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南国社：现代戏剧团体。由田汉创建。南国社的起始可溯源至1924年1月。田汉与其妻易漱瑜留学日本，于1922年归国，后创办《南国半月刊》，刊登创作、通讯等，注重各种艺术(戏剧、电影)的批评，“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出至4期停刊。1925年田汉于《醒狮周报》附刊《南国特刊》，发行20余期中止。1926年，田汉出于对新兴艺术──电影制作的“热恋”，组织南国电影剧社，拍摄《到民间去》。1927年夏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校务，组织“艺术鱼龙会”戏剧演出，成为当时的“艺坛盛举”。1928年初，田汉脱离艺术大学,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等商定，改组南国电影剧社，定名南国社。扩大范围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并创建南国艺术学院，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同年夏，学院停顿,学生相依不去，遂组织师生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举行二期公演，引起社会上、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巨大反响，使沪、宁、 穗沿线充满了戏剧空气。同时，出版了《南国月刊》。从此，南国社以戏剧运动绽放异彩，为文坛瞩目。此亦南国社最主要的活动时期。此期演出剧目皆为田汉创作，有《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孙中山之死》、《火之跳舞》、《一致》等。《苏州夜话》中老画家父女陌路相逢的传奇性情节，成为控诉军阀战争带给人民无穷灾难的罪证。《名优之死》通过名伶刘振声惨遭恶势力迫害气绝于舞台的结局，揭露了旧社会制度的腐朽与反动，在观众中唤起了强烈共鸣。《湖上的悲剧》属于南国社“写出灵肉分裂生活之苦恼”的代表作之一，它强烈地诅咒封建婚姻制度，两度公演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南归》则为南国社抒情诗剧的代表，人物单纯，语言凝炼，以浑然一体的诗情意境取胜。从《孙中山之死》开始，该社戏剧的内容、形式都有较明显转变，《一致》被认为是他们戏剧风格演变的一个转折点。这些作品已由性格悲剧发展为社会悲剧，开始接触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充溢着战斗的**，富有鼓动作用，也标志着南国社的飞跃。1930年 3月，田汉率南国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被选为执委。4月，发表十万言《我们的自己批判》，总结10年来的南国运动，批判了过去的南国“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的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了，因此我们的运动受着阻碍，有时甚至陷入歧途”。明确表示革命倾向：要“对社会、艺术都有一个正确的主张”，以使“旗帜来得鲜明，步调来得雄健”。此后,南国社于1930年5月演出《卡门》，演出第三日遭政府当局搜查、封禁，南国社也就此被迫结束。南国社在现代戏剧运动中的革新表现于：创作上排斥人为的生理刺激，代之以日常的充满感情的实际生活，剧中人物朴实真诚，其不幸命运易获得观众的同情；表演上反对形式主义，提倡真实自然，注重人物的内心体验；倡导简单的舞台装置，强调灯光的作用，以增强戏剧对观众的想象感觉。南国社的活动使新兴话剧逐渐扩展了阵地，培养了众多戏剧人才，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13、太阳社：现代文学团体。1927年秋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阿英)、孟超、杨□人等；主要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适夷、殷夫、冯宪章、任钧、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心）、王艺钟、童长荣等。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党员；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太阳社先后编辑与出版了《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等刊物，以及“太阳小丛书”（“太阳社丛书”）等，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太阳月刊》影响最大，与创造社的《文化批判》一起，成为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刊物。另外，《拓荒者》，也以其刊载的大量革命文学作品和不少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论文、译文，及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文章而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但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太阳社在理论和创作上曾带有过激的偏向。1929年 9月，太阳社部分成员蒋光慈、楼适夷、冯宪章、任钧等先后到达日本东京，曾经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支部还吸收少数中国留学生参加会议与活动。同年年底因支部主要成员归国而停止活动。与太阳社和创造社都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社，是由太阳社主要成员洪灵菲、林伯修、戴平万等组成，在参加太阳社的同时，于1928年 5月间开始活动；主要是出版了《我们月刊》，发表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理论主张与文学作品。该社在《我们月刊》停刊后即停止活动。太阳社于1929年底自动宣告解散，1930年春全部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太阳社是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社团。
14、新月社：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它的前身是1923年北京的新月社，先以聚餐会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音等人。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1924年12月，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到1926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办《诗镌》、《剧刊》。撰稿人多数为新月社成员，或主要是新月社成员。1926年秋，北伐战争进入**，新月社成员有的南下，有的出国，俱乐部的活动遂告终止。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的活动由此而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洵美等人。除《新月》月刊外，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及《诗刊》、《新月诗选》等。1931年11月，新月社的发起人和骨干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日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至第4卷第7期后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便宣告解散。新月社俱乐部时期，成员复杂，思想殊异，有时候能表现一定的反对封建军阀的进步倾向，如《晨报．诗镌》就出过“纪念三．一八专号”；但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右翼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倾向。他们反对中国**领导的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反对**革命思想的政治论文。《新月》月刊创办以后，他们发表文章否定**学说，反对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甚至表示“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把**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同时，在《新月》杂志上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新月社虽然不是纯文艺的团体，其主要活动和影响却在文艺方面。