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在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达里茨基区布特卡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纪念儿子在生出后受洗时所经历的生死考验，父亲给他取名鲍里斯(意为斗志)。叶利钦贫寒的家境，艰苦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倔强的性格。中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建筑专业，考入了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后，开始在建筑行业工作。他从基层工作干起，一年内竟掌握了12门专业技术。他的实干精神和工作魄力使他步步荣升，从工长到工段长，又任总工程师，建筑局局长。1961年，他加入了苏联。1968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后升为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人主克里姆林宫后，推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改革，给具有激进思想的叶利钦以扶摇直上的机会，戈氏对叶利钦的青睐，使他很快担任了苏共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会上即席发言，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政策公开的发难，对改革的进程、对党的组织、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工作作风，其中包括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他说：“目前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负有极大的责任。”他的发言破坏了几十年来在权力堡垒中形成的行事规则，引起了轩然大波。27名与会者纷纷起来反驳，认为叶利钦的发言本身和发言中所作的种种评价，其动机并非是对现状的担忧，而是与他个人品格中的某些缺点有关。傲慢、自负、好斗、左倾如此等等。他们还谴责叶利钦所批评的一切是在社会革新的重要时刻分裂党，企图破坏最高领导层的团结。1987年11月11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戈氏把这个决定通知叶利钦时，特意强调：“叶利钦你要记住：我决不会再让你搞政治。”
就这样，叶利钦政治上一度失宠，跌了下去，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阵营中消失。然而，叶利钦所坚持的激进的改革思想和不同于戈尔巴乔夫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苏联人的政治要求。叶利钦敢于向苏联党内的权势人物发难，敢于用最激烈的言语在最高领导层的会议上及其他场合抨击苏联的改革，直至丢官。这也引起了许许多多苏联人的同情。他被戈尔巴乔夫的黜贬，反而成为其难得的政治资本，他成为戈氏改革路线对立面的头面人物。这些不仅为其以后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以后俄罗斯政坛的诸多事变埋下了种子。
叶利钦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甘心作一个政治弃儿，决不甘心在苏—俄政坛上销声匿迹。他心里清楚，戈氏制造和启动的民主化进程的机制迟早会给他重返政坛的良机，他需要等待。
1988年12月，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给了叶利钦重返政坛的良机。他决定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可是，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部长没有权利当选人民代表，为此，他毅然辞去了部长职务，全力以赴投入竞选。在竞选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与选民见面，并多次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出席电视辩论会。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抨击时政，揭露政府官员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充分展示自己廉洁奉公、从政为民的形象和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1989年3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在谈及这次胜利时，叶利钦说，“被选为人民代表，获得胜利的这一天，是我第三阶段生活(我的第三次诞生)的开始”。
1990年1月，在他的积极活动下，苏联内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这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民主纲领派”公开提出苏共放弃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放弃的奋斗目标，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把苏共建设成社会党的思想主张。他们还极力主张，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叶利钦及其“民主纲领派”的这些主张没有被大会全部接受，于是，叶利钦在大会结束时当众宣布退出苏联。
