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与集中营

　第十章 大使与集中营
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顿的请求下，维尔扬和他在联合大厦四楼的办公室里会
了面。由于是星期天，几乎整个大楼都归他们所有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维尔扬上尉问。
“昨晚睡不着，我想了许多，”普雷斯顿说，“有些事情是不对头的。”
“从北边回来你睡了一路，”维尔扬不快地说，“可我得开车。”
“啊，但是你比我结实多了。”普雷斯顿说。
这话使维尔扬很高兴。他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经常坚持锻炼。他变得随和
起来了。
“我想找另一名战士。”普雷斯顿说。
“什么另一名战士？”
“跟马雷一起逃走的那个。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战士’或‘
我的同志’，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名字呢？”
维尔扬耸了耸肩。“他认为无关紧要。在温伯格医院时，他一定会告诉当局的，
以便通知家属。”
“那是口头的，”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听他说的军官们可能很快就被遣
散为老百姓。只有书面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他提到了但又没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
个战士。”
“但是他已经死了，”维尔扬分辩说，“他42年前就埋在波兰森林的坟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谁。”
“可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呀？”
“马雷说在那个集中营里只靠红十字会食品包维持生命，”普雷斯顿说，似乎
在冥思苦思，“他还说是在圣诞节以前逃走的。这必然使德国人感到不安，通常是
全体都要受到惩罚——失去特殊照顾，包括不给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那个圣诞节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个人？”
在南非没有旧战俘协会，但有一个退伍军人联谊会，包括那些打过仗的人。这
个组织叫钢盔协会。钢盔协会成员的每个分会的会议室叫做“弹洞”，负责人叫
“老牛”。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每人用一部电话，分别与南非每一人“弹洞”联系，
设法找到一个在344 号集中营待过的人。
这是很麻烦的。那所集中营里的11000 名战俘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或美国，南非人很少。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死了，
钢盔协会的成员中，有的到高尔夫球场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认，有
的给出了一些主意，结果仍然到处是死胡同。太阳落山时，他们歇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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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上午又接着干。到中午时，维尔扬才喘了一口气。他在开普敦找到一位
退休的肉类加工商，维尔扬和他讲着南非语。他用手捂上话筒说：“这个人说，他
在344 号集中营待过。”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安德森先生吗？啊，我叫普雷斯顿。我正在对344 号集
中营进行一些研究工作。谢谢，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儿待过。你还记得1944
年圣诞节吗？两个南非战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确实记得。对，我肯定
是相当糟糕的……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啊，不住在一个屋？是啊，当然了。那么，
你记得南非国民大会组织负责人的名字吗？……罗伯特准尉。全名是什么……请仔
细想一想……什么？瓦尔特？你能肯定吗？太感谢你了！”
普雷斯顿放下电话。“瓦尔特。罗伯特准尉。我们到军事档案馆去，好吗？”
他们找到了南非军事档案馆。出于某种原因，它附属于教育处，坐落于比勒陀
利亚的维萨治大街20号。名单中有100 多个姓罗伯特的，有19个人是以瓦字打头的，
7 个人叫瓦尔特，但都对不上。把瓦字打头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无所获。普雷
斯顿在罗伯特的卷宗里，从字母A 开始查起，他很走运，一个小时之后，他查到杰
姆斯。瓦尔特。罗伯特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
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
100 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
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
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
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
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
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
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 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 月底
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
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
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
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
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
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
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那谁知道？”普雷斯顿回答说，“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对不起，”在开车送普雷斯顿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维尔扬说，“看来是
