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命运，但我不得不谈论命运。如果我甘心受穷，我的命运的确就是不好，我降生时，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贫困的农家，添一口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父、母亲既不懂得"计划生育"事关国计民生的道理，也没有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只有从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人口自然繁衍，也只有因家中添丁加口而叹息，承受新增的一份生活艰辛。
我来到人世上的第一声啼哭，向左邻右舍宣告：刘凡元家又多了一条小生命。尽管多了他一份负担，但按农业生产者的标准，父亲仍然带着几分自豪口气，向邻居们说："是个带把的，长大好犁田。"生男孩，就意味着增加了一个"主要劳动力"。
父亲给我取名"延林"，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讲究，顶多希望我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继承他的事业，连续他的"山林"吧。近年来，有人对我的名字发生了兴趣，做了考证和种种解释，可惜我父亲的"命"不好，在我将要度过贫困日子，开始发达的时候，于1989年被食道癌夺走了生命，不然，我们可以请问他老人家，给我取这个名字有啥讲究？是不是有什么预见？等等。
不管有没有啥讲究，也不管有没有啥预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等待我的是贫穷。我5岁起，就开始背起背篼，拿着镰刀去打猪草、割牛草、喂猪、放牛是我的必修课，这便是农民孩子的劳动启蒙教育。至于我能跨进设在古庙"果子寺"的村小学读书，已是十来岁的事了。我正式进学校当了小学生，还是要做力所能及的农活的。我们不需要人讲就懂得这个道理：读书重要，填饱肚子更重要。从小就会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顺口溜，现在更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没有"基础"啥也谈不到。
我们家那时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鸡**是我们的银行──靠养鸡下蛋，用蛋去换现钱称盐打油，要交学费什么的，就得卖鸡卖柴了。当然，不光是我们家这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乎没有活动的钱。我清楚地记得：邻居之间相互借盐、借油，是用一调羹计量；个把月才能"打牙祭"吃一顿肉；去买佐料时用2分钱要买一半酱油、一半醋。哪家"打牙祭"，那油香菜味会飘很远很远，馋得人流口水……
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生活的我，当家里拿不出两元钱给我交学费时，我不需要多少考虑马上就停学外出谋生。我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呢？
我离家远去打工的头天，照常到了学校。学校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是每一个小孩子向往的地方，可是我却要离开它，到很远的地方去，再也见不到亲爱的老师、要好的同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像一只小鸟要偷偷地离群飞走，心里实在难受，还得强忍着……
多亏一个少年常有的幻想和好奇，将要去的陌生地方河南，对我充满各种神秘感，在我脑海里产生出许多想像……这样才冲淡了我离开老师、同学和失学的痛苦。
在上最后一节课时，我呆呆地坐着，心里像一团乱麻，几次都想痛哭一场，但我把眼泪强忍着，怕被老师、同学看见，甚至还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一个14岁的孩子，不管有多老成，也是装不像的。我的班主任，就是那位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傅老师，已经看出来了。放学后，他叫我留下，问我："是不是有啥事情瞒着老师？有啥困难要老师帮助？"我说："没有。"他一再追问，我一口咬定没有。
傅老师知道我这人好强，有股子犟脾气，他不再问了。我现在猜想，他是已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从桌上的一堆书中，抽出一本小人书，然后对我说："你爱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你那本都被你翻破了，该换朝了，把这本送给你。"我接过书，他继续说："延林呀，在学校有课堂，社会也是一个大课堂啊！只要肯学习，到处都可以学到东西，在生产劳动当中学的东西，是在学校的课堂上学不到的，你看人家高尔基，在社会大学中学习，成了苏联的文豪……"傅老师讲着，我静静地听着，这些话好像一句句都印在了我的心上，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傅老师送我出校门，已是黄昏时分，我沿着田间小路向家走去，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傅老师隐隐约约的身影，依然立在校门口，我转过了一道弯，不觉眼睛湿润了……
家乡，从小就在我脑子里刻下了贫穷的印象，
但穷乡亲淳朴的热情也令我终身难忘。
我回赠给乡亲们的第一件礼物是路，
便于行走的路。
有些人问我公司的徽记上那图案的含义：为什么用"川惠"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字，衬着一枚古钱币？
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公司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的，让员工时刻不忘这一点。同时，我也要用这个图案提醒自己，没有钱万万不能，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有些人这样做，但不说，我就觉得多说一下有好处。
我永远记得：没有3毛钱就买不到一份盒饭，没有钱买火车票就得扒火车，就出不了火车站，没有钱还债就要挨债主的骂……
有了钱，就是另一样了。
不用说别的，我如果不是到广东打工，挣钱还清了债并有了积蓄，哪有钱结婚？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终身大事办得热闹、风光，但那是要用钱的，没有钱啥也谈不上！
1984年，到广东打工两年之后，我回广安老家完婚。我南下广东，带着一**一肋巴债，憋着一口气，出门躲债；短短两年后，我手里有了一笔钱，回乡做新郎，心头的高兴就不用说了，再不是出走时那样灰溜溜的，而是像川剧里唱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连走路也觉得脚下生风似的，轻轻快快。
我们在家乡举行的婚礼既简朴又热闹。这种改良了的传统婚礼没有吹吹打打和花轿，没有繁琐的拜天地拜祖宗，但家里请人择了良辰吉日，我们到乡政府领了"结婚证"，然后是请亲戚朋友喝喜酒。
农村到处都有业余厨师，他们的拿手戏是农村通行的"九大碗"。这种酒席以共有9样菜为名，凉菜、蒸菜、炒菜和汤，配置得当，经济实惠。喜酒亦称婚酒，酒是应当管够的，用大桶装着红苕烤的65度烧酒，尽客人们一醉方休。我的家乡，农民认为酒代表着一种豪爽气，别说结婚这样的终身大事了，其他事甚或没有事也要找个理由喝一通，还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等说法。结婚宴上，新郎当然成为众人进攻的目标，常常以把新郎灌得大醉为乐事。我们家乡的人敬酒，还总有那么多让你喝酒的理由来说，劝酒者一个个都是有真资格的说客："感情深，一口吞。"--无论手上端的是杯是碗都来个底朝天；"好事成双"--一次喝两调羹，我们广安农村，喝酒用调羹……再加上猜拳、行令的高声吆喝，一挂一挂地放鞭炮，那气氛是再热烈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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