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那天晚上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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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两个小时到广州站,在附近转了一圈,买了些水果。当我回到候车大厅的时候,听到广播在找人。让我“听到广播后,请到民警值班室来一趟,你的姐姐在等你”。这话我连听了三遍,当我起身的时候,眼泪已汪在眼里。
我要去见她。我这才知道,我竟还仍爱她。
她站在值班室门口,看见我时,坐下来哭了。我把她拉起来,谢了民警,拖着她就走。她抱住我痛哭,撕扯我的头发,咬我。
我退了票,跟着她又回去了。她说她要跟我一起走,只是行李还没来及整理,银行又下班了,钱也没法取。她说她爱我,让我原谅她。如果不是这一次,她不知道她是爱我的,现在知道了。那天晚上她说了很多,一切全招了。该说的,不该说的,一股脑儿全倒出来。她说,他拉过我的手,此外,还亲过我的额头。
我说,还有呢?
她不好意思了,嗫嚅道,还碰过我的嘴唇。有一天下午坐在草坪上,我躺下来,他俯身看我,我就起来了。
我咬牙笑道,就这些?
她说,就这些,此外再没有了。
我说我相信。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抽泣道,你怎么会相信?
我说我全见了,一幕也不拉。她愣了一下,这才抱住我又是哭又是笑。那天晚上我们**了,这种时候,没有比这件事更能解决问题了,真的很不同。那感觉就如同是两年前,我们刚相爱时最初的几次身体接触。
我不知道阿姐的这次走神(这是她的原话),是否影响了我们的感情。也许,我可以骗自己说,我很快就忘了这件事。我确实不去想它了。我要的是一个女人,和她在一起,把她从别人的手掌里重新夺回来。这就是解释。
我不太满意这解释。有时我疑惑,我最想得到的并不是阿姐这个人,而是我的尊严。一想到这一点,我会暗自得意。很多年后,我也不去想爱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不做类似的总结。太让人颓唐。
总之,阿姐对老金确实动过心,不能说这是假的。她曾起念要送他一样礼物,比如领带,西服诸如此类,还没来得及送,因为觉得时间尚早,不妥当。这在她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举动,
表示她在爱一个男人。当她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不但不从他身上拿钱,反而愿意倒贴。
事后,她常颇缅怀这段短暂的恋情,她说,是你把它给毁了。
是呵,这是注定要早夭的一段爱情,因为她不能嫁给他。一旦有一天她意识到,她将用章映璋这个名字生活一辈子,她会发疯的。她没有做阔太太的命,因为她的本名叫夏明雪,一个女骗子,北京某城区派出所里也许早已挂上号了的。
阿姐和我谈分手,是在回南京一个多星期以后。我们住在夫子庙附近的一家旅店里,晚上,我带她去秦淮河畔走走。告诉她,这是我念小学时的必经之路。南京有我太熟悉的记忆,到处都是。新街口,鼓楼,梧桐树,满耳的乡音。有时我会站下来发呆,阳光照在身上就像虱子在爬。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常常地沉默。
阿姐说,你应该回到从前的生活圈子里去,你爱它。我听得出她的腔调很酸楚。她说,我毁了一个孩子。
她支持我和父亲恢复关系,给我出主意说,先跟你继母通融一下,免得你父亲直接拒绝你,下面关系不好处。又说,一定得学会撒谎,告诉他们你和我已经断了,这样你可以住回家里。
我说,那你呢。
她笑道,我么,回北京去,继续从前的生活。
虽然离开她不太仁义,我还是这样去做了。爱情不能代替什么,不能当饭吃,当衣穿。爱情也不是钱,更换不来父亲。当两性相悦阻止了这一切,她说,那就分开吧。
那天晚上我哭了,坐在沿街的石凳上。这里是中山东路,我生活过的城市的一部分。这里有我的家,万家灯火中最伤心的一扇。可是我看不见。近在眼前,也回不去。
我给继母打了电话,约在“麦当劳”见面。她变胖了,也许只是胖了一点点,可是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两年前那个婀娜的少妇不在了。她戴副眼镜,看上去更像个中年妇女。那么我呢,她看了半晌,才摇头叹道,小晖,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她侧身打量一下我的行头,笑道,南京孩子没这样穿衣的。
我说,怎么啦?