山穷水尽了。”
当晚很晚的时候，普雷斯顿在旅馆里给罗伯特上校打了个电话。“上校，又麻
烦你了，真对不起。你是否记得布兰特在那个营房里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伴或朋友？
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军队中总会有一个要好的同伴的。”
“你说得很对，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睡觉时好好想想，
如果我想起什么，明早打电话告诉你。”
早饭时，热心的上校给普雷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讲得很干脆，如同向
司令部报告一样：“想起一点儿。那些营房都是按100 人盖的，但我们都像沙丁鱼
一样挤在那里面，一个营房里住200 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挤在铺上睡，
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明白，”普雷斯顿说，“布兰特呢？”
“跟另一个下士睡一个铺，叫莱文森，皇家德本轻步兵。”
“你说什么？”
“莱文森是皇家德本轻步兵团的。”
这回在维萨治大街查得很快。莱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钟后，
档案就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麦克斯。莱文森，生于德本。战争结束时，他退伍了，
所以没有抚恤金，没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岁。
普雷斯顿在德本电话号码簿上查找着，同时，维尔扬让德本警察从他们的档案
中找这个名字。维尔扬先找到了。
麦克斯。莱文森在海边开了一个小旅馆。维尔扬打电话找到了莱文森太太。她
肯定说，她丈夫在344 号集中营待过。但现在她丈夫钓鱼去了。
他们等他回来，无聊地转着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来。普雷斯顿跟他谈起
来。这位旅馆老板从东海岸通过电话线传来开朗洪亮的声音：“我当然记得弗利基。
这个混蛋小子逃到了树林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怎么了？”
“他是哪儿的人？”普雷斯顿问。
“东伦敦。”莱文森毫不犹豫地说。
“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讲得很少，”莱文森回答说，“当然是南非人喽，南非语讲得很流利，英
语很糟，劳动家庭。啊，我想起来了，他说过他爸爸是那里铁路的扳道员。”
普雷斯顿跟他说了再见并转向维尔扬说：“东伦敦，咱们能开车去吗？”
维尔扬叹了一口气。“我看不行，”他说，“几百英里。我们的国家很大，普
雷斯顿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话，咱们可以明天坐飞机去。我可以安排一个警车和一
个司机去接咱们。”
“没有标记的车，”普雷斯顿说，“穿便衣驾驶。”
虽然克格勃总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仁斯基广场2 号的“中心”，虽然那幢
楼并不小，但是，要把这个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的一些机关放到这里，仍然显
得很狭窄。所以，下属的分部就到处都是了。
第一总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环路的雅辛涅沃，几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总
局的全体都在这座现代化的、铝和玻璃的八层大厦里，形状像一个三个尖的星，如
同本茨牌汽车的标识一样。
这座大厦是芬兰人承包建筑的，准备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但竣工之后，
国际部的人不喜欢它。他们想离市中心近一点。于是，就给了第一总局。由于它位
于城外，远离人们那敏锐的耳目，所以，非常适合第一总局使用。
第一总局的成员，即使在国内，身份也是保密的。由于他们必须（或者已经）
到国外去担任外事工作，最忌讳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游者看到他们从第一总局走出
来，或不知不觉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总局里有一个很秘密的局，它并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总局是
秘密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个S 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绝密的。里面的人员不但见
不到第一总局里的同事们，连他们内部互相之间也从不见面。他们的训练和教导都
是单独进行的，只是一个教导员一个学生。每天早晨他们并不到办公室签到，否则
就会互相见面了。
从苏联的心理观点看，原因很简单。俄国人对秘密和背叛有一种偏见——这与
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源于沙皇时代。“特务”，就是男人，有时也有
女人，经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国外去，以极端隐蔽的身份生活在那里。
然而，“特务”被捕并且与人家合作了，变了节，便会交待一切。所以，他们
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个人不可能出卖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认识的人。
因而，那些“特务”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开的几十个住宅里。他们
单独汇报，单独训练和单独下指示。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 局的局长仍然
把办公室设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他的办公室设在七楼，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层，
比第一总局副主席契涅夫将军和克留什科夫将军高两层。
3 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当普雷斯顿与麦克斯。莱文森谈话时，有两个人
来到S 局局长的密室。局长是一位老军人，毕生从事秘密谍报工作。他看了他们出
示的东西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个工作，”他小气地说，“这个人很出色。”
中央委员会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小卡片。“好，少将，请您从现在开始
让他离职，叫他到这个地址报到。”
局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地址。这两个人走后，他再次回想起他们的
