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6月12日
我的生活，我是指表面上的，还像我上次合上日记时那么平淡无奈，没有变化。我现在22岁了。气象室里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和菲茨洛伊那令人恐怖的死亡对我影响至深。我总觉得这事我也难辞其咎，我们的面谈伤了他。为此，我的健康急速下滑，我垮掉了。几个星期来接连不断地痉挛，我食欲全无，瘦弱苍白，连紧身胸衣也不需要了(虽然我并不想出去逛，绝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我也不再去教堂了，成了个无神论者。这让妈妈甚为苦恼，她不停地催我去参加礼拜，又为我祈祷，希望我能追随“上帝的恩典”。
我第一次为拒绝坚信礼而跟她发生争吵时，她气得掉下泪来，她让我说出缘由，而我忘乎所以，大声嚷嚷，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不要洗礼，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当时被我吓得哑口无言，急转身回房大哭去了，我想她觉得我们家现在出了两个无神论者，另一个当然就是爸爸了。
我从没向她吐露我向无神论的转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爸爸的感觉。我总怀疑在《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也许就在大火之夜——这个想法使我坚信他因做了什么错事而内疚，那种感觉使他脾气古怪，也越来越痛苦。当看到爸爸对菲茨洛伊之死的反应时，我的疑虑更加深了；他似乎不觉得伤心，而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似的。葬礼一结束我就看到赫胥黎先生拍了拍他的背，并偷听到赫胥黎说：“好的，整个悲剧告一段落了，我也不用再付薪水给那个气象员了。”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残忍的一句话。
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说话。查普曼医生说我是“精神疲劳”。
于是我被送往欧洲大陆，希望换个环境能有助于我的康复，因为那时我已经病得很重了。自然，就像我以前提到的，我不能说出我病倒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开始怀疑爸爸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么一个人。我去了德国，住在巴登。那里清新的山谷之气和辅以治疗的山泉水使我的心渐渐地恢复了宁静。我在那儿呆了将近3个月，直到乔治来把我接回唐豪斯，大家为我的回家而欢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洛最为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我也装作一副享受的样子。在国外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并且告诉了我的家人：我要重新开始，不再用莉齐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贝西。他们对此有些困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我的决定。佣人们是最先叫我的新名字的，然后是妈妈和我的兄弟们，最后是艾蒂和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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