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姑妈
那是1998年春天，我离婚的第二年。结婚十多年，没有孩子。离婚前一个月，我就只身离开与公婆合住的家，搬回自己的娘家来了。
在家里我是老大，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比我早结婚，孩子都上大学了；两个弟弟，一个在北京，另一个远在加拿大，也都成了家。家里只有三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我的父母和一个至今没有出嫁的老姑妈（我不能断定她终生不嫁，现在社会上黄昏恋多得很）。
她是个退休老教师，我妈说，我的名字“云亚”还是她取的呢。我是上海解放那年12月3日生的。我妈说：“你是早上出生的，你爸爸得到消息后，马上打电话给你姑妈，她那时候还在新沪中学教书。她当天下午，学校放学后就来医院看我。她带来满满一网线袋吃的，蛋糕、饼干、乐口福和苹果。
她放好东西，站在床边，满面笑容，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大嫂，我给小毛头想好了一个名字，叫‘云亚’，云彩的云，亚洲的亚。大哥，这名字好吗？……’
当时，站在床另一边的你父亲说：‘这名字很费解，什么意思？’
你姑妈刚才兴冲冲的满面笑容，刹那黯然了。她也不作任何解释。我发现她的尴尬，你爸爸还浑然不知，等着听你姑妈详细解释呢。那时姑妈刚搬来我家不久，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我见此尴尬场面，赶紧打圆场：“雪雯，你取的这名字很好听。‘云亚’不俗气，有气派。叫起来也顺口。”
我的名字“徐云亚”就这么定了。
家里的住房条件，还算不错的：100多平米，三房一厅，还有阳台、厨房和卫生间。只是我原来与妹妹合住的一个小间，改成了父亲的书房；两个大房间，父母住一间，姑妈住一间。我回去后，只得与姑妈合住了。两张三尺宽的床面对面摆，中间隔一个老式红木梳妆台。一年来，我和姑妈相处很好。我本来还担心与老姑娘会很难相处的。
那些天，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正在上海热映，真是一票难求。我在报社弄到了两张票子，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姑妈。她性格内向，很少出门，她太孤独、太寂寞了。
我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市里、区里和干休所经常组织活动。两个老人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不是去听报告，就是唱歌跳舞、书画或者旅游。
他们曾经试图让姑妈也出去活动活动，好容易动员她出去了一次，第二次她就不肯去了。她说：“你们都是老革命，离休干部；我连党员都不是。我不想凑这个热闹，还是让我一个人在家看看书报，看看电视，做点家务，省心、清静……”
有一次，两个老太太来看望姑妈。她们走后，我问姑妈；“阿姑，她们中谁是你的最要好的好朋友？”
“她们只能算是普通朋友，老同事。”她稍作停顿后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五十年前死了。”
“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女的，她和她的丈夫五十年前死于江亚轮沉船事故，我的一个学生和她的妈妈、弟弟也在那次海难中死了……”她好像陷入尘封的往事中。
“阿姑，你有过男朋友吗？”我不识趣地又问。
她不回答，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我的话，她的思想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逆水而上。她背对着我，从卧室的窗子望着窗外的蓝天，久久地凝视那片缓缓飘浮的白云……
我只好作罢，不再问了。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父亲和母亲。妈妈说她不知道，其实父亲也不了解。他抗日战争前就离家出走，去了延安。那时候姑妈还是个刚上小学的小姑娘。等到上海解放，父亲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姑妈已经是个成熟的上海小姐了，是个有经验的女老师了。如果她跟叔叔一家去了香港，这兄妹俩不知道还要迟多少年才能相见呢。记得叔叔和婶婶是文革结束后好多年，才回来探亲的。
我妈告诉过我：上海解放初期，我爸和我妈都在机关工作，机关里有许多三十出头的南下干部还没有结婚。我妈曾想给年龄已经不小的姑妈介绍个对象。我妈请那些叔叔来我家吃饭，可是姑妈连正眼也不瞧人家一眼。
