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女参谋这女子就是梁英——即“一打三反”中帮助过杜若的那个吕剧演员。她因为受杜若案件的牵连，曾被李俊臣一伙错误处理赶回山西老家。杜家和方云汉的案件平反以后，蓝玉坤排除一切干扰，给她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这位一向从不知忧愁的姑娘，虽然遭受了挫折，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天性。她整日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一溜风，说起话来手舞足蹈。
因为是蓝玉坤给她落实政策的，所以她对他十分感激，时常来他家看看，说一会儿话就走了。蓝玉坤是个政治嗅觉很敏感的干部，他上看中央的政策，下看县城里各派的动向。他曾交代梁英说：“方云汉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他是个好人，‘一打三反’中他受到迫害，可能有些怨气，你要做好他的工作。他的妻子杜若不是跟你的关系不错吗？你叫方云汉千万别再参加派上的活动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反映给我，我给他解决。文化大革命这么长时间了，不能老是闹下去。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地，大家都要吃饭，国家还要建设四个现代化。闹来闹去，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好处。”梁英根据他的指示，就找到方云汉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叫他们不要再拉山头，要服从县委的领导。也许是方云汉不动弹的缘故，一些在批林批孔中跃跃欲试的人也都销声匿迹了。虽然，像凤山中学的吴梦溪、““大牯牛””、刘晴光这样的人也曾蠢蠢欲动，但是方云汉不动，他们也只好作罢。
梁英像是蓝玉坤的“私人侦探”，也像是他的女参谋。虽然蓝玉坤的做法有点不太合法，但是在当时，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稳定形势。他一直认为，只有实现安定团结，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梁英在稳定形势上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蓝玉坤从她的嘴里得到了不少消息。
她进了门，不等蓝玉坤站起来迎接，便将手里的一封信递给他。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蓝书记一面接信，一面问道：“谁的信？”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是方云汉跟他的几个朋友写的。”梁英说，一面在书记旁边的一把靠背椅上坐下。“蓝书记，我很长时间就想找你反映一下我的看法。”
“什么看法，你说吧。”蓝玉坤把头往梁英转一转说，一边撕开信封，抽出信瓤，展开，用眼睛扫描那上面的文字。
“我觉得，咱县的文化大革命不正常，‘一打三反’纯粹是一派压一派，一派专另一派的政。”梁英无拘无束地说。
蓝玉坤笑了笑说：“你年纪不大，看问题很尖锐。我给你纠正一点，不光咱们县吧，哪里正常呢？”他压低声音，“全中国都是这样啊。我们县搞的国民党大案，其实是一个假案。这样的假案各地都有，内蒙古还有个内人党案件，云南还有个赵健民叛徒集团案呢。我大胆一点说，这是**内部的互相残杀！”这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很气愤，但也不由自主地往门口看了看，接着说：“我很长时间就在思考，文化大革命好奇怪呀。运动初期，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整的是老师。后来又反过来叫红卫兵造干部的反。可是到68年中央又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倒过头来整知识分子。九大以后，应该稳定形势，巩固文革成果了，可是上边又很奇怪地发动了一个‘一打三反’运动，把造反派逮的逮，判的判，杀的杀。不管有没有证据，左军签一个字就可以逮人。”
梁英满腔义愤地说：“方云汉就是因为不听他的，就被诬陷搞反革命暴动，抓起来一蹲就是三年半。好不容易出来了，也算平反了，可已经耽误的青春无法挽回了。左军利用的那一派，不管什么人，只要靠近他，就招工的招工，纳新的纳新，升官的升官。可方云汉这些人，到现在还蹲在家里，连个饭碗都没有。这也太不合理了吧！同样的人，为什么一些人升天，一些人下地狱？”她说话时脸色通红，不由自主地离开椅子。
蓝玉坤让梁英坐下说。
“那你说怎么办？”蓝玉坤一边看信，一边问道。
“很简单，就是给这些人安排点工作。为什么一些半文盲，还有神经病，都能推荐上大学，有的还进了北大、清华，像方云汉、杜若这样有才华的人就一定得在农村改造？这是什么道理？”梁英很激动，声音也高而有力。
蓝玉坤笑了：“别生气呀，要是像你一样，我这当县委书记的不就气死了？你说的是事实，也很有道理，可是文革是复杂的。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说完继续看那封信。