在文艺思想和文艺运动中，新月社有一个逐渐右转直至与进步文艺运动相对抗的过程。北京新月社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如徐志摩开始还表现爱国主义感情和反对封建的民主思想；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徐志摩、陈西滢等现代评论社成员态度比较复杂，一面有诗作谴责军阀的罪行，一面发表杂文指责革命群众运动及其“领袖”，因而引起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阵营的批评。1928至1929年，新月社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又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使新月社成为与进步的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的主要代表，因此而受到鲁迅、冯乃超等人的批判。新月社的文艺创作状况比较复杂。前期，在《晨报．诗镌》上，闻一多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一八》、《死水》等文章和诗作，表现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民主精神。《新月》月刊又发表了闻一多的传记文学《杜甫》、陈楚淮的独幕剧《药》等，具有忧国忧民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怀。然多数文学作品则缺少深厚的社会内容，而更注意艺术技巧和风格的追求。如沈从文、凌叔华的小说，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等人的诗歌。徐志摩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秋虫》、《西窗》，流露出资产阶级幻想破灭之后的迷惘心境和恐惧革命风暴的心理。新月社的诗人们努力推行新诗格律化运动，相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努力追求诗歌“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徐志摩《诗刊弁言》），对于新诗格律化和艺术美的探求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了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新月社于1926年推行“国剧运动”，创办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并在《晨报副刊》上开辟《剧刊》周刊，汇编了《国剧运动》一书，主张在新文学戏剧运动中借鉴传统的中国戏剧艺术。新月社还介绍了莎士比亚、哈代、布朗宁夫人、豪斯曼、曼斯菲尔、易卜生、奥尼尔、波德莱尔、魏尔兰、勃莱克等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及西方现代诗人。他们的这些艺术活动、介绍及创作实践，对于新文学的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是他们的一些成员艺术思想上所表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创作中庸俗颓废的气息，也对当时的文艺运动和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15、象征派：20、30年代新诗创作中的一个流派。源出于19世纪末叶法国兴起的象征主义。1857年发表诗集《恶之花》的诗人波特莱尔被认为是象征派文学的先驱。1886年让．莫雷亚斯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第一次提出“象征主义”的名称。它的代表人物还有兰波、魏尔兰、马拉梅等人。象征派艺术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在题材上，它表现了世纪末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颓废的思想感情和对于病态的“心灵与官能的狂热”的追求；在艺术方法上，它发展了神秘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对应论”的观点，把自然万物视为可以向人们发出各种信息的“象征的森林”，强调通过暗示、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段来传达诗人内心的微妙世界。象征派在20世纪初传入欧洲其它国家，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源头。“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杂志，对象征主义的文学思潮及创作有所介绍和评述。象征派对于新诗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有人认为新文学初期有些白话诗是“用西洋 Symbolism的方法”写的（记者《书报介绍〈新青年〉杂志》，《新潮》1卷2号）。曾留学法国的李金发的《微雨》(1925)等诗集，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象征主义新诗。他用欧化的句法和晦涩的语言表现颓废朦胧的思想和情调，被朱自清称为是把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手法第一个介绍到中国诗里的诗人。此后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诗而进行新诗创作的，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戴望舒、姚蓬子等人。30年代《现代》杂志发表的许多作品，也明显受西方象征派诗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这个流派的诗风逐渐衰落下去，一些诗人或走向现实主义，或吸收象征主义方法写出更有创造性的诗篇。李金发1942年即说：“象征派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自己亦没有以前写诗的兴趣了。”(《异国情调．卷头语》)
16、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现代文艺团体。简称“左联”。1928至1929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通过论争，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提倡和发展普罗（英语prole-tariate音译“普罗利塔利亚”的简称，意为“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文艺家对于革命文学的攻击，从另一个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苏联的“拉普”（全称“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日本的“纳普”（全称“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和“革命文学国际局”先后成立，也对中国革命作家的联合起了推动作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国**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沉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阿英）、鲁迅、画室(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余人。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沉端先、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两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左联的领导机构，起初是常务委员会，后改称执行委员会（或两者同时并存),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出版部、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等。担任过左联领导工作的，除成立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之外，后来还有茅盾、冯雪峰、柔石、丁玲、胡风、以群、任白戈、夏征农、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联内有中国**的组织“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在组织上，左联接受**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左联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1930年11月，左联派萧三作为代表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中国支部。