她说,看上去你好像是从香港来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天我穿得很普通,平时我就是这样子的。我的衣服都是阿姐添置的,这方面她舍得花钱。来南京的第一天,她就让我领着去金陵饭店购物中心,花两千多块钱为我买一双意大利产的棕色休闲皮鞋。而仅仅在半年后,当这一切都失去的时候,我开始为钱而发愁,我才知道,当年我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穷凶极恶的奢侈生活。
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我继母看我一眼道,你回来的事我还没跟你父亲说,不过,她顿了顿道,我估计难。
我问为什么。
你母亲……还记得这个人吗?——你别吃惊。她来过南京,就在半年前,想见你,后来她和你父亲吵翻了,因为我们交不出人来,现正在和我们打官司。
我点点头,似乎一下子又没听明白。天底下突然冒出个母亲来!我父亲,母亲,阿姐……我的生活是被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包围着的。
我侧头看窗玻璃外,并没有看见什么。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又放回去了。
我母亲,怎样一个人?我问继母。我很高兴,说起母亲时我是这种腔调。于我来说,她确实是个陌生人。
她是你父亲去云南插队时认识的。当时也没领结婚证。后来嫁了个美籍华侨,一直生活在国外,现想回来认亲。她和你父亲渊源太深,这话一下子也说不清楚。这场官司我们可能会输。
不会输的,我瓮声瓮气地说道。我对那个美籍华侨的女人突然怀有恨意,这恨意几乎是空**来风。我拿指节丁冬敲了两下桌面道,我来帮你们打这场官司。第一,我已经回来了,你们并没有弃养我,是我自己要离开的。第二——我咬着嘴唇笑了。我也不知道“第二”是什么。
我继母看着我,样子很是欣慰。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才两年呵,怎么变的?我一直记得你两年前温温吞吞的样子,像个毛毛虫。她哧地一声笑出声来。
她只字不提阿姐,仿佛没她这个人。可是我知道,她一定很好奇。她常常冷不防地打量我,她想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呢?一个女人的影子,她的力量,气味,言行举止都在他身上留下了影子。他十六岁那年就跟她同居了,他懂什么?一个小毛毛孩子。
她同时好奇的是,他这两年是怎么生活的,看样子还不坏,穿戴时髦,也不像流里流气的样子。可是他的钱呢?钱从哪来的?他工作了吗?是干什么的?抑或还在念书,是那个女人供养的吗?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这些都是不能问的,彼此会脸红。因为她是他的继母,这个继母知识分子出身,而知识分子是不能问这些的。
她说,我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我摇了摇头,心里突然一阵黯然。我父亲不会见我的,有我母亲在,他只会恨我。我这一生是笔糊涂账,什么倒霉事都会找上我,官司,娘亲……太像传奇。

他还好吗?我说。突然一阵害羞,几乎怆然落泪。我想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出这句话的。这句话在我心里,几次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我是以怎样的感情来爱着父亲的。它是一个谜,永远测量不出。我只知道,我将与这个男人再次失之交臂了,可能永远都见不着了。
我在南京碰上的另一件倒霉事,就是去见了胡泽来。他已经高中毕业了,正在家待业。我走进他家所在的那条巷子时,看见一个高个子的青年蹲在地上玩玻璃球,他的身旁还立着几个小孩子。
我侧头打量他半晌,笑道,你堕落了。两年不见,还这么下作。
他抬起头来,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后来便站起来,拿拳头朝我肩膀上一搡就抱住了我,说,你他妈还活着,我以为你早死了呢。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不太会说话了。胡泽来的眼圈像是在发红,这玩意儿特别能传染,彼此很揪心,又特别舒坦。他领我去附近的一家小面馆,我说,换个清静地儿吧,好说话。
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角票来,数数有五六块钱,说,这就这么些了。你请客?
我拍拍他的肩膀,带头走去。很多年后,我还能记得那天傍晚,一条小巷,两个朋友。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可他们走着,就像两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这中间只隔了两年,可怎么看都像一生。
胡泽来告诉我,他早就金盆洗手了。不干了,他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也是无业人员。现在,两人只等着招工。有时也想做点小本生意,比如开个杂货店,或者摆个服装夜市,只是苦于没有资本。
这厮成熟多了,他重情谊,含蓄。会狐假虎威地骂我。他点上一支烟,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看样子你过得不错?
我说还行。
性生活怎么样?——不待我反应,他自己先笑起来。
我想起来了,也许就在这时我们扯到了陈小婴。我不能忘记两年前,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她有一张单薄洁净的脸,小小的嘴唇,干净的单眼皮。她是我青春期的一个梦想:看见她,我的手心会出汗;梦见她,我身体的某个部位则会收缩发紧。
胡泽来说,她现在的床上功夫肯定了得。
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笑了,朝空气扇了两嘴巴子道,不说了。我忘了她是你的初恋情人。
我让他说下去,我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很紧张,有一件事情已经发生,而我却蒙在鼓里。陈小婴出事了。她怎么啦?她结婚了吗?她才十七岁。
胡泽来说,我说了,你可别受刺激。
我说不会。
他理着嘴巴想了想,说,她现在在深圳。
我还是不懂,噢了一声道,她去深圳干什么?她书不念了吗?