与此同时，叶利钦决定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在竞选演说中，他提出必须真正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将权力转交给苏维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过三轮角逐，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以微弱多数险胜俄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这次竞选的胜利，使戈尔巴乔夫改革道路上多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他有着自身显明的特点：与苏联格格不入，反对戈尔巴乔夫以“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拯治苏联的道路，他脱掉人的外衣，强烈地向苏联向世界表明自身“激进反对派”的形象，利用一切手段在群众中寻求支持，集聚着另一股政治力量。
走出政治低谷的叶利钦，终于登上了推行其决意为苏联动大手术的政治舞台，他要在苏联政坛上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再需要苏联、苏共和苏联原有的国家机器、思想文化，甚至原有的版图。他要达到权力的顶峰，树立起一面新的国旗。
1991年苏联政坛波涛翻滚，风云变幻。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苏共危机、民族危机、大国地位危机混杂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为叶利钦在政坛上大显身手、攀上顶峰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当叶利钦在政坛上刚站住脚，便向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势。1991年1月，叶利钦搞了个另立中央的计划。1月14日，叶利钦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四个共和国的总统或主席，决定签订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四方条约”。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现，苏联总统将被架空，中央政府形同虚设，戈尔巴乔夫加紧拟定中的联盟条约也将失去意义。可是，这个“四方条约”还未出笼便遭到了哈萨克总统和哈萨克苏维埃的严正谴责。俄罗斯议会的议员坚决抵制这个条约。白俄斯议会的多数议员不仅反对搞“四方条约”，而且反对其他加盟共和国签订“双边条约”。结果，叶利钦等人另立中央的计划便胎死腹中。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指责戈尔巴乔夫“使这个国家成为独裁国家”，号召不要同中央合作，并要戈氏立即辞职，公开宣布与戈氏决裂。此举遭到“传统派”和“主流派”的反击。2月13日，莫斯科数十万人举行群众性集会，表示支持改革，支持国家统一和军队统一，支持戈尔巴乔夫，反对叶利钦。与此同时，在“民主俄罗斯”的号召下，数万莫斯科人参加了“保卫叶利钦”的群众集会。叶利钦还在随后的莫斯科民主力量代表会议上公开号召人们支持矿工罢工，向国家领导人宣战。
就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在维护联盟还是分裂联盟较量中，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留联盟问题举行历史上首次全民公决。在全苏登记的1．85亿选民中，80％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76．4％的公民赞成保留联盟。这无疑是对叶利钦为首的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然而，叶利钦也另有所得，他在俄罗斯联邦的全民投票中附带着该共和国是否设立总统职位进行了投票。在参加投票的的选民中的人赞成设总统职位。这一结果为叶利钦登上总统宝座铺平了道路。
在随后召开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上，两派力量进行了更加激烈的较量。俄共议员们向叶利钦发起攻势，意在逼迫叶利钦下台。同时，“激进派”则在会内外加紧活动，转守为攻。会内，他们要求戈氏下台，要联盟政府辞职，要解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外，他们不顾政府的禁令，组织了10万人的游行示威，支持叶利钦。最后，鲁茨科伊发起成立“民主人”议员团，宣布与俄共议员团决裂，支持叶利钦。此举使会议发生有利于叶利钦急剧变化。最终，俄罗斯人代会授予叶利钦类似总统的权力，并决定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了重大胜利。
借此东风，叶利钦组织“激进派”向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发起强大的攻势，迫使戈氏妥协，接受叶利钦一直主张召开的“圆桌会议”——“9十1会议”。这个会议，撇开了合法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表了“9+1”的声明，决定通过新宪法，重新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最高苏维埃和总统，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并将国名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