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办）、《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 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等；还秘密发行了《秘书处消息》和《文学生活》；并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办《每周文学》。另外有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有《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左联盟员以个人名义编辑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文艺》（周文、刘丹）、《春光》（庄启东、陈君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译文》(鲁迅，后为黄源)、《太白》(陈望道)、《新小说》（郑君平，即郑伯奇）等。左联领导的中国诗歌会有会刊《新诗歌》。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它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反映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染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对此，鲁迅曾进行过中肯而切实的批评。1936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 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左联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
17、论语派：现代文学流派。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论语》于1932年 9月16日在上海创刊，林语堂主编。第27期起改由陶亢德主编。第83期起署郁达夫、邵洵美二人编辑。邵洵美实际负责。第 106期起署“文字编读邵洵美”。第110期起，“文字编读”又增林达祖一人。1937年8月1日出至第 117期，因抗日战争爆发停刊。1946年12月1日复刊为第118期，仍由邵洵美编，至1949年5月停刊，共出177期。其间林语堂又先后主办《人世间》(1934～1935)、《宇宙风》（1935～1947）两个刊物。林语堂始办《论语》，即提倡幽默，倡言“不谈政治”自命“言志派”，反对涉及“党派政治”的“载道派”。《论语》初期文章尚多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的讽刺。鲁迅曾应邀投稿支持，意在争取并给以善意批评。至《宇宙风》时期，林语堂则进一步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自命为“性灵派”与“语录体”的继承者。至此，思想消极的一面更有所发展。论语派提倡的“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30年代前期，实际起了麻痹人民群众、导致青年逃避现实斗争的不良作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对“论语派”主张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揭露。
18、中国诗歌会：现代诗歌团体。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蒲风（黄浦芳）等。中国诗歌会的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中国诗歌会的成立》)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北平、广州、青岛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也都建立了分会。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各分会也大多办有刊物，涌现出王亚平、温流等一批青年诗人。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的共同特色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紧“捉住现实”，以诗歌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艺术形式上，大力提倡和实践诗歌大众化，“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新诗歌．发刊诗》）。他们企求“藉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它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我们的话》)。《新诗歌》还出版过“歌谣专号”，刊登大量采用民歌、民谣、小调、鼓词、儿歌形式写作的新诗。中国诗歌会建设新诗的主张和行动,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的关心和支持。1935年，当“国防诗歌”被作为“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诗歌会的同仁们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并在1937年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抗日战争前夕，该团体停止了活动。
19、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1938年 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发起人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代表97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先后成立分会的地方有：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组织遍于全国各地。文协成立后，文艺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协分会的工作在中国**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国民党统治区文协的工作却随着政治逆流的袭来，遇到重重阻力。抗战后期，文协支持和推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运动。1945年，文协第6届年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在艰难的条件下,文协以各种方式进行活动：每年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创作成就聚会祝贺，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
20、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在延安创办和领导的一所综合性的艺术学院。后称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8年 2月，由**和周恩来领衔，并由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出《创立缘起》，决定以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为名，创立一所艺术学院、校址最初设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 8月迁至延安东郊桥儿沟。“鲁艺”的专业设置，开始只有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来增设了文学系；学习期限由半年改为三年，并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学院还附属有“实验剧团”、“平剧团”。先后任院长的有康生、吴玉章、沙可夫、赵毅敏、周扬。分别担任过各系主任的有张庚、吕骥、江丰、蔡若虹、何其芳、陈荒煤、舒群等。茅盾、冼星海、齐燕铭、周立波、艾青、王朝闻、严文井等曾任教。各系研究室和附属剧团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如王大化、袁文殊、华君武、李焕之、孙犁、鲁藜、严辰等。1942年 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经过文艺整风运动，“鲁艺”在教学改革及创作实践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创作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大型新歌剧《白毛女》等体现文艺新方向的优秀作品。1943年 3月，“鲁艺”合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鲁艺”师生纷纷奔赴新解放区，并组成文艺工作团一团二团，分赴华北、东北开展工作。后来一团并入华北联大文学院，二团改建为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从1938年4 月到1945年11日，“鲁艺”在七年半的时间内，培养出各种专门人材685人,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也是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战线上的专门人材和领导骨干。其中有：于蓝、丁毅、海默、马可、时乐蒙、刘炽、黄准、古元、彦涵、罗工柳、孔厥、康濯、黄钢、柯蓝、陆地、贺敬之、冯牧、陈涌、杨公骥、秦兆阳、华山、葛洛、丁毅、钟惦裴、贾芝、朱寨、胡征等。
