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僧办典当行急剧减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民办典当行。自明中叶起，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资本方面，还是从种类、业务方面来说，都有十分显著的发展变化，堪称我国典当业史上的分水岭。明中叶时，民办典当行中的商营典当行最为兴旺发达，构成这时期典当业的一个新的特点，即商人纷纷投资经营典当行并且成为典当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明代当商，还具有浓厚的地区专业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州当商。论分布范围，其触角遍及全国。《明神宗实录》载：“令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质库拥资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县，“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论资金后盾，其实力名列前茅。《明季北略》上说：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江苏江阴县的徽商程壁，广有资财，“开张典铺十八处。”小说《豆棚闲话》中的那个徽州典商汪彦家，不仅有数十万的资本，而且“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论经营方法，其灵活技高一筹。拿利率设定来说，《金陵琐事剩录》描述，南京“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可见，福建典当行坚持高利率，是难以与徽州典当行竞争的。
进入清代后，典当业开始形成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是典当自产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所没有的现象。民当，即所谓地主商人出资开设、经营之民办典当行；官当和皇当则均属官办典当行，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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