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旅程

第九章 南非旅程
13日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抵达简。斯马茨机场。驻在当地的站长来接他。站
长叫丹尼斯。格雷，瘦高个，黄头发。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个人监视
着他，但并没有接近他。
海关和人境只是一种手续。着陆30分钟后，两个英国人就驱车向北，朝着比勒
陀利亚疾驰。普雷斯顿好奇地望着南非大草原的风光。这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
—一条六车道的现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纵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两旁都是欧式的
现代化农场和工厂。
“我在勃哲斯巴克给你订了房间，”格雷说，“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伦敦通
知我说，你愿意住旅馆，不愿意住公寓。”
“对。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咱们先去登记一下。11点还约定与‘野兽’见面呢！”
这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本来是加在范。邓。伯格将军头上的，一位警方将军、前
国家保安局局长。在1979年的马尔德盖特丑闻之后，南非国家情报部队与保安警察
融为一体的害人机关解体了，从而使职业情报人员和外事部门如释重负。他们之中
不少人都尝过国家保安局铁拳头的滋味。
情报部队重新改组为全国情报局。亨利。皮埃纳尔将军从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位
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
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
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
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
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
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
400 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
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
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
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
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
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将军的办公室
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
是两个官员。
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讲究
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
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
用绿色的慢帘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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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纳尔将军又高又胖。他们进来后，他站起来，并走过来握手。格雷作了介
绍，将军示意他们坐在皮椅上。侍从端来了咖啡。他们的谈话声音很小，格雷领会
了意思，便起身告辞了。皮埃纳尔看了普雷斯顿一会儿。
“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
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
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
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
“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
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
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
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
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
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
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
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
“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
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
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 月开始，在
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
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人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
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
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
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
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
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
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 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
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
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
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
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
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
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
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 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
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
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
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 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
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
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
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
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
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
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
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
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
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 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
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
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 月13日，我和C 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
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
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
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
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
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
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
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
19M 年8 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 号集
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
344 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 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
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
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
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
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
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
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
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
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
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
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
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
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
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
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
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
：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
都跟他们在一起。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
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
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 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
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
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
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
“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军官。他并不会说英语，但
他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份识别牌，向他的手下人说了一些什么，他们都笑了。如果我
想被送回国，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我交给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一个又一个潮湿冰冷的牢房里，我被单独地关了五个月，受尽了残酷的折磨。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企图使我承认是间谍。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便把我剥光
衣服，扔进牢中。在春末（当时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但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
开始垮下来，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地铺和稍好一点儿的食物。当然，按我们南非的标
准，那种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后来，可能上边传下来什么话，1945年8 月，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把我装到
卡车上，开出很远，最后，在德国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给英军。英军对我太好了，
我在位于德国比勒菲尔德郊外的部队医院里治疗一个阶段后，便被送到英国。在格
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军医院又治疗了三个月。最后，于1945年12月，搭乘法兰西
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返回开普敦，于今年1 月底抵达开普敦。
正是在开普敦，我听说我的父亲——世上惟一的亲人——死去了。这沉痛的消
息使我非常忧伤，身体又垮了下来，住进了开普敦的温伯格部队医院，一直住了两
个月。
我现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证明书。值此，我申请加入南非外事局。
普雷斯顿合上卷宗，维尔扬抬起了头。
“你看，”这位南非人说，“从那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是稳重的，虽然没有惊