21、青春偶像派：大多数都由网上创作开始。(梁望峰和深雪除外) 梁望峰、深雪、痞子蔡、何江波、韩寒、林咏芳、郑立等为代表人物。
22、此外从日本文学泊来文学流派有：战后派、新兴艺术派、白桦派、新感觉派、新思潮派；
五、介绍几个美国文学流派
美国文学史虽然短暂，但却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作家和作品，也形成了五大重要的文学流派，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一） 重农派（Agrarians）：美国现代南方作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团体，又称“逃亡者派”。1922至1925年，他们出版了有影响的小型文艺杂志《逃亡者》，它所发表的重要的文章后来收组成为《逃亡者文选》(1928)。“逃亡者派”一词即由此而来。“逃亡者”们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成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一文中坚力量。1930年，以“逃亡者派”为主体的12个南方作家，其中有兰塞姆、华伦、泰特以及诗人约翰．弗莱彻、剧作家斯塔克．扬格等人，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出版。这部被看作“重农派”宣言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是以南方农业社会为尺度来评价、批判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对南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兰塞姆、戴维森、泰特、华伦等人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莱特尔以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的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时形成了一股很有声势的文化潮流，以致有“重农运动”之称。1935年，华伦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1939年兰塞姆创办了《肯庸评论》，这些杂志便成为“重农派”作家重要的活动阵地。美国现代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就是围绕着这些刊物形成的。“新批评派”中的不少成员也都是“重农派”的核心人物。
（二） 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悯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当时对待战争的态度，象其它反战作家一样，只限于厌恶、逃避与诅咒。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
（三） 黑山派诗歌（BIack Mountain Poems）：美国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20世纪5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黑山学院任教的查．奥尔逊、罗．邓肯、罗．克里利等人创办《黑山评论》杂志，提倡与40年代流行的传统格律体相反的“放射体”诗歌，逐步形成一个流派。奥尔逊的《放射体诗歌》(1950)一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奥尔逊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一个意念必须直接导向另一个意念，提倡快速写作。黑山派诗人还倡导诗歌朗诵。他们强调诗歌的自发性和口语化，采用美国口语和埋语，反对艾略特等人精雕细刻、广征博引的学院派诗风。50年代后期他们与垮掉派诗人合流，引起较大的反响。
（四）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 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5年夏天，“垮掉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自此之后垮掉派文学作品开始流行。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荒原》”的长诗《嚎叫》。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达“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与自暴自弃，斥责“莫洛克”神统治下的军事化、商业化的社会。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纷纷接受“垮掉”生活方式，从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直至参掸念佛和“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一时成为风气。“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霍尔姆斯和梅勒借用欧洲存在主义观念，宣扬通过满足感官**来把握自我。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在“垮掉文人”中被广泛奉行。由上述艺术观点支配的“垮掉文学”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而且掺杂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
（五） 黑色幽默（Black humor）：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1965年3月，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12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它在美国文学中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黑色幽默”的小说家突出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即“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成畸形，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因此，有一些评论家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点。在描写手法方面，“黑色幽默”作家也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缺乏逻辑联系，常常把叙述现实生活与幻想和回忆混合起来，把严肃的哲理和插科打诨混成一团。例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平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小伏尼格的《第一流的早餐》。有些“黑色幽默”小说则嘲笑人类的精神危机，如巴斯的《烟草经纪人》和珀迪的《凯柏特．赖特开始了》。“黑色幽默”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60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可笑的事物和“喜剧性”的矛盾不是作家们凭主观意志所能创造的，它们是那种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作家虽然也抨击了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权威，但是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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