“可是方云汉的工作不是很难解决的呀。像这样的才子，国家能放着不用，叫他在庄户地里干一辈子吗？”
“你怎么说话跟方云汉一样呢？你看，”书记将信往梁英身旁移动了一下说，“你看，他自己觉得怀才不遇呢。要是在‘一打三反’中，这一段话就够判几年的。幸亏现在是落实政策的时候，政治形势宽松一点。你看他，把自己比成汉朝的贾谊，唐朝的王勃，‘屈贾谊于长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汉文帝让贾谊受了委屈？”
“我也不懂。不过他说自己受了委屈，这是事实呀。”梁英为方云汉辩护道，“把人家关押了好几年，差点杀了，这还不是委屈？可人家从监狱里出来后，再也没有动弹，一直在家里种地。要是别人，很难说又做些什么事了。我听说现在外地好多地方的造反派又干起来了。”
“我也觉得他的表现不错。可是你知道，他的出狱我费了多大劲儿，有好多人是转不了弯的。现在，要给他这样的人安排工作是很难的，要做很大的工作。”蓝玉坤放下那封信，一本正经地跟梁英说，“这个工作你还要做——你一定跟方云汉说明白，要以安定团结为重，只要安定团结做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要是再就跟前几年那样乱了起来，什么都是空的，包括他的工作安排问题。”
“蓝书记也不必说这样的话，人家现在是老老实实在家。可是时间久了不给人家解决，那就别怪他沉不住气了。”梁英软中有硬。
“你看这信上的署名，不光方云汉，”蓝书记让梁英看书信正文后面的落款，“有李晓军、王博、文海波、郑子兰、杜若，还有一个是吕清潭。这就是六个。安排了这六个，还会有好多的人找上门来。这实在叫我……”
“我知道蓝书记要说什么，还是那句话：工作安排问题不好办。”梁英笑着打断蓝玉坤的话道。
“不错，你知道，不光有的人不通，就是通了也不好办。”蓝玉坤说，一面点上一支大前门香烟抽起来。
“此话怎讲？”
“你很聪明，现在没有指标。”蓝玉坤不得不进一步说出自己的难处。
梁英皱一下眉头说：“这就是说，已经上了大学招了工的，就算是白痴，也就招了；因为挨整耽误了上大学和招工的，也就算完了。这就是真理吗？”
“是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成了事实的就是真理，没有成为事实的，就算你对，你也没有理。”蓝玉坤说话很幽默。
“那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蓝书记？”
“有也有。努力的最佳结果是叫他们当代课教师——我也希望他们这些人有个职业，好施展他们的才能。”
“蓝书记果然是个好书记呀。能够顶着压力给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落实政策，还是个爱才的好干部呢。”梁英乐了，把蓝玉坤夸奖一通。蓝玉坤也笑了起来。
“我回去说说你的意思，叫他们安心等着。不过蓝书记可要操心了。”梁英又跟上几句，从靠背椅上站了起来。
“好啊。你一定做好工作，叫他们不要受外地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已经这么多年了，千万不要再乱了，乱了什么也解决不了。”蓝玉坤又嘱咐梁英道。
“我会这样做的，您放心，蓝书记。”梁英道，随后离开蓝玉坤的家。
梁英走后，蓝玉坤陷入了沉思……
他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过最严峻的战争环境的考验。有一次在战斗中失利，遭到敌人的包围。为了不当俘虏，他和另外的几个同志做好了自杀的准备。由于支援的队伍来了，他们才免于牺牲。解放后，由于他的资历和能力，上级让他担任了市委某部的干事，后来下放到凤山县担任县委书记。他是一位喜欢学习和钻研的干部，很讲究实事求是，因此即使在五八年浮夸风盛行的形势下，他也是坚持调查研究，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由于他不相信亩产小麦过1500斤的神话，差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社教中，他对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提出质疑，认为打击面过广，为此差点丢了乌纱帽。因为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他的老上级，常在关键时候为他说话，所以他能够度过一道道险关。他也很爱惜人才，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凤山打的右派最少。
当然，那年头，身为**的领导干部，要是完全自搞一套也是不可能的。当一种潮流来了，他也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他只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例如拖、磨等办法将运动拖过去，以尽量少冤枉几个同志。