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荣登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宝座。这时的总统尽管还不是真正国家的意义上的总统，但是这件事本身表明了维系着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纽带，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乘此胜机，叶利钦对苏共和俄共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禁止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进行活动。他要清除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正当叶利钦准备大刀阔斧地施展总统威力时，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对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已经走人“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这就是“传统派”为挽救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采取的轰动一时的行动，即“8·19事件”。
事发之时，刚从哈萨克回到莫斯科的叶利钦毫无思想准备。闻讯后，一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便明白过来，这次事变，在很大意义上针对他而来的，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到了最关键最险峻的时刻，他要面对挑战。他先是和前去他别墅的哈斯布托夫等准备了致俄斯公民的呼吁书。随后，驱车前往议会大厦一白宫，开始组织反击。据叶利钦事后回忆说，当时，他深知在白宫坚持得越久，取胜的可能性越大。他还意识到必须到民众中去，得到群众的支持。于是，他走出白宫，冒着危险爬上了一辆包围白宫的坦克，挺直身子，掏出事先已准备好的呼吁书，大声宣读起来。随后，他还发表了演讲。此时，叶利钦看到了人们期待的目光，听到了群众支持的呼声，他感到自己正走向胜利。当他完成这一壮举跑下坦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觉得精力充沛，格外轻松。紧接着，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举行总罢工；派代表前往克里米亚半岛，与被困在那里的戈氏弃嫌联手；用电话与西方大国领导人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组织支持者去劝说包围白宫的军人倒戈；如此等等，从而使事件”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告终。叶利钦也因此成为平息“8·19事件”的英雄。叶利钦在“8·19事件”中的胜利成为苏联历史的一个转折 点，它不仅使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彻底战胜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传统派”，而且也根本上削弱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为其搞垮联盟，将前苏联的一切实权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手中奠定了基础。
“8·19事件”后，叶利钦利用自己作为前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将前苏联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斯联邦所有，使俄罗斯联邦的权力迅速膨胀。1991年11月16日，叶利钦发布了10项总统令，接管了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剥夺了中央的重要财源，控制了能源的生产和出口，限令约80个联盟中央的部委解散，并停止向它们提供资金。一周后，他又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同时，他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撤消在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以及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机构。他还下令暂停《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罗斯所有，并解除了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尔后查封了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扯下了挂在大楼顶上的苏共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旗。这样，叶利钦的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巩固。
凭借着这种地位和节节胜利，叶利钦进一步加紧了搞垮联盟的活动。12月7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在布列斯特城秘密会谈后，宣布建立由斯拉夫三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三国发表的协议声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现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其它一切准则在这三个共和国境内已不再适用。并表示，新的大家庭对苏联其他共和国及一切赞成它的国家开放。这个被西方称为“三人帮政变”的协议宣告了苏联的实际解体。在随后的几天里，叶利钦利用掌握在手中的财政金融大权，以满足苏联军队提出的一些要求和保证向军队提供物资、财政方面的支持的许诺，取得了军队的支持。至此，戈尔巴乔夫已丧失了党政军大权，不得不在与叶利钦举行会谈后宣布苏联将于1991年年底停止存在，苏联全联盟机构在这年年底前停止一切活动。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了苏联的彻底瓦解。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叶利钦终于登上了俄罗斯政坛之巅。
