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王博冤案县委常委会议室里。从东到西，几张栗壳色的大办公桌连在一起。
今天是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七个常委以外，就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自从上面叫落实政策以来，这样的会议开了多少次，几乎每一次都有争论。蓝玉坤在凤山县威信不低，但李俊臣等人还是极力反对他，向它发难。
会议研究了一批复议案件，尽管一些人极力阻挠，还是大都按照蓝玉坤的意见解决了，好多在“一打三反”中蒙冤的人得到平反和昭雪。这让李俊臣大为恼火。
近些日子，李俊臣十分烦躁。除了以上原因，就是为家庭问题。在凤山县城，人们大都知道，这几年李俊臣利用跟左军的关系和自己的职权，将自己七大姑八大姨安排了很多，连最不应该安排的都吃上了国库粮。这叫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种最败坏的事发生在他的家庭里。他的女婿——在机床厂当副厂长的吴思金，跟他的儿媳——在凤山中学当教务员的陶秋花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1970年，正当方云汉身在囹圄的时候，陶秋花却由于巴结左军和李俊臣招工进了化肥厂，当上工人。他因为天天梳洗打扮，懒散不守纪律，受到厂长的批评，不愿意在厂子里干了。他的公公李俊臣虽然也批评他缺乏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但还是利用职权把她调到凤山中学去了。他这样做其实是顺水推舟，因为他已经耳闻陶秋花和吴思金利用两厂毗连的方便条件经常相互**，把陶秋花调到中学正好拉远了他俩的距离。李俊臣估计，这样一调，也许他俩之间会慢慢地冷下来。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错误的。这就是古典小说上说的，男女之间，若有那个意，就是钢刀也割不断。狗改不了吃屎，欲火越扑越旺，就在陶秋花调到凤山中学的第二天晚上，吴思金还是约陶秋花到庄稼地里发生了云情雨况。
这些似乎不必要指责，男女两个人要好，法律也没有办法。但是李俊臣总觉得这太丢脸了，他是国家干部呀，怎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败坏他的声誉？这几天儿子和女儿都找他，哭哭啼啼，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弄得他也心烦意乱。是呀，这到底算是什么事呢？这类事情，他曾经处理过不少，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的家里。他的妻子也老是唠叨，说他丈夫白当官儿，发生了这样丢人的事也解决不了。李俊臣说：“你这不是逼我吗？要我去整牛鬼蛇神好办，可是要我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就跟要我往屎坑里跳一样啊。”他的话说得恳切，妻子也就理解了。
“不行就离婚，法律允许婚姻自由！”当女儿再一次哭哭啼啼地要他给解决这个问题时，他这样回答。
说归说，离婚可不是个小事，儿子和女儿到现在也没有跟他们的对象离婚。
李俊臣毕竟是有涵养有理性的人，这表现在私事和公事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能够毅然让前者服从后者，而强制自己暂时忘掉前者。现在，他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心事似地端坐在蓝玉坤的对面。跟他紧紧靠在一起的是左军的亲信吉月武——一位五十来岁的县委副书记。蓝玉坤的身边坐着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邹文，还有宣传部长李高山。
邹文是个四十来岁的人。他面孔白皙带黄，喘嘘嘘的，好像有点哮喘。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很有精神。两道眉毛浓浓的，生得挺有劲儿。
“最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都是要求落实政策的。”当会议研究完中学的几个反革命错案之后，邹文提出新问题。
“说说看。”蓝玉坤用目光注视着邹文说。
“一个叫王博的，他是当兵的。那年清查‘5.16’的时候，因为清查办公室向他所在的山海关部队写信反映他有‘5.16’嫌疑，被提前复原了。前些日子他来办公室找过，办公室叫他去原部队写一个证明材料。现在他写来了。可是我们办公室有争议，今天提到会议上解决。”邹文用缓慢有力的声调说，不时用锋利的目光扫一下李俊臣。
邹文的举动让李俊臣心里不安：“你邹文也太狂妄了！说起话来就像个大人物似的，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副主任吗？办公室里真正说了算的还是我呀！”还没等蓝玉坤表示态度，他就抢先说：“这个嘛，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一般的小事。清查‘5.16’是当时中央叫搞的。这是个很危险的的反革命组织，准备颠覆中央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遍布全国各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随便给人扣上这样的帽子，那是说不过去的。可是，当时有非常准确的揭发材料证明王博参加了这个组织。”
“什么揭发材料？”蓝玉坤问。
所有会议成员的目光都集中到李俊臣的脸上。
“当时北京一个大学里来了个搞调查的，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学生头头是‘5.16’负责人，清查中他向组织交出了他的黑名单。黑名单上写着参加者的名字，大都是各地到北京串联的学生，其中就有王博。当时登记的时候，王博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原毕业学校都写得清清楚楚。”李俊臣像讲故事一样，很流利地叙述王博的情况说。