父母认为这是姑妈自鸣清高，看不起人家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土包子。父亲说：“上海小姐就喜欢搭架子，看她这豆腐架子搭到什么时候……”
后来，我父亲转业到一个大企业做党委书记兼厂长，有一个姓周的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常来我家，我叫他周叔叔。我听到爸爸对妈妈说，他三年前死了妻子，他对我姑妈好像有点意思。
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有点懂事了。那周叔叔虽然年过四十，长得高高的，很帅；戴付当时挺时髦的秀郎架眼镜，很斯文；脸上总挂着微笑，谈吐也不俗。我们都很喜欢他。那时姑妈已经三十多岁了，在育才中学教书。两个人实在挺般配的。
那些日子，周叔叔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来我家。我妈也热情招待他，常常留他吃饭。他送给我们《安徒生童话》、《大闹天宫》等儿童读物；他有一架老式照相机，只能拍十二张，顶多拍十六张。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彩照，当然都是黑白的。他带我们三个孩子，当然也邀请姑妈一起去公园拍照，有时我们全家都去，有两次他还带来他的在上海中学住读的儿子。记得我们去过当时新建成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还在长风公园划过船。
周叔叔追得这么卖力，可是姑妈就是不动心。
我妈为了促成这门婚事，少不得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种古老的大道理来开导她。我妈坐在桌子边织着翻拆的毛衣，絮絮叨叨地说；姑妈坐在桌子另一边，用钩针钩一件白色开司米背心。她专心地钩那很复杂的镂孔双叶花。我妈的话，她只当作耳旁风，或者不冷不热地说一句：“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的事情，你们不用替我瞎操心。”
坐在沙发里，边喝着龙井茶，边看《支部生活》的父亲，忍不住发话了：“雪雯，周工程师哪点配不上你？不要自视太高了。人家要政治有政治，他已经是个预备党员，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转正了；要学历有学历，人家是响当当的交通大学毕业生；他又生得相貌堂堂，真是一表人才。这样的人，你到哪里去找？！虽然他结过婚，去世的妻子只给他留下一个孩子；那孩子已经上中学了，又品学兼优，你自己见过的，你还夸过他的。嫁过去虽说是后娘，这样的孩子不会给你招太多麻烦的。这么好的条件，你还挑什么？你还搭什么豆腐架子？当心挑花了眼，到老了成了个嫁不出去的老处女。”爸爸说话就是直来直去，还像做大报告一样，长篇大论，摆出一付教育人的架势。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姑妈生气了，“我的事情不要你们管。你们信马列主义，我信独身主义，不可以吗？你看我不顺眼，怕我老死在你们家里，那我明天就搬出去好了……”她放下手里的东西，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
我妈赶快打圆场，呵斥父亲：“你胡说什么呀！人各有志。有你这么做思想工作的吗？！整天看书、看报，都看到哪里去了？……白纸黑字，连篇累牍，一再告诫思想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得讲个和风细雨。亏你还是个党委书记呢。”
打那次以后，家里再也不提姑妈的婚事了；那个周叔叔也不常来了。过了不到半年，父亲拿来一大包喜糖，他说周叔叔结婚了，女方是厂里技术科的一个年轻漂亮的技术员。
二、看电影《泰坦尼克号》
我和姑妈坐在大光明电影院里，《泰坦尼克号》恢宏的场面，引人入胜的情节，我被吸引住了。开映后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姑妈在哭泣。她不停地拿手帕拭眼睛、揩鼻涕。（现在大家都改用纸巾了，她还习惯用手帕）。薄薄的手帕早就湿透了，我赶紧递上一包餐巾纸给她。我想她大概想起那个死于海难的好朋友来了，我将一条手臂环抱住她瘦削的肩膀，明显感到她全身都在颤动。
大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发现姑妈仍在小声哭泣。我怕她太悲伤了，她年老柔弱的身子会吃不消的。我对着她耳朵小声提议：“阿姑，你好像不舒服，我们早点回家去，不要看了。”我准备扶她一起站起来。
“不！云亚，不要走。我们再看下去，我没事。”姑妈小声说。
