冷，甚至也不习惯只吃两顿正餐，从晚上十点睡到次日十点才开始上课的日子。我失望、伤心地拿起了电话，但又马上放下了——
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是和姥姥度过的。小时候不懂爸妈为什么总是分开居住，也不懂爸爸总是忙，而妈妈总在电话那边遥遥地质问：“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忙？！”
后来上了学，见到同龄的同学在爸妈的呵护和鼓励下便可以大胆地举手发言、回答问题、参加各种比赛，并获奖。我幼小的心灵便开始迫切地渴望着：要是我的爸爸不忙，我便可以站在他的肩上摘天上的星星！
再后来，长大了，和一个男人恋爱，结果被欺骗了。再再后来，便去了这样一个地方、、、、、、
在这里，初来乍到的我不想有人认识，不想有人了解，也不想有人控望。那天晚上，平生第一次喝上了农家酿造的“包谷酒”。才喝上几口，醉了，脆弱的心总是最容易醉倒的。醉后的我将门重重一摔，闩得死死的,一头栽到了床上，心却无法平静。相反，发烧的脸和燥热的胃让我顿时情绪高涨。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不愿给家人打电话，甚至连家中的电报也不回？我恨死了自己，也恨死了家人，如果不是他们的粗心和自己的愚钝，那场有关我和他的恋爱就会变得多么“风花雪月”，而不是被欺骗被抛弃的结局！那晚我痛痛快快地哭了，想着要哭一个晚上，想着即便哭一个晚上也不够。可这一哭，倒让相邻的老师们纷纷出来了。
有个老师，高高瘦瘦，名字和袁世凯只差一个字。说话做事喜欢大手一挥，以此显示着领导者的风范，平日里总不苟言笑。他那晚也来了。先是敲门，“怎么啦？怎么就伤心啦？”我执拗着不去开门，哭声却更大了。他一听我哭得更大声了就慌乱起来，只听到他口齿不清地叫着其它老师“拿、、、拿什么、、、拿梯子来。”我的哭声并没有因为他口齿不清的说话而停止，一边哭一边想象着他们怎样笨拙地架起梯子敲门、砸玻璃。最后是袁世凯三下五去二地打开了门。于是，大家在我小小的屋里开始为我忙乎了起来，端茶，送水果等等。也许是他们的左规右劝的缘故，也许是那么几滴白酒实在够不上醉人的缘故，我在喝了一杯浓茶以后，醒了。
“女孩子喝酒对胃不好，”袁世凯说，“以后不许喝酒。”他那次说话没有平时的领导者的口气，眼里还流露着关心和爱护。从此我和他的距离一下缩短了。
他不久升为学校的主任，便要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就是我卧室前面的一间。我每天都必须经过几次，他的办公室没有一般男孩子的那样零乱，几十本教育书籍、文学作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还有他发表的几篇教改论文也有条不紊地放着。他每天都要来这里办公，有时午休也来，我先是不习惯外边开门的“吱呀”声和笔尖的“沙沙”声，但没多久也就适应了。我们有时隔着厚厚的墙壁大声说着话，诸如：“明天的会议什么时候召开？”我问。“这个月的生活费算了吗？”我问。
袁世凯经常主持周一的政治学习和周末的工作总结，有时也会突然带着我们下乡到其它学校听课学习。他总有神通广大的本领，他的课且不说纪律最好，学生平均成绩也最好，就是他没上过课的那些学生，一说到他也十分敬畏：“老师可严肃呢！”早在他毕业那年，他说：“俺要做主任。”一年后，他果真做了主任。学校每逢申请经费，无疑该是他去镇教办，学校每有大型活动，也无疑该是他策划。有一回，为庆祝香港回归，学校想要与镇政府同庆，一天之内跑教办，政办几趟也没有成功。而他第二天去了，回来就说镇长已经同意并签字。
他尽管神通广大，却总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才二十出头，而他却几近而立。他也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湖南人总将“吃FAN”说成“吃VAN”，又诸如湖南的山总比贵州的山小吧？湖南的天空会不会也象高原一样多变？我家在湖南的哪个位置？离湘江和洞庭湖有多远？等等。
那一年流行《潮湿的心》和《真的好想你》等流行歌曲，他便买了回来，总在傍晚时分播放，以至于我在吃饭回来的路上也可以听得十分清楚、十分投入。他从来不问我会不会留在贵州，只是说：“贵州啊，这地方可不得了，将来只要一开发，首先富的便是这贵州！”他说着话时**澎湃，好象贵州眼下真的就富了一样。他有一个弟弟在我班学习，很顽皮，总抢着回答问题。还跟班里的小同学们说：“我哥想带***老师到我家——玩。”我后来对他说，“你弟真逗！”他摸着他弟的头，仿佛对我说，“他真乖！”
我的二十一岁生日是在那所学校里度过的。那天，他买了羊肉，蔬菜以及水果，然后将它们做成了可口的羊肉煲，着实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那是我至今为止第一次吃到有水果的羊肉火锅。照相是第二天他为我补拍的。原因是第二天为星期六，对他这位日理万机的人来说方便。更有趣的是，他为我设计了三种不同风格的装扮，还说为了圆我的三个梦想。这可真是我没有料到的。有时朋友远比自己了解自己。“第一张、、、、”他说：“准备，开始，”然后只听咔嚓一声就有了我前面提到的“公主照”；接着第二张“博士照”，然后第三张、、、、、、
我是一年合同到期后去了另一所学校，以为手续只要和教办商量便可，也就没告诉他。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神通广大”到了如此地步。当我从教办楼梯下来时，便碰上了他：“听说你要走。”他吃惊地说，“你是真的要走？”他说这话时眼睛久久地看着我，待意识到我也在看他时，他的视线才缓缓移开，低着头，象是在思索着什么，又象是在挽留着什么！
我走的那天，学校请吃饭，他没有在场。
离校一年之后，生日的那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他的一张贺卡以及我二十一岁生日时的三张照片（已过塑）。照片的背面分别注上了“你的二十一岁”、“你的二十二岁”、“你的二十三岁”（我想象中的）。
听其它老师说，他已住进了我原来住过的房间，一个人办公，只是不再自己做饭。
我于是想，是他在召唤我了吧？是他真到了＂而立＂之年吧？而我却再也难得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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