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一192年)字仲颖，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作为东汉王朝最后一名窃权乱世的大奸，董卓不光是个骄横凶残的大军阀，而且还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大阴谋家。只要看一下他在统领凉州兵进驻洛阳前后一段时间内的丑恶表演，就会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
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一度缓和的矛盾很快就又重新激化起来。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和以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水火难容，剑拔弩张。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何进密召董卓带兵人京，企图借助强悍的凉州兵来诛除宦官。在此之前，董卓正以并州牧之职坐镇河东(今山西运城一带)，拥兵自重，对朝中两派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待机而发，此刻接到何进的密令，他认为自己抓到了一个篡政夺权的大好时机，就立即传令部队向洛阳进发。同时又急急草就一份奏书上报朝廷，传扬天下。奏书“义正辞严”地指责张让等宦官“窃幸承宠，浊乱海内”，是千古罪人，宣布自己要亲领大军，“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董卓的这份奏书，看上去像是篇堂而皇之的讨贼檄文，其实却暗藏着他精心设计的一个大阴谋：奏书上达，董卓自己就被装扮成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救世主；同时又向宦官集团公开泄漏了何进的密令，逼迫他们互相厮杀，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果然，张让等人见到董卓的上奏，自感大势不妙，便下定困兽犹斗的决心，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设计杀死了何进。消息传出，袁绍、袁术两兄弟立刻带兵冲进皇宫，尽杀宦官两千余人，张让等也被迫投河自杀。这样，当董卓率军赶至洛阳城外之时，外戚与宦官集团已是两败俱伤，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成为最大的赢家。
董卓初到洛阳时，兵卒不过三千余人，他知道这点人马根本不足以震慑朝野，便虚张声势，花招。他让白天进城的部队在夜间偷偷溜出城外，第二天一早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地开进城内。如此这般折腾了四、五天，弄得大家都以为凉州兵已是大军压境，不敢和董卓争锋抗衡。而董卓则借助这虚张出来的威势，抓紧吞并其他军阀的队伍，实力大增。于是，他就更加有恃无恐，强行废黜了少帝，另立献帝，成为东汉朝廷真正的主人。
董卓虽然控制了京师的局势，但他长年任职边帅，资历、声望都难以孚众；以袁绍为首的一批官僚又正在外地纠集力量，准备与他对抗。狡诈多端的董卓，为了改变这内忧外患的被动局面，巩固自己的统治，忍性矫情，做了许多欺世盗名的花样文章。
桓、灵二帝统治时期，曾经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大批正直的官僚、儒士被迫害。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解除了 “党人”不得为官的禁令，但宦官集团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却还依存在。董卓为了收揽人心，上台之初就大造翻案舆论，与司徒、司空等人“俱带铁
锧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为“党锢之祸”彻底平了反。
跟随董卓进京的凉州兵将校，大多是些只知道烧杀掳掠的草莽英雄。董卓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无私”，对这些亲信都伪加裁抑，把大量高官显位用来笼络旧官僚。他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思贤若渴的模样，尽力搜罗天下名士，用各种方式强迫他们出来担任官职。一时之间，“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如荀卿十二世孙荀爽，本是好学不仕的“硕儒”，此时就被董卓征辟，九十五天之内，居然就官拜司空，位列三公。陈留人蔡邕，也是当世大儒，因受宦官迫害而逃亡在外十余年。董卓探知其处后便强迫他出山。蔡邕进京后，“甚见敬重”，三天之间，官位三迁。
经过董卓的这番假戏真唱，一时之间造成了一种人才济济、万众归心的假象。但由于董卓并非真心倚重这些官僚、名士来收拾残局，而仅仅是要借助他们的资历、声望为自己装点门面、粉饰太平，所以他始终不给这些人以真正的权力，朝中大政，统由他一人独断专行。这样，东汉王朝由来已久的颓败之势就日益凶险起来，董卓见此，就再也没有了忸怩作态的耐性，干脆一把撕去伪装，露出他凶残贪婪的本来面目，大肆烧杀抢夺，继续做他混世魔王的美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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