我刚抬起一点点的**又按到座位上。我其实并不想离开，能看到结束，再好不过了。
《泰坦尼克号》剧终了，场内灯光一亮，人们纷纷站起来。姑妈低着头，深陷在座位中，仍在掩面而泣。为了不妨碍别人离场，我赶紧用力把她拉起来：“阿姑，我们走吧。”
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那双虽然已经衰老，但仍然很大、很美丽的眼睛里闪着泪光。进家门时，她低着头，不想让我的父母看见她哭肿的眼睛，还有那满面泪痕。
一进门，我就看见父亲坐在面对门口的沙发上，他戴着老花镜，正在看刚到的《新民晚报》，见我俩进来抬起头来。我赶紧为姑妈打掩护，一脚刚踏进房门，就大声说：“阿哟，这电影实在太长了，看得好累，好累。我都快坐不住了。”又转向姑妈说，“阿姑，你先回房间去躺一躺，好好休息一下。”
爸爸到底是个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我**的这小小伎俩，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笑着说：“看戏哭成这个样子——儍不傻？……”
姑妈不搭理他，默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轻轻地关上房门。
我想：这个时候，应该让她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梳理那个被触动的心结，不知道那个心结里储存着她多少悲伤？也许是她整个失落的青春。
我把手提包就挂在厅里的大衣架子上，便去厨房帮母亲做饭。等饭菜煮好，开饭时，我才去叫她。
房间里没有开灯，我打开门的时候，厅里的灯光照进去，照亮房里面姑妈那张床的一角，看见姑妈蜷缩着瘦小的身子，上身压了条一折四的羊毛毯子，背对门口躺在床上。
我轻声叫她：“阿姑，吃饭了……”
“云亚，你们吃吧，我不想吃……”她小声回答。身子一动也不动。
她有胃病，一下午也没有吃过东西，她会饿坏的。我吃过晚饭，放下饭碗就赶快去附近的超市，买些她平时喜欢吃的梳打饼干、绿豆糕、桃酥饼等点心，迟了怕超市关门。其实超市关门很迟的，我完全不必紧张。
我回到家，看见姑妈已经起床，正在洗脸。我帮她去热了一瓶牛奶。她有每天晚上喝一瓶牛奶的习惯。我拿出刚买来的点心，还有顺便带回来的零食，放到饭桌上。
妈妈已经把饭桌收拾干净，碗也洗好了。此刻她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连续剧。爸爸对电视连续剧没兴趣，到他的书房看书去了。
我塞了一只话梅到妈妈嘴里，又抓了一大把开心果和妈妈最喜欢吃的白瓜子，放到她前面的茶几上。
眼泪能冲淡悲伤和心灵的痛苦，姑妈洗过脸后，虽然眼睛仍然红肿，但神态平静，也精神多了。
我坐在饭桌边吃零食，同姑妈谈下午刚刚看过的《泰坦尼克号》，其实是陪她吃东西。看她喝完牛奶，吃下两片梳打饼干和一块绿豆糕，我又硬搴给她一只桃酥饼。她吃了半只，另一半她要放回盒子去，我拿过来吃了。
这一夜她睡得不错。
三、老照片
第二天早晨起来，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云亚，我昨天看电影竟然哭成那样。老了，精神变得那么脆弱——看把你吓坏了。”
那天，天气十分晴朗，是晒被子的好辰光。我正抱着被子去阳台，听她这么说，我只随便应了一句什么话，说过就忘了，她的话我倒没有忘记。等我回到房间来，她坐在梳妆台前，打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叠旧照片，又把盒子盖子关上。
“云亚，你来看——”姑妈把许多照片摊在梳妆台上，说，“这些是我以前拍的照片，你大概还没有看见过，看看我现在还像不像？”
我拿起那叠照片，大大小小、长的、方的有几十张，有的已经泛黄。绝大多数是姑妈的单人照，也有一些她与别人的合影。
姑妈的单人照片中，有一张她头戴彩绸蝴蝶结，身穿跳舞裙。看来，她那时候大概还不到十岁，两臂敞开提起裙边。一看就是模仿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的。看来，姑妈小时候的样子很俏皮、也很可爱。倒真有几分像秀兰邓波儿。
“阿姑，你真的和邓波儿很像哎……圆圆的脸，圆圆的大眼睛……那淘气的神态……”我欣喜地说，并非阿谀逢迎她。
“是吗？……”她嘴角微微含笑地说，“小时候看多了邓波儿的电影，吵着也要去拍电影。中国那有这个条件——我小时候很任性，很不懂事，胡搅蛮缠，妈妈就带我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真胡闹——”说完，她整张脸都笑开了。
照片中还有她手握球拍、扎着辫子、中学生模样的；烫发穿短大衣，标准的职业女性模样的；最多的是穿旗袍的。我觉得她穿旗袍特别漂亮，啊娜多姿，又雍容华贵，典型的上海小姐形象。