人的壮举，但也无可非议，熬到一秘。他在国外任过八次职，所有的国家都是坚定
地亲西方的。这就不少了。但他是个光棍儿，干这一行是较合适的，只有大使级和
部长级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认为他在这些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
维尔扬靠过来敲着卷宗说：“你看到这些俄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吗？这就是为
什么我认为你搞错了，普雷斯顿先生。所以，他喜欢冰淇淋，并且拨错了电话号码，
偶合而已。”
“也许是。”普雷斯顿说。“这个自传，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维尔扬上尉摇了摇头。“你们的奈杰尔。欧文爵士一跟将军联系，我们就把这
份档案调来了。我们审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每个名字、日期、
地点、兵营、军事单位、战役和细节都是准确的。就是战前在慕赛基峡谷所种植的
作物都考察过了。搞农业的人肯定了解这些。现在那里种西红柿和鳄梨。谁也编不
出那些来，不可能。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怀疑，也只能是在国外。”
普雷斯顿显得闷闷不乐的样子。窗外夜幕在降临。
“好吧，”维尔扬说，“我在这儿帮助你。下面你想怎么干？”
“我想从头开始，”普雷斯顿说，“这个地方，杜威尔斯克鲁弗，远吗？”
“开车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你想到那儿去吗？”
“对。咱们能早点儿动身吗？明早6 点，怎么样？”
“我设法从车队搞一辆车，6 点到旅馆。”维尔扬说。
在朝北通向津巴布韦的路上，汽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现代化的。
维尔扬开来了一辆没有标记的舍瓦尔牌汽车。这种车通常是南非情报局使用的。汽
车飞驰着，穿过奈尔斯特龙和波特吉特斯鲁斯，只用三个小时，就到了彼得斯堡。
一路上，普雷斯顿有幸看到非洲广袤无垠的大地。这种景象，使那些适应了狭小天
地的欧洲游客大为赞叹。
在彼得斯堡，他们转向东方，在平坦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驶了50英里，淡蓝
色的渺渺苍穹与无边无际的地平线遥相接应。直到他们到达叫做水牛岭的悬崖时，
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赛基峡谷。当他们盘旋向下时，普雷斯顿发出一阵阵的惊叫。
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着峡谷，一片葱笼茂密。在平展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
万蜂箱一样的非洲小屋，屋周围是禽舍、牛栏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
多数都分布在穆赛基谷底。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劈柴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
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儿童放牧着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妇女弓着腰在田间劳动。
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非洲。道路高低回转地顺着悬崖爬向穆赛基谷底。在谷底
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这就是杜威尔斯克
鲁弗，意思是魔鬼沟。
10分钟后，他们进入沟中，慢慢地从新小学校前驶过，来到勃塔街，这是小镇
的主要街道。
“你想到哪儿去？”维尔扬问。
“老农马雷死的时候，一定留有遗嘱，”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这就必然
有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说，要有个律师。咱们找一下，在杜威尔斯克鲁弗有没有律
师？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维尔扬把车开到克斯坦斯修配厂的前院，指着马路对面的因姆波旅馆说：“去
喝杯咖啡，也给我要一杯。我加满油，再打听一下。”
5 分钟后，他来到旅馆的前厅找到普雷斯顿。“有一位律师，”他一边呷着咖
啡一边说，“是盎格鲁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马路对面，与修配厂隔两个门。今天
上午他可能在。咱们去吧。”
本森先生在办公室。维尔扬将装在塑料夹中的卡片向律师的秘书晃了晃，这一
招儿立刻见效。她用南非语对着内部对讲机说了些什么，他们便立刻被领进本森先
生的办公宦里。本森很和气，满面红光，穿着浅驼色西装。他用南非话向他俩问候。
维尔扬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这位是普雷斯顿先生，从英国伦敦来。他想向你问
个问题。”
本森先生叫他们坐下，又回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请吧，”他打着手势说，
“只要我知道的。”
“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普雷斯顿问。
本森诧异地看着他。“大老远的从伦敦来问我多大岁数？说实在的，我53岁。”
“这么说来，1946年你大概是12岁？”
“对”
“你能告诉我在那年谁是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的律师吗？”
“当然，是我父亲。塞德里克。本森。”
“他还在吗？”
“在。80多岁了。15年前移交给我的。但他手脚还很灵活。”
“跟他聊聊行吗？”
本森先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大概是他父亲接的电话，
因为儿子说来了客人，有一个伦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电话。
“他住的地方离这儿6 英里，但他还能开车。路上的人都很吃惊。他说马上就
来。”
“趁等着的时候，”普雷斯顿问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卷宗？看看你，
嗅，你父亲，是否为一个叫劳伦斯。马雷的当地农民主持过遗嘱，这个人那年1 月
份死的。”
“试试看，”小本森说，“当然了，这位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师。
但那些年，当地人通常都是待在当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请稍等
一下。”
他离开办公室。秘书送上来咖啡。10分钟后，外屋传来说话声。本森父子一起
进来了。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子。老人满头白发，但却精神抖擞、神
采奕奕。互相介绍之后，普雷斯顿解释了他的来意。
老本森一句话没说，坐到桌后的椅子上，让他儿子拉过另一个椅子坐下。老本
森把眼镜卡到鼻子上，从眼镜上面看着客人。“我记得劳伦斯。马雷，”他说，
“嗯……对，是我们在他去世后主持的遗嘱。我亲自处理的。”
儿子递给他一份用粉丝带扎着的又脏又黄的文件。老人掸掉灰尘，解开带子，
把文件展开。他不出声地看起来。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
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
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
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
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
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
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役有什么商
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
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
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
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
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
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
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
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
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
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
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 英里，找到了杜。普
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
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
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
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
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
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
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
——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
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
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
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
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
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
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赢弱而美丽的新
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
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
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
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
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
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
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
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
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
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
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
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
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
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
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
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
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
人正在那里等他。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
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
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
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
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
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
“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一切。他们将把一些物件
偷运过去，或者通过海关，或者通过不检查的地点。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
么，也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只要记住一个接头暗号以及另一个备用暗号就可以，以
防一旦某一个联系不上时使用。每个人将东西交给执行官后便回到我们的国土来，
并且立即隔离起来。除了执行官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但这一
点，他们谁也不知道。
“指挥信使的是一位调度官，他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国的执行官手中。
还要有一个供应官与其配合，及时提供运送物件。这个人要有四个助手，每人负责
一项专门工作。
“一个人负责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个人自己要学会高级技术；第三个人负责
提供制成品；第四个人负责通讯联络。重要的是，执行官要向我们报告进度、困难、
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准备就绪的时间。我们要在任何计划更动时，能够及时通知他，
当然，还包括向他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关于通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的因素，不可能采用正常的通讯渠
道或人员会面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广播波段，以密码的方式
定时与执行官进行通讯。但是，为了使他在紧急时能与我们联系，他必须在英国某
地有一台发报机。这是一台老式的发报机。这很危险，是一台战时使用的发报机。
但必须有一台。你会看到我在里面提到过。”
总书记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计划中所需要的每一个人。最后，他抬起头来。
“你会得到这些人的，”他说，“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人地找出来，都是最好的，分
别给以特殊使命。”
“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计划’透露给我们在伦敦大
使馆的克格勃人员。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没有说出来他的另
一个担心，“就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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