她在卖淫。
我不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是什么反应。我想我是呆掉了。真的呆掉了。也许我跳起来过,啪地放下筷子,脸涨红了。也许我还做了些别的,比如打过胡泽来,揪过他的衣领,虎视眈眈地看了一会儿,又放下了。都喝高了,什么也不记得了。
和胡泽来走出酒店时已是深夜,大街上人迹稀少,柏油路发出清冷的光。街对面的路灯底下,有一个摆夜摊小吃的中年男子,站在炉灶旁,不停地把手伸到嘴边呵气。这是南京的冬天,我在人行道的石沿上坐下来,感到一阵彻骨的冰冷。风一吹,我竟呕吐了,酒水饭菜,眼泪鼻涕,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了。胡泽来把军棉大衣脱下来,罩住我。自己在原地跑了两圈,突然站下来,手持喇叭状向空中喊道,陈小婴,我**。你这个婊子,你他妈对得起谁呀!——末了两句口齿不清,听得出他也哭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随胡泽来一起睡了。半夜里我坐起来,我不知道陈小婴在干什么,她已经睡了吗?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里,就她一个人吗?卸去浓妆,换上丝绸睡衣,她睡得安稳吗?她——她做梦了吗?她觉得幸福吗?偶尔她也惆怅吗?
我脑子里总是浮现两年前那个像神鹿一样的小姑娘,手里卷着书本,像风一样从眼前跑过了。她念的是南京最好的高中,她是班长,人很聪明。她到处遭人艳羡。她说她要考北大,有一天还想出国。她要挣很多很多钱,嫁一个体面能干的丈夫,把父母也接到国外去,让他们享享清福。
她恋爱了。没办法,这样的姑娘注定是要恋爱的。才上高一,就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她,给她写情书,在校门口堵她。她呢,大约也喜欢过一些男生,为其中的一两个记过日记,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出事是在高二的上学期,她怀孕了。她宁死也不愿供出那个人是谁。她退学了,也有说是被开除的。这是一桩丑闻,被当做反面教材大肆渲染。后来便去了深圳。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姑娘,那样安静的一双眼睛,笑靥如花。两年前的那个春天的下午,我跟踪她到家门口,看着她上楼。我做梦都想摸摸她的双手。我不敢。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度过那段时光的,打胎,退学,可能哭了几天,哭完就好了。她离家出走,只身一人漂到深圳,开辟新天地去了。
胡泽来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他是从睡梦里被我给摇醒的,两眼惺忪地说,你说陈小婴现在是不是正在搞?
我叹了口气。我不能想象这一幕,就在此时此刻,陈小婴在干什么呢?床上一片狼藉?——深圳的冬天冷吗?在下雨吗?而从这里望出去,月光如水。窗外几枝枯树的剪影,一两片梧桐叶还挂在树杈上,摇摇欲坠。
胡泽来好奇地问,你说她一天能接多少客?是在马路边?还是在宾馆里给人打电话?要是遭到拒绝怎么办?她脸皮很薄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一次陪阿姐去深圳,也是在马路边,看见一个姑娘倚着电线杆张望。那是暮春时节,她着黑色衣裙,戴黑帽子,长头发从帽檐旁挂下来,遮住了模糊不清的脸庞,只衬出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就那样无所事事地站着,不时地抬头看一眼,又低头抚弄裙衫了。阿姐说,这是鸡。
那时深圳刚流行“鸡”这一类的说法。我不时回过头去看着,阿姐拉了我一把笑道,你干什么?我笑道,很好奇。那时,我怎么会想到,陈小婴就是这群中的一个。她小巧瘦弱的脸庞也是精心打扮过的,她也很妖冶吗?
胡泽来摇摇头。她春节前回来过,参加过一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穿得珠光宝气的,一件裘皮大衣羡煞了很多人。她很快活,他说,我们不用为她担忧了。像个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脸色红润得很。
后来,我把这事和阿姐议论。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算不了什么。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只要她愿意,她心里没有障碍,她不觉得自己是在吃亏——她拿手指挖了挖耳朵,道,拿这个挣钱有什么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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