权威性。是的，是来自中央委员会。虽然他们没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是
从哪层人物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特务，是他所训
练的最好的特务。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训练有素的特务，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在
这样的命令面前，没有二话可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命令是不能打问号的。他
按了一下内部联络器。
“告诉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到我这儿来报到。”他说。
从约翰内斯堡到东伦敦的第一次飞机准时到达了本舒曼机场。机场很小，但很
整洁，漆成蓝色和白色。这是南非第四大贸易城市和港口的机场。警察局的司机正
在停机坪上等他们，把他们领到停车场，坐进一辆没有标记的福特牌轿车。
“上尉，到哪儿？”他问。维尔扬用眼睛问普雷斯顿。
“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敦的现代化车站位于舰队街。在车站的正对面是一
排破旧的二层楼，刷成绿色和乳白色。这就是管理处。
在里面，维尔扬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证件，马上被领进财务处长的办公室。处
长听着普雷斯顿的问题。
“对，我们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铁路员工开支，”他说，“叫什么名字？”
“姓布兰特，”普雷斯顿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年以前，
他是一个扳道工。”
处长找来一个助手。他们穿过几条黑暗的走廊来到卡片室。那个助手查了一会
儿，抽出一张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人，三年前退休的。库斯。布兰特。”
“他多大岁数？”普雷斯顿问。
“63岁。”助手朝卡片扫了一眼说。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如果弗利基。布兰特
跟简。马雷的岁数差不多的话，他父亲要大约老30岁，可能叨多岁了。
“我们找的人现在大约叨岁了。”普雷斯顿说。
处长和助手都肯定地说，再没有别的退休的布兰特了。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三个活着的、岁数最大的领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岁数排的，”助手反驳说，“是按字母顺序排的。”
维尔扬把处长拉到一边，咬着耳朵用南非语说了些什么。他的话立即生效，处
长显出受震动的样子。
“找，”他说，“一张一张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们在办公室等着。”
花了一个钟头。助手拿来了三张退休卡片。
“一个78岁，”他说，“但他是行李员。一个80岁，过去是清洁工。这个77岁，
过去是编组车场扳道工。”
这个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钟后，他们驾车来到奎格奈。这是东伦敦的一个老区，有50多年了。一些
破旧的平房已被修修补补过，其他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这里是白人工人贫民窟。
从这里可以听到穆尔大街那边的铁路车间以及扳道场的叮叮当当声；在那里，一辆
辆巨大的货车被编成组，将东伦敦码头上的货物，经过彼得茨堡，运到内陆的德兰
士瓦省。他们在穆尔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开了门，布满皱纹的脸像个胡桃核，白发在脑后扎成一团。维
尔扬用南非语跟她讲话。老太婆指着远处，说了几句什么，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维尔扬陪着普雷斯顿回到车中。
“她说他到机关去了。”维尔扬对司机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旧的铁路机关，现在叫特恩布里停车场，在帕特森大街。是铁路工人
的娱乐场。”
那里是一个大停车场，有一大片二层楼房，旁边毗连着三个保龄球草坪。他们
穿过一道道门，从一排司努克球台和电视之间经过，最后来到一个闹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吗？”
侍者说：“在，他在那边看保龄球呢。”
他们在一个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啤酒，晒着秋天的太
阳。普雷斯顿提出了问题。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啊，我记得乔。布兰特。他死了好多
年了。”
“他有个儿子，叫弗利基。”
“一点不错。天啊，小伙子，你们又使我回到了许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个好
孩子。放学后，有时到车场来，乔总是让他坐到编组机车里。在那时候，对孩子来
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优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顿问。
老人点头。“大约是那时。是在乔和他搬家来后不久。”
“在1943年前后，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顿说。
弗利老爹用带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会儿，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
情景。“对，”他说，“那孩子再也没回来。有人告诉乔说，他死在德国什么地方
了。这消息使乔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远大前程。他精神失常
了，战后那个电报来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认为是心瘁而死。过
不久，两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没了。”
“你刚才说‘乔和他家搬来后不久’，”维尔扬提醒说，“他们是从南非哪个
地方搬来的？”
弗利老爹显得不解的样子。“他们不是从南非什么地方搬来的。”他说。
“他们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维尔扬重复说。
“谁告诉你的？”
“部队说的。”维尔扬说。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队报名时一定是说他是南非人才被通过的，”
他说，“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从德国搬来的。是移民，大约在30年代中期。乔一
直到死也总说不好南非语。当然孩子说得好，在学校学的。”
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时，维尔扬问普雷斯顿：“还去哪儿？”
