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庭贫穷，生活困难，逼迫我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挑起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我虽然有家却要离开，有家也不能回！
1978年我14岁，由于交不起仅仅只要两元钱的学费，被关在了学校门外。其实，我不能继续上学，还因为广安在遭受过1976年的大灾荒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吃树皮、观音土，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惨景，使人们心存余悸。我们是一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5人的7口之家，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十分沉重，家里不仅没有大米下锅，就是糠菜杂粮也不够吃，全家受到饥饿的威胁。求生是人的本能，不能坐着挨饿等死！为了找碗饭吃，我只好离开家，跟着姨父到很远的河南去求一条生路。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是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那时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现钱哟！
姨父是烧砖瓦窑的手艺人，在农村叫"五匠"，他敢偷偷地到外边挣钱，已是不安分的人了。我这样小的年纪也跑出去挣钱，在四乡八里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看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实在是肚子饿逼出去的，起决定因素的是我胆子大，敢干，不甘心困死在山村。
我要去的河南，在我心目中，是个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根本不晓得它在东南西北！反正是迷迷糊糊地跟在姨父的**后面走，步行，坐火车，搭汽车，几天之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邓县。好陌生的地方啊！说话的口音大不同，有些话还听不懂；吃的主要是面食，对吃惯米饭、红苕的我，很不习惯；连气候也不同。我离家的时候，四季常青的家乡，已经桃李盛开，山花遍野，是暖和的春天了。可是邓县，还是天寒水冷，湍河、白河上结着薄冰，在温和气候中生活惯了，乍一到冰冷的地方，很不是滋味，冻得一身都不自在。特别使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小伙伴，我得像个小大人那样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初次走出家门，我第一次尝到了孤独和寂寞！
姨父把我带到了一家砖瓦窑上。我那样小的年纪，在砖瓦窑上干活，干的是非常重的活路。我那阵儿身高不到1.5米，体重六七十斤，又瘦又小，不像现在膀大腰圆，连肚子也腆了出来。在窑上干一天活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痛，一躺到用麦草铺的床上，动也不想动了，可是不动咋个行呢？对东家来说我是打工的，对姨父来说我是学徒。姨父答应带我出来找饭吃，已经是不容易了，我离家的时候，父母亲一再叮咛我："要孝敬师父，要勤快！"师父师父就等于"父"啊！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只有咬着牙干，从窑上干完活下来，还要洗衣服、煮饭、打水、扫地……
白天过于劳累，加上气候冷，刚到的一段时间，晚上反倒睡不着，有时睁着眼等待天明，寒冷的夜实在太长、太难熬了。经常在似睡非睡、半梦半醒中回到家，见到了亲人。我被冻醒或惊醒后，真想放声地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呀，即使是哭也得把头蒙在被窝里偷偷地哭，生怕惊醒身傍的姨父……我特别能忍耐，受苦受累甚至受气我都不在乎，什么样的困难环境我也能适应，我的忍耐力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因此，我说艰苦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件好事，能磨炼人。
在瓦窑上的辛苦劳动中，在苦苦的思念家乡和亲人中，我度过了自力更生的第一年，终于盼到了年终，我可以回家了……
一年的辛辛苦苦劳动之后，姨父给了我70元钱。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懂，是给我的报酬，还是偿金？不过我是非常满足了。70元可不是一笔小数，那时候的大米才一角多钱一斤呢！我回家过年的心境，就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一样，我从来还没有经手过这样一大笔钱啊！
我们家乡，把过年称为"年关"，对有钱人是欢乐的日子，对穷人却是一大关口。有70元钱帮助家里过"关"，全家人的欢喜是可以想到的，像庄稼丰收了一样喜悦。我更为能自食其力而高兴，我过了一个最愉快的年！
对于靠流汗水挣工分的农民来说，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成了称职的"主要劳动力"，我心中升起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
就是这70元钱，不但解决了家中的一些困难，也在我的少年心中，荡起了无限的希望，我想：只要敢去闯，只要肯干能吃苦耐劳，是可以挣到钱，可以改变穷困日子的。这种想法激发出的美妙幻想，使我在刚刚开始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走法，这个崭新的走法可以说是演出了一出叫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但也可以说是打破了家乡人的贫困僵局。
外出打工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并不像人们想像的到处有活干。
外出打工能挣钱糊口。更重要的是增长见识，打开眼界，于是就能从祖祖辈辈过日子的方法中挑剔出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会由此找到一种坐在屋里找不到的，新一点的生活方法。
这次出门，我和徒弟做了乞丐，是好心人的收留，使我们没有成为异乡饿鬼。
新的一年，1979年开始了。
我决定再次去河南邓县。这次不是跟着姨父去，是自己去。假如我始终跟着姨父，顶多从一年挣回70元，增加到700元、7000元。姨父走的依然是"老路"。我自己出门了，而且带着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徒弟。他姓陈，是我的邻居。他那时还没有从两年前广安的大灾荒中喘过气来，生怕再挨饿！一听我在河南一年就挣到了70元钱，何况他是个成年小伙子呢，说什么也要跟着我去。我这人从来就抱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的思想，去就去吧！现在想起来，我是年幼不知道社会的深浅和生活的艰难；他是饿慌了，饥不择食。我们这一对畸形的师徒，便这样结合成了。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很荒唐，其实，年轻人的荒唐说不定就正孕育着新的萌芽。
那阵儿的我，以为自己是长硬了翅膀的鸟，高飞远走都不成问题了。脑袋中想的尽是什么"有志不在年高"呀！"甘罗十二为丞相"呀等等从大人们那儿听到的故事，总之我想的净是好事儿，给我的这次外出打工，绘制的是一幅美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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