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正月，对颜仲江辛娅夫妻俩来说，比去年正月忙多了，主要是忙于走亲访友。走完女方这边，男方那边的近亲一家也没有放过。如果说去年是认亲式的走访，今年则是让亲友分享他们添子的喜悦；去年一家一包白糖之类的拜年礼物多数是托父母转交，今年则多数是亲自上门——辛娅的意思是，对方看到他们背上的小孩，怎么也要打发两文（红包）。她反驳仲江的理由是：今后他们的小孩来，你不能不打发吧？
他们带着孩子去给古福珍拜年时，已是正月十六。辛娅夫妻刚进屋，小孩就被从里屋出来迎接的古福珍微笑着抱了过去，口里“幺儿，乖”地喊着。辛娅喊“颜毛毛，喊祖姑婆”边笑着歉意地说，“姑婆，我们是有心打（拜）端午，六月都不迟啊。”随后主动走上前，从古福珍手里将孩子抱了回来，“不要把祖姑婆弄脏了”，其实是怕古福珍将孩子抱掉在地上了。古福珍看去身体虽然硬朗，却也是年近古稀之人，何况她正准备亲吻小孩的脸庞——万一有什么传染病呢？
有些悻悻然的古福珍笑着说：“水不搅不浑，人不走不亲，我还以为把你们得罪不来了呢。”
“我们这烂板凳客，毛毛，祖姑婆不烦我们就是喽，还得罪！”辛娅嘻笑着轻轻咬了一下孩子的脸庞迈进里屋去了。
仲江正在门口回答古福珍对父母和舅父及孟江一家人的问候，从屋里先闻声后见人走出了任齐芳、张国乾、包章莲，古福珍见没有她插话的余地，就说：“你们谈，我去整饭。”他们来到专门用来待客的地楼屋，坐在椅子上看书的王林佳，与仲江夫妇打了招呼，又埋头看书去了；王贝贝在看黑白电视机里的动画片。仲江坐下就问张国乾，什么时候回来的，什么时候回部队，他没有发现张国乾的服装上没有了帽徽领章。国乾回答说：“转业了，等待分配。”
“你在部队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听说还提副营长了？”仲江的惊讶中是不解。
“去问他妈妈嘛。”任齐芳气鼓鼓地插话。
张国乾接话说：“我妈妈听说我当了副营长，而且已经两年了，很生气，就喊齐芳给我写信，要我转业，说什么山高必陡，官大必险，我父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接到齐芳的信，回信向我妈妈解释，请她不必担心。谁知她就是不听，半个月一封信，都成岳飞十二道催命金牌了。重去重来都是那些老话，后来我看烦了，干脆连信都懒得回。”
“我也写烦了，”齐芳补充说，“就推说忙，不写。我不写他就去找人写，甚至威胁说要上吊服药。我估计她不会，写信喊国乾不要理睬她。”
“应该喊包书记去劝劝她。”辛娅惋惜地说。
“我怎么没有劝啊，”章莲说，“我劝了不下十次，嘴巴都说干了。我说中国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你说她怎样回答？她说，我爸爸六二年平反后也说不会再有什么运动了，结果怎样？反而对我说：我喊你不要当你那个书记你要当，你以后是买后悔药世界上还没有卖的。我这样说她那样辩，我那样劝她这样驳，后来她理屈词穷了，就说，你姑娘家是外头人，我不管你，我只得国乾这根独苗，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对不起你爸爸是小事，我后半生去靠谁？说着说着她就伤心地哭起来了。你说我还能劝吗！”
“你不理她不就得了？反正她是鞭长莫及。”仲江像给他出主意一般。
“她看到我不回信，就跑到部队去找首长，她面对首长的解释，还辩驳说在部队当官比地方更危险。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举的例子是，**当年要害某位将军，就通知那位将军进京开会，刚到机场，将军就被他派人不知‘接’到什么地方去了，连问都没有地方问。在地方上，栽赃陷害也好，罪名莫须有也罢，还能知道自己的人去了哪里，遭了什么罪，生可见人，死能见尸。她说，如果还在打仗，那是保家卫国，而今仗也不打了，总得回家为老人尽尽孝送送终吧？首长也是秀才遇到兵，怎么解释她都不听，最后答应她，条件是让她再等10天。我趁机带她到昆明玩了几天，回到部队，我任营教导员职务的文件下来了，转业的文件稍后也下了，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叹息说‘可惜可惜’。”
大家没有再说话，都为他惋惜。静了好一会，国乾接着说：“值得欣慰的是，临走那几天，为我送行的人很多，有还击战时任我们团长而今已是师长的人，也有我所在的营连排班干部，还有许多士兵和转业在昆明或昆明附近的战友，临别那天，许多人哭了起来，哭得最伤心的，要数我们原来侦察排的战友了，大家清楚地记得，我们打穿插休息时，一枚炮弹落在我们面前，所幸是一枚哑弹。如果那炮弹爆炸了，我们还能在这里告别？其中流泪最多的，又要算湖南籍从军校毕业新任侦察排长的朱飞了。从战场下来后，他当了班长，可是考了两年军校都没有考上，分数相差也不少。第三年即将退伍的他决定放弃，我动员他报名，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连声埋怨自己太笨。我狠狠地骂了他几句，我说，人生不能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有1%的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作为军人，即使最后时刻，都不能言弃。最后，我命令他必须参加考试，还为他买来复习资料，放他两个月假，关门复习。考试结果出来那天，他跑到我面前还没有说出个一二三来，就哭得一塌糊涂。原来他已上线，作为农村兵的他，用不着回湘西老家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了。”
章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依我看，你适合当组织部长。”
“人家组织部长是副县级。”任齐芳表达了这种说法的不可能。
“如果不任县委常委，也是正科级。”章莲和刘芳把玩笑当真起来。
“我妈妈根本就不允许我当什么长。回来不久，组织部成部长找我谈话，拟将我安排到公安局任副局长，享受正科级待遇，问有什么意见。我回来问她，她马上就去组织部找成部长，什么长都不能当，就当工作员。过两天成部长通知说，已经给劳动局打招呼，过完年就下文，安排在机械厂，那家厂工资和奖金都高。”
“那个厂和我们灵芝饮料厂差不多，我看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看到厂里效益有些好转，县里那些大小头头就将初中毕业办有待业证的人招工分到厂里，一些领导凭借关系或手中的权利，将子女或亲友调进厂来。更让大家不服的，是频繁换领导。理由是为了大干快上，指标定得高高的。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机械厂今后确实是问题。”辛娅附和着说，“设备老化，产品单一，技术落后，区位劣势，这些也是我们偏僻落后地方企业的致命伤。”
“管他的，走一步看一步。”国乾回答，其实算是自我安慰。
“回来也好，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总不是个事。”王林佳放下书抬起头说，“至于尊老爱幼的问题，我看还不是主要的.”
王林佳话音刚落，外面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章莲跳起来说：“坏了，出事了！”说完就往外跑，其他人也跟了出去，辛娅将睡熟的孩子递给古福珍，也跑了出去。
(第12章 爱子情深 5、烈火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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