“在南非，移民档案存在哪儿？”
“在联合大厦地下室，跟国家档案室挨着。”维尔扬说。
“咱们在这儿等着，档案室的人能给咱们查一下吗？”普雷斯顿问。
“可以。咱们到警察局去，那儿电话好打。”
警察局也在舰队街，是一座黄砖砌成的堡垒，四层，窗户都是不透光的。右边
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练厅。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
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
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
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
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
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
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 点，他们便来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
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
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叔，有人来找你。”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普雷斯顿离开了这家，去找维尔扬。维尔扬已经先回到了车里。
“去机场。”普雷斯顿告诉司机，转而对维尔扬说：“明早能安排我与皮埃纳
尔将军见面吗？”
那天下午，苏联军队中又有两个人被抽出来执行特殊任务。
在莫斯科以西100 英里处，刚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有一片综
合大楼和一些盘形天线，这是苏联的一个监听站，接收华沙条约军事单位的电波和
外国电波，也接收苏联国土以外其他政党之间的通讯信号。综合大楼有一个部分被
隔离开来，这是克格勃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
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
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
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
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
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
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
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
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
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
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
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
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
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南非。
南非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好的，比一些国家要强一些。
“1935年9 月，”普雷斯顿继续说，“乔·布兰特带着妻子伊尔丝、10岁的儿
子弗利基在不来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后抵达东伦敦。那时，那里有许多德国人，犹
太人很少。他决定定居下来并在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员把这一家
的情况通知了当时的犹太教士。
“当时的教士叫所罗门·沙皮罗。沙皮罗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拜访了
这一家并竭力劝导他们参加当地的犹太社会生活。他们拒绝了，教士估计，他们想
过着非犹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扫兴，但并不怀疑他们。
“后来，1938年，那个孩子，即已经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岁了，该行成人礼了，
即一个犹太儿童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了。可是，由于布兰特想非犹太化，这对只有
一个儿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他们没参加犹太社团，沙
皮罗教士还是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否让他来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礼。他们说了
一句刺耳的话，于是，沙皮罗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什么怀疑？”将军不解地问。
“他怀疑他们不是犹太人，”普雷斯顿说，“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在行成人
礼时，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犹太人。按犹太人的信条，
这要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母亲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统书，证明她是犹
太人。伊尔丝·布兰特没有血统书。这就没有必要行成人礼了。”
“这么说来，他们是靠伪证来南非的？”皮埃纳尔将军说，“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仅如此，”普雷斯顿说，“我还不能证实这点，但我相信我是对的。乔·
布兰特告诉你们的公使馆说，他正面临着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危险，这话是真的。但
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知道，如果
他讲了真话，他是得不到签证的。”
“说下去。”将军郁郁不快地说。
“他的儿子弗利基18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隐蔽思想所灌输，成了一
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国际而奋斗。