“阿姑，你年轻时真漂亮。当时你怎么不去参加选美呢？你可以去竞选‘上海小姐’的呀。就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
“那是小说，是人家作家虚构的。你以为谁都能去竞选‘上海小姐’的呀？人家都是有背景的，大多数是明星、歌星和舞女，是要有人花钱捧场的。旧社会的事情你不懂。再说，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我也没有这个胆量。”
我从合影中见到了没有见过面的爷爷奶奶，还有父亲小时候穿长袍小马褂的，活像电影里的地主少爷。
一张人工着色的四寸照片，又吸引了我。是姑妈和另一个年轻女士的合影。两个人都烫发，都穿短袖旗袍，连旗袍的式样和花纹都是一样的。照片是在一个半圆形的阳台上照的，姑妈捧着一本书，伏在栏杆上；另一个站在她后面，一只手搭在姑妈肩上，另一只手举着一把小巧的杭州绸伞，好像夏天的太阳正照在阳台上；旁边是一棵很高大的广玉兰树，开着硕大的白色花朵，两个人笑得比花还灿烂。她们俩都长得那么秀丽，显露出中国古典美人的神韵。这张相片，简直就是一幅极佳的“双美图”。
“阿姑，这张照片拍得太美了……”我衷心地赞美，“你们是在哪里照的？她是谁？……”
“那是我在育华女中教书时照的，这是在教学大楼二楼的阳台上。站在我后面的是乐碧芬，她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我最要好的朋友。你看，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去买布，又一起去裁缝店做衣服，人家说我们像双胞胎一样。”
“她就是……”我想说她就是那个死于海难的朋友，我不敢说下去。
“唉，她已经死去整整五十年了……就是在1948年底的‘江亚轮海难’中死的，她的丈夫方正明也一起死了。方正明这个人很实在，托他办事，完全可以放心。待妻子更是体贴、周到。一个好人……”姑妈感怀起故人，不禁感叹。
“我明白，你昨天看电影时，哭得那么伤心，就是为了他们。是吧？”我自作聪明说。
“云亚，你只说对了一部分。昨天看《泰坦尼克号》时，让我想起了江亚轮沉没的那一夜——太可怕了，我也乘那趟船去宁波，要是没有他救我，我也葬身鱼腹五十年了……”
“他是谁？是方正明吗？……”
“不，不是他……”
的铃铃铃铃……的铃铃铃铃……厅里的电话响了。
“喂，请讲……噢，她在家里。请等一下——雪雯，你的电话……”是爸爸洪亮的声音。虽然他已经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说话中气还挺足的。
“哎……”姑妈应了一声，出去接电话。
我出于好奇，趁她不在，打开木盒的盖子。里面还有一叠照片，没别的东西。我拿出来一看，是半张的，另一半被剪掉了。这一半上的姑妈年轻、漂亮、快活。有的躺在草地上；有的坐在小河边；有的站在花丛里……
我听到姑妈说：“再会，再会……”接下来是放话筒的声音。
我做贼心虚，赶快把那叠半张的照片放回盒子里去。急急忙忙盖盖子，第一次还盖歪了，拿下重新盖。幸亏姑妈在厅里和爸爸说话，没有看见我那慌张的样子。我的心怦怦直跳，像一个第一次行窃的新贼，偷开了人家的保险箱，才伸手进去，就听见主人回来了……
“是学校退管会打来的，叫去检查身体。”姑妈说。
“党关心你们老知识分子嘛……”爸爸说。
“我还不想去呢。不查不知道，还活得自在；一旦查出癌来，就等于判了死刑，缓期执行。”姑妈又说。
“这倒也是，有的人平日没什么大病，一查出什么肺癌、胃癌、肠癌、骨癌、皮肤癌——五花八门的癌来，没多久就报销了。我看，主要是他们自己吓坏了，自己先把自己打倒了。我也不喜欢横检查、竖检查的，糊里糊涂活着，快快活活。什么时候马克思叫去报到，一走了之。”爸爸有同感。
“好呀，你们两兄妹，违疾忌医，还有道理一套一套的呢。老林，昨天我们书画班活动，你们厂的李医生看到我，还说起这桩事，怪我没有督促你去检查。这倒成了我的错了……”这是妈妈的声音。
她习惯叫爸爸“老林”。爸爸原名徐雪霖，参加革命后，他跟大多数白区来的青年一样，怕给家里人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在红色根据地改名换姓。他把徐雪霖改成林之雨。这名字改得很巧妙，把“霖”字保存下来了。看来父亲当时是动了脑筋的。全国解放后，他也没有改回来，他这辈子就是林之雨了。他让我们几个孩子姓了徐。
姑妈回房间后，她倒主动接着说下去：
“我也乘那趟船。当时，我正失业，亲戚介绍我去镇海中学教书。那时候船票很难买，我托乐碧芬的丈夫方正明帮我买的票，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宁波——”她停了一下，皱了下眉头，“我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他硬要陪我一起去。但是江亚轮出事的时候，他贪生怕死，只顾自己逃命，根本就不管我死活，抢先穿上我们这个房间仅存的一件救生背心，还撒谎说他不会游泳。我知道他是会游泳的。要不是有个人救我，我已经死了五十年了。我现在的日子是这个素昧平生的人给我的……”
