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古家寨途中，包章莲问古成竹，牛世荣支书为什么不出面，这牛维贵怎么还有这么高的威信？
古成竹说，牛维贵的支书是拣来的。在今年秋初的选举中，乡里来主持选举的副书记等人，认为党内选举不会出什么问题，也就没有像选村主任时那样掉包事先准备好的选票，唱票结果出人意料，乡里提名的牛世荣得票不到三分之一，牛维贵却得票过半。牛维贵找到那位副书记，汇报说他老了，身子骨不行了，还是让年轻人来干。那位副书记始信牛维贵在这次选举中没有搞手脚。那位副书记解释说，如果乡里马上行文任命他人，群众会说他们搞假民主，社会舆论压力太大，动员他先干一阵再说。古成竹说：“我不是党员，我是党员都要投他一票。”那牛世荣只晓得呼哄上面，一点不体恤老百姓。乡里来吃喝的，他出去办事请客的，都要摊在这样费那样费里由大家出。牛维贵就不同，既顾上又顾下。那年乡里计划生育突击队来古江兵家抬家具扛粮食拆板壁，扛那箩黄豆时他主动说他来，结果他三转两转把黄豆扛到仲江家藏起来了，过后通知江兵扛了回去。他说，总得给他家留点黄豆种呀。每年上面来的救济，他都能照顾到困难的家庭；遇到计划生育之类的罚款，他都帮着说情，只要他张口，那些罚款的或多或少都要减一点。这次闹事，并不是牛维贵的主意，但出事后，大家都觉得不请他承头不行。“你不要看他六十三四了，一餐吃他三大碗，赶青龙场卖粮食买肥料，百来斤担子在他肩上挑着不比我们走得慢。”
第二天上午，牛维贵率人交来了2支微冲，3支手枪，下午又交来1支微冲和3支手枪。包章莲安排牛国禄等人专门负责看管。牛国禄检查说，枪里没有子弹，问牛维贵是怎么回事。他答一部分被人们试验射击用了，古成竹家院坝柿子树身上那些弹孔就是证明，另一部分交来前已被人们朝天射掉，“他们认为，带子弹的枪到了你们手中同样不安全。”
下午和晚上的谈判基本上在平和中进行。针对对方提出的问题，包章莲初步表态：要求李明、晋成刚和公安局长来给死者披麻戴孝，这不是脸面问题，是怕大家情绪不稳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到时更不好办。县委县政府保证不会“秋后算帐”，不管这次和以前发生的殴打事件，都到此为止，不再追究。当然，今后县乡干部下队到这里大家也不要为难人家，就事论事，不要翻老盐菜罐罐。丧葬抚恤费，按死者今后可能创造的收入计算不好处理，按国家干部去世后的办法计算好操作一些。一次性安埋费4千元，一次性抚恤4千元，两个男孩成年前的抚恤费1万2千元，父母的抚恤金按70岁计算，8千元，加起来是2万8千元，就算一个整数，3万元。包章莲说：“当然，这样算县里是不是同意，我还得请示，想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会场一片议论声，从大家的眼神可以看出，对处理结果较为满意，一些人的表情甚至是羡慕了，古成旺、罗来花和古江兵妻子的眼里，也流露出喜出望外之意。大家知道，农村人，劳作一生也难收入这么多钱。古江堂听到说还要请示，就威胁说：“包县长，你去给他们讲，讲得好就讲，讲不好我们重新整过。”
次日一早，包章莲上山乘车到乡里向“11·6”指挥部汇报，在指挥部听取汇报的，还有从地区赶来的包括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力大伟在内的地委领导和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地县领导们经过紧急磋商，同意章莲的处理意见，并根据章莲的建议，同意再给死者家住房补助1万元，条件是将枪支和公安干警交出后才能支付。
事件得以顺利处理，牛国禄等陪同公安干警带着枪支回城，章莲主动要求留下来，待死者安葬后离开。
应古成竹邀请，包章莲、贾飞、牛维贵、古八字和颜仲江一家到他家吃糍粑。饭后古成兰、颜河义回家，古成竹为江兵准备做道场的事宜，先去了古成旺家。按古八字的说法，做道场就是给死者超度亡魂，死者投生来世就会幸福平安。大家坐下来喝茶，摆龙门阵，章莲开玩笑问：“牛支书，你的接班人选好没有？”
牛维贵苦笑着回答：“包县长，这接班人难找喽。全村党员比土地下放到户时没有增加几个，稍有点文化的党员又杀广了，杀广比在家好找钱。俗话说，为人不学艺，挑断箩篼系，在家种地，刨去种子、肥料、农药，也就赚几个辛苦钱，碰到天干水涝，一年还要倒贴。你看坝上修砖房的，大多数是杀广找的钱。那些年轻人，你去发展他入党，他听都不爱听。牛世发老师家幺儿我看还可以，我动员他几回了，我说这村里的事总得有人来牵头办才成，他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过两天我找牛老师给他说说。”
“也不一定硬要找那些年轻人，那些家庭比较富裕的，不管男女，只要热心公益事业也可以发展嘛。”
“哪倒也是，只是坝上这种人不多。”牛维贵回答说。
“有一个算一个。”章莲说。