“李主任，说话要实事求是。”邹文直直身子，用毋庸置辩的口吻说，“王博的情况，我了解得比你多。王博是1966年秋天到北京串联的。当时他住在北京的一个大学里。那里有一个学生组织，头头叫吴友。王博几个人无意间跟他联系上了。当时王博很想当个红卫兵，就问那人能不能加入他的组织，那人说行。这样王博就登了记。可是这里有个矛盾，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是1967年的五月份成立的，王博1966年到北京串联的，他怎么成了‘5.16’呢？王博串联回来后就加入了方云汉的凤山红卫兵，再也没有跟那个组织联系。清查‘5.16’的时候，北京来人说王博是‘5.16’分子。前些日子我打电话给那个大学的办公室，那里的人说，‘5.16’，根本就没有的事，就是一般红卫兵造反组织。陈伯达虚惊，望风捕影，说‘5.16’是什么最危险的敌人，把有极左思潮的红卫兵都叫做‘5.16’了。”
“你说呢，李主任？”蓝玉坤问李俊臣道。
“这个嘛，只要实事求是就行，就怕……”李俊臣有些尴尬。但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这个案子在办公室里已经争论多次了。每次邹文都以有力的事实论证了它的虚假性，但是每次李俊臣都不愿意解决，说再了解一下看看。其实他是闹义气。他觉得他的年纪、他的资历都远远超过邹文，而且在落实政策办公室里担任正主任职务，邹文只不过是个副手，可是邹文说起话来老是那么**的，不就仗着蓝玉坤给他撑腰吗？
“那当然，一切都得实事求是。”邹文冷冷地说，“要是实事求是，就不会造出个国民党大案来了。那么多老干部都成了国民党了？”他的话带着些凌人之气。
蓝玉坤点上一只香烟，贪婪地抽了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然后说：“好，你们的态度都不错，做事就得实事求是，这是**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我们**人就最讲实事求是。今天落实政策就是实事求是地给那些在‘一打三反’中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蓝玉坤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想，建国以后这么多年了，哪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呀？我们打击得那么多，不正孤立了我们自己吗？我们党之所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无权到夺取政权，这是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奋斗的结果。我党历史上多次发生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现象，你像李立三、瞿秋白、王明，他们的左倾路线曾一度影响了全党，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是王明的教条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由已经发展起来的三十万党员只剩下三万，我们的红军也是由三十万军队减少到三万，多少革命同志遭到杀害。左倾路线表现在对人上，就是**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每次整风，实际上是整人，不是整顿党的作风。建国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
邹文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蓝玉坤，因为他发现对面的吉月武在皱眉头。
“好，扯远了。大家谈一下，王博的案子怎么办？”蓝玉坤明白了邹文的意思，便把话题拉回来。
被带着刚气的邹文击晕了的李俊臣发现了自己的失利，心里憋气，于是借机发泄道：“王博的案子是不是冤案先不说，应当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一打三反’是不是中央发动的？既然是中央发动的，那就应该说是对的。这是基本前提，就像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你不能说有几个反错了的，那场斗争就是错误的了。五九年反右倾也是一样。‘一打三反’总体上没有错误吧？我们不能抓住运动的一些偏差，连中央发动的这场运动也否定了。”他说完，用眼注视了蓝玉坤一会儿，不料他的视线被蓝玉坤严肃的目光顶了回去。
蓝玉坤说：“你说的这些跟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无关。谁也没有说‘一打三反’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说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犯左的错误，好好落实政策，解决冤假错案问题——怎么，吉书记，该你说句话了吧？”
“叫大家发发言吧？我没有什么意见。”吉月武用重浊的声调冷冷地说。自会议开始以来，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这时，坐在蓝玉坤右边的李高山晃动了一下身子。这是一位四十六七岁的老干部，方脸，脸色黑中透亮，脸上的表情老是很严肃，可以叫人联想到宋朝的包拯。
“以我看，”他说，“既然邹文已经做过调查，证明王博的‘５.16’是打错了，就得实事求是地给人家落实政策，不能再抓住不放。”说完，点火抽起烟来。
“当时只是审查了一下，并没有给他下结论呀。”李俊臣又找理由说。
“可是现在部队上已经写了证明，说当时叫王博复原，就是根据县里的那封信办的。就算当时没有什么结论，现在部队上的信完全可以证明王博是受害的。”邹文据理力争。
以后又有几位常委发言，大都同意邹文的意见。蓝玉坤见下结论的时机到了，便正正身子说：“这件事是明摆着的，是因为咱们整了人家，造成王博的复员。这样吧，你们落实政策办公室回去给他写一个复议决定，下个结论，就说当时打他‘5.16’是打错了，予以平反，造成的损失适当赔偿。就这样。**员嘛，有错就改，不怕犯错误，就怕有错不改。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就散会。明天晚上接着开。”
大家纷纷离开座位，有的面带笑容，有的面带怒色，有的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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