“那个人呢？他是谁？……”我急切地问。
“你急什么？——我正要告诉你。”
姑妈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情节并不曲折离奇，但场面惊心动魄；没有男女主人公的缠绵悱恻，但有的是，真诚的爱，在死亡危险面前，爱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一个平时甜言蜜语，情意绵绵的男人，被爱情淘汰出局；两个男人为爱献出了生命；另一个无私善良的男人，让人永远怀念，也有点遗憾……
这个故事，姑妈继继续续说了两天。
这个双休日，我是大丰收了，我把一本日记本都写完了，翻开新的一本也记了半本多。
这个夜里，我听到姑妈老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厕所也去了三四次，她平时只去一次就可以了，她肯定失眠了；我也失眠了，我是兴奋得失眠了。我是个报社编辑，职业的敏感，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影，绝对不会比《泰坦尼克号》逊色。
四、查阅资料
从星期一开始，我于是忙着跑图书馆，查阅1948年上海的各种资料，可惜关于“江亚轮海难”的记录很少；再跑到市档案馆查阅，那里也没有多少资料，有部分死难者名册，和一些善后处理的情况；再去徐家汇藏书楼，看那一年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大量的新闻报导和配发的触目惊心的照片吸引了我。那天是星期天，我看了整整一天旧报纸，连午餐都没有吃，啃了皮包里吃剩的两片面包。
一个光怪陆离的旧上海，立体地，那么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既有灯红酒绿，更有饥寒交迫；有绿树成荫的、各式各样的花园洋房；更多的是遍布全市的大大小小的、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棚户区；**叫嚣有气无力，物价飞涨，人们抱着大捆的钞票买东西；晚上，大世界门口，拉客的野鸡（下等妓女）成群；抢劫、绑票、剥猪猡（冬天或者深秋，剥下受害人较值钱的衣服）天天都在发生；富人坐自备汽车跑交易所，炒黄金、炒美钞、炒股票、炒各种各样的物资，屯积居奇；穷人踏三轮车、拉黄包车、擦皮鞋、摆地摊，在饥饿线上挣扎……
这些大量的历史资料，新闻报导和图片，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原先计划，只写姑妈和江亚轮海难。现在，我想要全方位地，重现1948年的旧上海。把那个处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即将全面崩溃前的，急转直下的漩涡中的上海，形形式式的上海人的生活场景。用“江亚轮海难”这根沉没半个世纪的缆绳，把旧上海的芸芸众生串联起来，书名《江亚怨》。
这可是个很大的工程，我有些不自量力了，我尽力而为吧。我不再看电影和电视剧，新闻是边吃饭边看的；报纸只看些大标题；不再去逛街购物；不再每星期去美容院做头发；不再与朋友聊天……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疲于奔命。白天要工作，我把双休日和每天下班后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写作上；我神魂颠倒，连做梦都在旧上海的弄堂里乱闯；或者在霓虹灯广告闪烁的高楼大厦下躲藏，搞不清是与哪些人在捉谜藏；一会儿又来到了污水横流，房子东倒西歪的贫民窟；最多的是，一个人在红绿灯闪烁的马路上迷了路，向迎面来的路人问路，可是谁也不睬我……
说实在的，我真的在乱闯，我真的迷路了。一部好的小说，人物是主要的因素。我要写的又是社会全景式的长篇，一定要有众多的人物。除了姑妈，我必须去采访尽量多的“江亚轮海难”幸存者。到哪里去找他们？该如何去找呢？……
我想到了我们的报社。
五、找主编老王
第二天上班，我马上去找主编老王。主编室门没关，老王刚上班，正提着热水瓶在泡茶，杯子是一只装雀巢咖啡的瓶子。他见我进去，笑嘻嘻地问：
“小徐，这么早。你找我有事啊？……”
我也不客气，坐下就说。
他呷着茶，详细听了我昨晚上反复推敲了一夜的，寻找“江亚轮海难”幸存者的计划。我为了得到他的支持，讲得声情并茂，我结尾说：