“你是领导，有些话不该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党员说。”牛维贵咽了一口唾沫，看到章莲投来鼓励的目光，大胆说了下去，“不是说我今晚上喝两杯酒了话话多，反正我老了，也无所谓。许多人不愿入党，是我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太差了，不但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还败坏了党的形象。我经常听收音机，也看了我们身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他们简直成了**的代名词。大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乡里的干部下乡来有时还拿中央领导的名字开玩笑呢，说什么‘解决不公理难清（**），反腐唱廉未进行（尉健行）’。”
章莲卟的一声笑了一下，说：“第一句有些道理，第二句倒是绝对了，你爱听收音机，应该知道每年都有省部级高官被杀头嘛。”
“不说**了，就是工作作风，比起你爸爸张县长们来，也是差远了。现在是官还没有做大，车子却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越来越远了。到我们青龙坝来与群众同吃同住的县以上领导，除了20多年前张县长来蹲点住了一个星期，你算是第二个了。要不是这次出事，你也不会来的。”
“现在我们这些干部的作风，从整体看，根本不能和我爸爸们那一代相比了。”章莲也感叹起来。
“现在我们想不通，乡里的单位越整越多，人也越来越多，认认真真办事的又越来越少，也不知这上面是怎么搞的。大家平常开玩笑说，乡里要求我们计划生育，乡政府为什么不计划？那干部是越生越多。”
章莲说：“不光是乡里，各级都一样，中央也搞了多次机构改革，结果是精简一次膨胀一次，再精简再膨胀。每次只是做些花样文章，不是将机构合并，就是改名称，或动员提前退休，或者将人员从上级精简到下级，领工资的人只增不减。如果不严格把好进人关，这种机构改革没有多大意思。”
贾飞插话说：“撤区并乡后，凡是上面有的机构乡里都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升成‘正科级’了，内部股室就不说了，还成立了七所八站，有站所就要配领导，差不多都是一正一副或两副，领导只负责当领导，具体事务还得配办事人员。机构多了，人也多了，也变懒了，说什么忙不过来，常常要请小工，小工的费用上面不拨，得由这些站所自找，结果就收取许多老百姓永远也搞不清的费用。人人管事，又无人负责，老百姓要办什么事，不是你推就是我踢。”
牛维贵说：“也是，包县长们在乡里时，也就十来个人嘛，如果不搞运动，我看他们一年也有一半的时间没有事做。”
章莲点头赞同他们的说法：“不说乡里了，解放初县里也就几个科，每个科也就几人最多十几人。现在呢，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人多不洗碗，鸭多不下蛋。”她端碗喝了口茶继续说，“有些事也不能怪基层，主要是上面造成的。比如成立机构，或多或少都有上级主管部门在干涉，你不成立他就给你小脚鞋穿。有了机构就得有房子，有牌子，有人员，有经费。这经费从哪里来？上面规定了县乡财政‘超收不缴，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不迫使、诱使乡镇财政‘打烂主意’？还有征收涉及农民的税费，中央规定的就有近百项，省地县规定的有200多项——当然，有的项目我们这里没有——县乡村搭车收取的，那就难以统计了。各部门都认为他们该收，其他部门的可以取消，而且他们认为人均几角一元完全可以承受，结果是你几角他一元，到了农民这里就成一大砣了。”
大家沉默之际，有人来喊牛维贵去商量明天出丧的事宜，他只好站起来与章莲告别。牛维贵走后，包章莲感叹说：“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这牛支书有这么高的水平。”
贾飞说：“你知道吧？他高小毕业，又好学，在朝鲜战场写的文章还上过报，回来又教了几年书，是59年过难关响应上面号召回家来的。一谈起这事他就后悔，当时心想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只老母鸡，要是坚持坚持，现在一天的工资就可以买只老母鸡了。”
“那是。现在他作为残废军人，一年只有两三百块钱。”章莲也为牛维贵惋惜。
颜仲江看到屋里只剩下包章莲、贾飞、古八字和正在做家务的聂景红，还有从吃饭到现在坐在桌边没有讲上三句话的古江华，就笑着对古八字说：“外公，你给包县长算算，看看她以后官居几品？”
(第15章 阵痛时分 6、也算预言,周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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