但是，再有能力再聪明的人，在文革中也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叫他难以理解。尽管他不想按照五七年打右派的模式搞运动，但当时中央叫派工作组，各级都是那么办的，他也不敢自搞一套。于是他领导的县委就向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尽管他一再强调要讲究政策，但是当时工作组副组长李俊臣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一上来就在凤山中学搞了个白色恐怖。李俊臣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动员说，一定要拿出47年土改时打土豪、分田地的劲头来打击教师和学生里面的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蓝玉坤担心运动偏离党的政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李俊臣。这样就引起他的不满。
1966年秋天，造反派红卫兵在凤山中学出现了。学生要求工作组副组长李俊臣到中学检讨错误。李俊臣将自己做的大量坏事都加到正组长李高山（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蓝玉坤身上。蓝玉坤也主动承担了责任。当县委被夺权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向红卫兵检查道歉。红卫兵头头们觉得这个人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因此对他略有几分宽容，在批判大会上并没有像对待敌人一样让他低头弯腰。但是作为工作组副组长的李俊臣，却在县委机关拉了一小伙人批斗蓝玉坤，成了县委机关造反派的后台。他们倒真的把蓝玉坤当成了“三反”分子，批判会上拳打脚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在这时，方云汉却暗中到蓝玉坤家里安慰他，叫他相信党的政策。
蓝玉坤是个每临大事不糊涂的人。他一边接受批判，一边注意阅读报纸，思索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在一片打倒声中，他一方面觉得不可能有那么多坏人，但同时也反省自己多少年来走过的路子，检查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是的，自从革命胜利之后，他成了十五级干部，拿着高高的工资，的确有脱离群众的现象，他一个人的月工资收入，顶得上几十个社员劳动所得呀。这样群众能没有气吗？有气，起来斗他一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当时任县革委主任的左军，利用“文攻武卫”组织，对知识分子和方云汉一派的人进行残酷打击。左军亲自下手，在某乡镇把所有他认为有问题的人，包括已经摘帽的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统统集中起来，搞了个几百人的大游行。县城里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好多已经平反的教师都被抄家，有的被打残废。一些对方云汉有些同情的干部也被任意揪斗。面对这样一种形势，蓝玉坤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但是他当时正在靠边站，毫无办法，只是私下表示对左军的不满。这些话叫左军知道后，左军就说蓝玉坤是方云汉的后台，竟然利用文攻武卫对他大打出手，把蓝玉坤抓了起来。幸亏方云汉派人把他救了出来。
1970年的“一打三反”，在凤山县是一场典型的白色恐怖。在左军的主持下，大批革命干部被打成国民党，大批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清洗，大批知识分子遭到镇压。当时受到重用的李俊臣给蓝玉坤捏造了不少的假材料，说蓝是凤山国民党党部的书记，要把他逮起来。幸亏上边叫老干部站起来，形势这才有所好转，蓝玉坤也才幸免于难。
县委终于成立了，蓝玉坤重新当上了书记。左军由县里的主要负责人降到第二位。但是由于他的经营，像李俊臣这样的人在权力机关仍然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在落实政策中蓝玉坤便遇到很大的阻力。
然而蓝玉坤是不怕困难的。他坚决地依靠大多数干部群众，排除李俊臣等人的干扰，迅速地解决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从而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是他的心脏病加重了……
屋子里的灯光暗淡下来。他坐得有点不舒服，便站了起来，在地上来回地踱着步子。当他来到穿衣镜前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了自己那张浮肿的脸，脸上的胡须好久没刮了。他感到四肢有些酸软。他想起有人告诉他的一件事：县医院的解大夫曾经对蓝玉坤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蓝现在是只靠精神活着，论**他已经不存在了。
“我不怕死！”在死神的门槛上，蓝玉坤对着自己的影子，用威压的声调说。然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震得房子在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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