“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风靡全球。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泰坦尼克号触冰山沉没，死了一千多人；可是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江亚轮在长江口爆炸沉没，死的人比它多得多——《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上说有3000多个人遇难；当时官方的统计是2400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海难。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恐怕幸存者不多了，我们得赶快行动才是。”
老王又喝了口茶，盖上盖子。他在桌子上慢慢转着那只当茶杯的瓶子，不愠不火地说：
“你说得对，江亚轮海难值得一提，今年恰巧是五十周年。但是我们能怎么行动呢？……”
“我们可以先在报上以《江亚轮五十年祭》为题，把这个特大海难介绍给读者。”我胸有成竹地说，“然而登一则别开生面的‘寻人启事’寻找‘江亚轮幸存者’；再开通‘幸存者热线’。让幸存者的声音直接传到我们编辑部，或者他们的家属和我们通话。有代表性的、有新闻价值的，我们就派记者去采访，在报纸上辟出专栏，连续报导。”
老王还是不愠不火地说：
“你的想法很好，也很具体。《江亚轮五十年祭》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可以在报上登一两篇文章纪念一下。但是要在报上做社会调查，还要辟出专栏，连续报导。那个就不大好办了——”他啜了一口茶，“你应该知道的，报纸版面很紧张，拉掉什么人的稿子，都会得罪人的。这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得与社长商量。”
“这……”我还想据理力争。看见他站起身。
“市委宣传部有个会议，我得马上走了。这事慢慢再说……”
我碰了一个软钉子，虽然不像铁钉那么硬，但剌到我的心里，真痛。
六、我的幸运
我离开主编室后，看了半天稿子。可是脑子里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在看些什么。不像平时，能很快理出条理，着手修改；或者退回作者。我的脑子怎么啦？……其实我的心里，还在盘算这件事。江亚轮把我的脑子塞满了，别的什么东西都进不去了。
我不能同意主编的意见，只在报纸上登几篇纪念文章了事。这样太对不起那些死难同胞了，也对不起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无从知晓或知之甚少。怪不得他们只知道有泰坦尼克，不知道有江亚轮。今年的江亚轮海难五十年祭，一定要像模像样，告慰沉睡海底半个世纪的冤魂。
看来主编老王那里，我已经好话说尽，无以复加了。怎么办呢？……对了，刚才老王不是推托说，要和社长商量吗？……我何不直接去找社长。
社长赵知行是个老报人，快七十岁了。据说，今年年底要退休了，接班人就是王主编。
下午，我上楼时，一路上想着自己的事情，莽莽撞撞就踏进社长的办公室。因为门没有关上，我也忘记敲门，就推门进去了。
赵社长正与一个比他还老的、白发稀疏的戴眼镜的老先生谈话。两个人好像是老朋友，谈笑风生。他们见有人进来，谈话就停止了。我有点尷尬……
“这位是罗奕良先生，我们报社的老前辈。”赵社长给我介绍。
“罗老，您好！”我用双手握住他伸过来的，长了好多寿斑的手。我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正要去抓靠在沙发边的手杖，赶快说，“您坐着，不用起来。”
“好，好。”他含笑回答，一脸慈详，“我现在已经是那个用三只脚走路的生物了。丢不了拐杖了。”
我们三个人都会心地笑了，司芬克司之谜，人老了就有三只脚了。
“小徐，请坐下。你有什么事找我吗？……”赵社长对谁都很客气。
我把早上同王主编说的话，又详细复述了一遍，说得又急又快。我说的时候，看到罗老频频颔首。赵社长用一次性塑料杯在饮水机上，倒了杯水递给我，“小徐，你喝口水。不急，慢慢说下去……”
在他们鼓励的眼神下，我把我如何到处收集材料，准备写一部关于江亚轮海难的小说这事，也说了。
“这是件好事嘛，江亚轮沉没已经五十年了，人们好像已经忘了这件事。是该抢救了。”赵社长说，又面向罗老说，“那年我刚进报馆，做较对。天天都发江亚轮的消息，好像都是你采写的，是吗？……”
我本来早就想见见当时采访过“江亚轮海难”的记者。苦于无处寻找，今天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喜出往外，赶紧也面向罗老，盯着他的脸看。只见他点了点头，说：