1992年新年伊始，独立后的俄罗斯将“休克疗法”付诸实施。放开物价后，俄罗斯市场并没有出现总统向人们的许诺的货架充实、物价稳定的结果。俄罗斯人看到的仍然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犯罪上升、社会动乱的局面。人们不仅未能从民主中得到幸福，也未能从市场经济中获得实惠。于是，他们走上街头，向叶利钦及其他们支持的盖达尔政府表示抗议。这些人中有前人，前苏联军人还有新兴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昔日叶利钦的忠实拥护者。此时，在最高权力机关内，围绕着经济改革的方针和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两大问题的争论，使叶利钦与昔日的盟友开始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导致了以总统和政府为一方，以议会为另一方，即权力机关与立法权力机关的两权之争。
两权之争的第一个回合始于“休克疗法”孕育时期，在第六次人代会上达到，以双方的妥协，结束内阁危机而告终。
还在“休克疗法”政策的讨论时期，为叶利钦当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就提出了异议。“休克疗法”实施后不久，副总统便公开宣布与总统决裂，主张实行经济紧急状态，以抑制物价的不断上涨。曾与总统有过患难之交的议长哈斯布拉托夫，为维护和争取议会的权力，不断抨击受到总统支持的政府削弱了议会，要求把政府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的议长在经过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要求政府的改革计划刹车。
此时，叶利钦还不能置昔日拥护者的指责而不顾，更不能对最高领导层中的昔日盟友的批评等闲视之。因为，无论是在振兴国家经济，走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方面，还是稳定社会，确立资本主义体制方面，总统都需要他们与自己同舟共济。为平息盟友之间的不和，叶利钦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方法。他在分别与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进行会谈后，宣布让副总统主管农业和更多地参与外事活动。随后，将议长强有力的支持者调往美国任大使，并会见议会各派代表，以削弱分化哈斯布拉托夫的力量。
为稳定社会政治局势，抑制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1992年3月，叶利钦在盟友们的合作下，主持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条约》，确定了俄罗斯不可分割的原则。这是叶利钦为防止俄罗斯重蹈前苏联覆辙的重大举措。
为缓和议会与政府的矛盾，保证俄罗斯第六次人代会的顺利召开，总统在会前对政府的几根支柱进行了调整。他免去了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兼任的财政部长职务；解除了副总理绍辛兼任的劳动就业部长职务；接受了密友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辞去第一副总理职务的请求。此举虽是对议会的妥协让步，但其高明之处则在于可以保证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激进改革，使自己的得力助手不至于在人代会上遭到猛烈抨击，同时，还可以平息议员们的不满。
然而，第六次人代会并没有因会前总统的高姿态而进展顺利。相反，会议一开始，总统被议长将了一军，随后在议程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议会否决了总统的提议。总统只得接受会议的提议作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第二天总统的报告多次被鼓掌和嘲笑打断。报告后的提问，更使总统尴尬。一些代表故意用专业性的经济问题为难他，使他无言以对。更有甚者，当第三天总统要求暂离会场去出席宪法委员会的会议时则被压倒多数的表决限制在会场上。会议还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宪法草案，使修改宪法的讨论毫无结果。此后，会议好不容易通过了《关于俄罗斯改革进程的决议》，但政府则以不能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由向总统提出辞职。最后，总统经过多方调解，才使会议通过了《支持俄罗斯联邦宣言》，明确表示支持政府的改革方针，从而平息了这场内阁危机，草草结束了人代会；
两权之争的第二次交峰，是在1992年12月第七次人代会上进行的。以盖达尔政府下台，议会取得初步胜利而结束。
第六次人代会后，两大权力机构以各自的支持者为后盾，进行角逐。随着第七次人代会召开时间的接近，各派力量的活动更动频繁。双方势均力敌，在谁也无法取胜的情况下，各方作出了一些策略性的妥协。
在议会和政府都作出姿态之后，叶利钦重演丢车保帅的作法。11月24日，叶利钦解除了雅夫列夫奥斯坦基诺广播电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免去了波尔托宁政府副总理和新闻出版部部长职务；解除了布尔布利斯国务秘书的职务。叶利钦以牺牲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支持者为代价，企图在人代会上保住盖达尔政府及其既定的改革方针。
可是，第七次人代会并没有给总统一种轻松的气氛。整个会场被支持议长的代表们主导着。会议上，不仅总统的报告遭冷落，代总理的报告受批评，而且，在讨论宪法修正案的表决方式时，出现了双方支持者在主席台上短兵相接、激烈争吵的混乱局面。虽然，在激烈的争斗中，叶利钦保住了任免政府成员和组建、废除和改组重要部委的权力，但是，总统却失去了自己力图死保的代总理盖达尔。
两权之争第三个回合的较量，在1993年4月的全民公决中达到顶峰，总统和议会斗得难解难分，但总统略占上风。
