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行风的车开得很稳，说话的语调也很稳，唯一坐不稳的是我。
--他讲的内容是我的生父。
我生父叫姚兴烨，大概三十年前，在K市一家制药厂做销售员。做了几年后，熟悉行情、头脑灵活的他，联系了几名厂里的药剂师，偷偷在厂外弄了个地方，打着厂里的牌子制假药。制假药利润相当高，可风险也大。几名药剂师当然不敢随意改配方--吃死了人可是要掉脑袋的；只是把药品的主要成分精减，几颗药的综合剂量相当于原来一颗药的剂量，其余部分填充了一些对人体无害、价格低廉的辅料。
辅料也是药材，需要进货，但为避免行迹败露，不能和厂里同处进材料。姚兴烨利用出差便利，多处考察，联系到了某县城里一家小药材厂，作为辅料的供货商。此后，由于生意往来较密，经常需要出入厂办，他渐渐与该厂一名姓楚的漂亮打字员“熟络”起来。这姓楚的打字员，也就是我的生母。
姚兴烨当时已经在K市成了家，老婆是制药厂的药检员（这岗位对他的“制药”事业大有帮助），还有个上幼儿园的儿子。他背着老婆搞外遇，又骗小楚说自己未婚，其结果就是：哄小姑娘上了床，出了事就落跑。
从某县城回到K市后，姚兴烨匆匆结束了“制药”生意，向制药厂递了辞职信，目光长远地做起了某医疗器械产品全省总代理。当时，他心中有鬼，害怕小楚找到制药厂，闹出什么事，哄着老婆辞职在家带孩子。如此相安无事的过了快一年，临近年终，他老婆在送孩子上学的途中，出了车祸，结果抢救无效，母子双双死在了手术台。
经过巨大打击后，痛苦的姚兴烨又回到了县城，想找当年的小楚；可小楚早在他离开的那年，不知所踪。他从小楚以前最要好的朋友那里得知，小楚生过一个男婴，便托人四处寻找他们母子，但一年过去，毫无收获；三年过去，依旧无望，也只好放弃了。
“后来，姚叔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汪景。汪医生当时是省人民医院的最年轻儿科专家，比姚叔小八岁，离过婚，带着一个儿子。”路行风目视前方，面容平静，“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叫姚嘉旎，今年刚高中毕业。”
我淡淡点了根烟，扭头望向窗外，内心压抑不住阵阵波澜。
大脑还在一点点消化他讲的“故事”——那故事多少影响到了我的心神，却又让我觉得与自己不甚相关。太久了，我无所谓那两个人太久了，如今知道他们的事，居然一丁点期望的兴奋、伤感或其他什么情绪，统统没有，只是听着，知道了。
我开始替自己的冷漠心寒……
“你到底是什么人？”蓦地回头，我目光颇锐利的看着他温润的侧脸，忍不住内心疑惑，“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姓姚的亲口讲给你听的？他怎么会把那么**的事情告诉外人？”
有种厌恶，根生地锢，就好象我对那个人的感觉--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喊那个人作父亲。这实在不能怪我偏激，试想想，天底下哪有做父亲象他那样的，还没见面就提DNA？！
“怎么说呢？”路行风沉静了片刻，对我笑笑：“我是汪医生的儿子，嘉旎的大哥。。。。。。”
指间的烟没夹稳，差点烫到真皮套；我没说话，把半截烟弹出窗外，又点了根，猛吸了一大口。
从第一眼见到路行风，我就在猜测他的身份，他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若不是早见过他的名片，我情愿相信他是姚兴烨的私人律师。可怎么也想不到他是姚兴烨的继子，更想不到一个继子会被继父如斯信任。
这座城市很大，多少万人如同烟云而过，可我伸手一抓，就是路行风的父亲，再一抓，就多了好几个亲人，呵，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幸运？！
“把我的公文包拿过来。”路行风见我半晌没吭声，微侧过脑袋说了句。
我瞄了他一眼，转身半趴在靠背上，伸手去拿他的包。那是个黑色鳄鱼拎包，有些沉，刚开始摆在副驾驶位上，我坐进来后，丢到了后座。
“打开。”眼睛并没看向我，他缓了缓车速，声音很轻柔。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依言拉开了皮包。
“牛皮纸袋是给你的。”
拎包的夹层里果然有个大牛皮纸袋，我抽了出来，拆开棉线。
“本来是准备明天带你去拿DNA结果后，再决定给不给你。”他眼睛一直盯在前方，“现在，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拿去做个纪念吧。”
手顿了一下，我依旧沉默。
“里面有四本日记，是姚叔从当年做制药时起，自己私下做的一套手工帐，间或提到那些年发生的事情。”
我将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全倒了出来，看到了他说的四个塑料壳日记本；抬头斜乜了他一瞬，心忖：或许他知道的所有事情，是源自这些日记。想来，让一个人亲口将自己往昔的痛苦和尴尬倾诉与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若通过其他方式，倒是可以理解。
“有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的信，辗转了十二年，我上个月才拿到。”他继续指引我看其他东西，“信上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但应该是你生母寄的。信里只提到了你的姓名、出生日期、被寄养的人姓名和住址。”
我从日记本下拿出一封信。皱巴巴脏兮兮的白信封，笔迹和邮局印戳已经模糊一片。我手指颤了颤，突然觉得它异常沉重，竟没勇气抽出里面薄薄的扉页。
“为什么迟到了十二年？”我低声喃喃。
他终于睃了我一眼，眼神复杂，言辞颇多感慨，“信是寄到姚叔以前所在的制药厂的，九几年姚叔早已不在那儿了。当时，恰逢厂里改制，机构重组，人员流动大，换到收发室的新人不认识姚叔，就把信交到了办公室。好在是封国外来信，办公室主任比较重视，问了几个老职工，知道有姚叔这号人，可谁也不清楚他现在的住址，只好把信搁箱底了。上个月，我在报纸上登了卜告，被一位和姚叔当年关系不错的老职工看见了，参加追悼会……”
“卜告？！”我截断他的话，心头倏地慌乱，“谁……谁的卜告？”明白只会是那个人的，却非得听他亲口说出来，才敢相信。
“姚叔已经过世了。”他叹了口气，声音黯淡。
我楞了片刻，想感受一下失去亲人的悲戚，最终，除了空荡荡还是空荡荡。
心里有怅恻，有失落，有造化弄人的感叹，甚至有点点庆幸——不必去和那个最亲近的陌生人寒暄，却找不到悲戚。
难道我是冷血生物？亲人去世竟没眼泪和哀伤？我恼火自己的情绪，暴躁地掏了烟叼唇边，打火，深吸，又递了根给路行风；他瞥了瞥我手中的烟，踌躇了一下，接了过去。
剩下的时间，彼此沉默。我开始想路行风找我的目的——如今毫无意义的找到一个死者的遗孤，究竟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死者安心？还是……遗嘱上有我？如果真象电视上演的那样，我是不是可以参加某遗产的争夺？可他不是说，姓姚的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我的确实所在吗？！难道他和他那军人老子一样，真认为自己是菩萨？为的是找我来继承所谓的正统血缘应得的财产？那他妹妹，不，我妹妹，不，我们的妹妹也是血缘正统啊？
难道……还有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自我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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