“1943年，这两个年轻人加入南非军去打仗。杜威尔斯克鲁弗的简·马雷是为
了南非和英联邦而战；然而弗利基却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祖国——苏联而战的。
“在基本训练中、在部队转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们都从来没
有见过面。但他们在344 号集中营见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划了他的逃
跑计划，但他挑了一个年轻的同伴，这个人也是黄头发，个头和他一样高。我认为，
在卡车出毛病时。不是马雷，而是他先开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么，肺炎又怎么解释呢？”维尔扬问。
“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炎，”普雷斯顿说，“他们也没有落入波兰基督教游击队
手里。他们是落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布兰特可以跟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谈。
他们便会把他领到红军那里，于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里的马雷一起，交给了苏联
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1945年3 月到8 月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所有关于冰冷的牢房的话都是扯
淡。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读书的每一个细节都跟他讲过，而他都记住了。尽管
他的笔头英语不好，但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把那个简历写出来。
“他们大概也让布兰特快速进修了一下英语，给他整了整容，将马雷的身份识
别牌挂到他的脖子上。这样，一切就给了。而后，由于马雷的用处使完了，他可能
就被消灭了。
“他们将布兰特弄得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又给他一点化学药品使他显
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过来。在比勒菲尔德医院待了一段，并在格拉斯哥郊外
的医院待了更长一段时间。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应该回家了，他没有碰到
任何德拉雷团维茨营的人。12月，他乘船回开普敦。1946年1 月抵达那里。
“有一件麻烦事。他不能到杜威尔斯克鲁弗去，他也不愿去。而后，国防部总
部有人给农场主老马雷发了一个电报，说过去误认为他那‘失踪，可能死亡’的儿
子，现在终于回来了。老马雷恩儿心切，就按照国防部提供的地址，给‘儿子’发
了一份电报。布兰特收到了电报，大为震惊（这里我承认是猜测，但似乎合情合理），
电报催他回家。他又装病了，住进了温伯格军医院。
“老父亲等不了啦，又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到开普敦来。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
布兰特向共产国际里的朋友求援，于是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在穆赛基山谷的偏僻
道路上撞了老人，并用半个车轮轧坏了他的车，使现场像一场撞车后又逃走了的样
子。然后，就一切顺利了。年轻人不能回去参加葬礼，这一点，杜威尔斯克鲁弗的
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他请求本森律师代理变卖田地产并将款汇到开普敦时，律师也
毫不怀疑。”
将军的办公室里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窗户上苍蝇的嗡嗡声。将军连连点头。
“有道理，”他终于承认说，“但没有证据。我们不能证明布兰特家不是犹太
人，更甭说是共产党了。你能给我一些证据而不是怀疑吗？”
普雷斯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照片，放到皮埃纳尔将军的桌上。“这是一
张照片，真正的简·马雷的最后一张照片。你们瞧，他小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板球运
动员。他是投球手。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的手指握球的姿势是一个旋转球手。你
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左撇子。
“我在伦敦曾花了一周时间研究简·马雷，用双筒望远镜仔细地研究。他开车、
吸烟、吃饭、喝什么，都是用右手。将军，你可以把一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改变——
改变头发、语声、脸型、举止，但你不能把一个左手投球手改成一个右撇子。”
皮埃纳尔将军打了半辈子板球，他盯着看照片。“这么说来，普雷斯顿先生，
我们在伦敦的是什么人呢？”
“将军，你们有一个共产党的代理人，他在南非外事局工作，却为苏联效了40
多年的劳。”
皮埃纳尔将军的目光从桌上移开，望着峡谷对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我要
劈了他，我要把他劈得粉身碎骨扔到大草原里去。”
普雷斯顿咳嗽一声。“问题是跟这个人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忍耐一
个阶段，等你亲自与奈杰尔·欧文爵士谈谈再说？”
“很好，普雷斯顿先生，”皮埃纳尔将军点头说，“我先跟奈杰尔爵士谈谈。
那么，你的计划如何？”
“今晚有一次回伦敦的航班，我想坐它走。”
皮埃纳尔将军站起身来，伸出了手。“再见，普雷斯顿先生。维尔扬上尉会送
你到飞机上。谢谢你的帮助。”
普雷斯顿收拾东西时，又从旅馆给把他从约翰内斯堡接来的丹尼斯·格雷打了
个电话，让他向伦敦转发一封密码电报。两小时以后，他收到回电。伯纳德·亨明
斯爵士将在第二天，星期六，来办公室与他会面。
当晚快到8 点时，最后一次吁请旅客登上飞往伦敦的南非航班后，普雷斯顿和
维尔扬站在离港厅中，普雷斯顿出示了登机牌，维尔扬出示了万能通行证，他们一
起来到凉爽、黑暗的机场上。
“听我说，英国佬，你真是一个贾格洪德。”
“谢谢你的好意。”普雷斯顿说。
“你知道贾格洪德是什么吗？”
“我想，”普雷斯顿谨慎地说，“是南非的猎狗，虽然跑得快，而且笨拙，但
有穷追不舍的精神。”
维尔扬上尉一周来头一次仰面大笑起来。然后，他又变得一本正经地问：“我
可以问个问题吗？”
“请吧。”
“你为什么要给老人的坟献花呢？”
普雷斯顿凝视着停在一旁的班机，在20码以外，机舱里的灯光一片辉煌。最后
一批旅客正登上舷梯。
“他们夺走了他的儿子，”他说，“然后，为了不让他发现，又杀死了他。似
乎就是这么一回事。”
维尔扬伸出了手。“再见，约翰，一路顺风。”
“再见，安德烈斯。”
10分钟以后，南非喷气客机升上天空，朝北向欧洲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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