在痛失左膀右臂之后，叶利钦在第八次人代会上再次与议会交锋。经过一场恶战，大会否决了叶利钦就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公决的要求，收回了第五次人代会赋予总统的特别权力，重新确定了宪法中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款。面对强大的攻势和指责，叶利钦曾两次愤然离开会场。
对此，总统决不会善罢甘休，特别是面对反对派势力的增长，他更加忧心仲忡。议会已成为总统的心头之患：其一，实行总统治理；其二，提前选举立法机关；其三，通过总统制新宪法。
1993年3月20日晚，叶利钦向议会投掷了第一把利器。他通过电视台向全国宣布实行总统特别治理。谁知，宪法法院裁决他此举是违反宪法，最高苏维埃则决定举行第九次非常人代会来对付总统实行弹劾。虽然叶利钦在人代会上终免遭弹劾，但他的总统特别治理却被否决了。经过双方妥协，大会决定在4月25日举行全民公决。
全民公决的结果，尽管否决了提前选举议会的可能性，使总统的第二件利器难以利用，但是，总统本人及其总统推行的经济 政策却得到了参加投票的多数公民的认可，使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利于叶利钦总统的变化。
全民公决之后，围绕制宪问题，总统与议会展开了第四个回合的斗争。叶利钦乘全民公决略胜一筹的优势，准备投掷第三把利器——通过新宪法，结束“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为此，总统步步紧逼，使议会只有招架之势，无回手之力。他撇开议会，另开制宪会议。试图在制宪会议上，一举取得通过总统制宪法胜利。
但在6月5日开始的制宪会议却不尽人意，断断续续进行了37天，才在7月13日通过了一部兼顾各方意见的新宪法草案。该草案虽在原则上肯定了两院制议会，但毕竟只是“半成品”，总统制宪法依旧是遥遥无期。总统的第三件利器仍然不灵。
7月底，总统决定三件利器并用，与议会进行决战。他准备好了解散议会的命令后，便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7月27日，叶利钦解除了得到议会支持的巴兰尼科夫的联邦安全委员会部长职务发出了决战的信号。随后，他发表了要向议会开刀的激烈言辞。紧接着他又举行了大型记者招待会，历数议会罪状，宣布将在两个半月内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决战作了舆论准备。其后，叶利钦以鲁茨科伊有营私舞弊之嫌为由命令暂停其副总统职务，还颁布了《关于俄联邦副总统代理俄联邦总统某些职权的命令》，规定没有总统的命令，副总统无权得到总统的权力。同时，任命被议会否定的盖达尔为第一副总理，任命戈卢什科上将为俄安全部长，任命洛博夫为安全委员会秘书，从而是为决战作好了组织准备。最后，叶利钦还视察了捷尔任斯基师等两支部队，取得了军队指挥官对其效忠的保证。9月20日晚，叶利钦以“协助警方搜查毒品和非法武器”为掩护，调动内务部队到莫斯科市，进行了临战前的预演，从而为决战作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白宫”曾经是叶利钦击败“8·19”事件的地方，他正是从这里走出，接管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然而在以后的权力斗争旋涡中，“白宫”已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白宫里的议会官员由昔日的盟友变成今日的对手。他决心再一次地清除自己政治道路上的障碍，甚至不惜流血、动武，尽管这样冒极大的风险，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声誉。
当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9月21日，叶利钦在签署了《关于俄联邦宪法改革命令》之后，于当晚8时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解散议会，开始了铲除议会的最后决战。针对总统的行动，议会立即给予了反击。对此，总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剥夺议会财产；封锁通往议会大厦——白宫的道路，向白宫周围派军警；切断“白宫”的供电、供水、供暖以及电话；并发出最后通牒。但议会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双方处于尖锐的对峙状态。在此期间，叶利钦拒绝了宪法法院长佐尔金和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者的调停方案。两个星期后，10月2日议会的支持者与包围“白宫”的军警发生武装冲突。10月3日上万名议会支持者冲破防线，聚集在斯摩棱斯克广场。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在白宫露台上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随后，支持议会的群众和军人冲击了。
“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和莫斯科市府大楼，两名警察死于开道的汽车轮下。一时间，局势陡然又趋紧张，难以控制。
这时，在莫斯科乡村别墅渡周末的叶利钦闻讯后立即返回市内，宣布莫斯科市实行紧急状态，解除鲁茨科伊副总统职务，并开除其军籍。随即调政府军于4日晨7时包围议会大厦。8时叶利钦终于下令：政府军发起炮火进攻。重型炮弹在议会大楼里频频爆炸，这座白色的大楼四处起火，黑烟冲天。700名特种兵在T—80重型坦克和3架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攻击下，攻下了“白宫”，迫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等人向政府军投降。持续了一年多的两权之争，终于在叶利钦的重炮之下以议会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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