“是的。当时报馆派我去采访江亚轮海难事件，想起来这件事，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招商局、什么码头，我都记不清了，还有四明公所停尸场，到处跑。招商局门口被遇害者家属围得水泄不通，我硬挤了进去，有人抬了棺材要进去，大门紧闭，谁也进不去。门外的人哭哭啼啼、骂骂咧咧……”罗老喝了口茶，继续说下去，“那认尸的场面，实在太悲惨了，想起来，心里至今还会有莫明的恐惧……尸体一排排摊在地上，有的头涨得很大，有的还睁着眼睛——太可怕了……小孩子的尸体装在箩筐里，大概有四五筐吧，真是惨不忍睹啊。寡妇们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死了孩子的，扶着箩筐，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那场景——”罗老微微摇头，那茶色镜片后的眼睛也闭了起来。好像不忍再看见那惨状。
“我从档案馆的一本《江亚轮惨案专集》中看到过一些资料照片，真惨不忍睹。”我抖落起查阅过的资料来，“当时官方统计，江亚轮共售出船票2207张，实际上船的有近3000人，其中有大量逃票的‘黄鱼’，死了2400人；可是《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中说：上船的旅客有4000名，死亡人数是3000余名。”
“那次海难死的人比泰坦荡尼克号更多，但人家已经出了好几本书，还六度搬上银幕。这次《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放映，处处火爆。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美国作家巴特勒写的，就是《不可沉没》一书的作者，他说：‘泰坦尼克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第三个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它的知名度，排在上帝和可口可乐后面。唉……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江亚轮’呢……怎么就没有人写一写我们的江亚轮呢……世界太不公平了，中国人的命真不值钱哪……”赵社长不禁感叹起来。
“中国穷人的命更不值钱，江亚轮四等舱、五等舱最早进水，舱门竟然被锁，根本无法逃生。江亚轮死了这么多人，绝大多数是他们……”罗老说。
“罗老，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当时东奔西跑，采访了许多幸存者。我那时候写的采访记录本有十几本呢。”罗老容光焕发，好像又回到了他年轻的时光。
“老罗，你可以写一本江亚轮海难的纪实文学之类的书啊，你怎么不早点动手写呢？……我知道你现在的眼睛不行了。”赵社长说。
“我早就想自己写一本江亚轮海难的书，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先是因为整天忙忙碌碌，单位里工作忙，家里孩子小，妻子又身体不好，她还在纺织厂做工，我不能不照顾她。等到孩子长大了，自己也退休了，有了时间。但是眼睛出了毛病，什么黄斑、玻璃体混浊，看出去东西都在云里雾里。连看书看报都成问题，我老婆看电视时，我是听电视。还怎么能写作呢？……去年妻子死后，我常常感受寂寞，要是我还能看、还能写，那多好。我自信，我的脑子还没有坏，我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还十分清晰。但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今天要不是我儿子新买了汽车，他开车送我来，等一会他再来接我回去，我也来不了。”罗老无奈地说，“小徐，如果你真要写江亚轮的书，可以把我的采访笔记拿去看看。”
“老罗，你解放前的采访笔记，能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啊。我的那些笔记，文革时，全让红卫兵抄走了。”赵社长说。
“要不是报馆里的人，人人都知道我家里孩子多，家庭经济困难，家徒四壁，是报馆里出了名的困难户。我这个右派分子会没有人来抄家吗？……这叫作‘坏事变好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罗老开怀大笑起来。
罗老接着告诉了我，他的家庭地址和电话。
“这是我小儿子家的地址和电话，我现在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罗老又说明一下。
我如获至宝赶快记下来，迫不及待地说，我明天就到他家里去取。
我今天实在太幸运了。赵社长也同意了我的“江亚轮五十年祭”的方案，他说：
“明天先开个会，编辑部、采访部都得协调。好好策划一下具体操作，各人分分工。我想，还是让王主编负责组稿和版面；小徐，你就负责接听热线和跟踪报导。”
七、罗老家取宝
我第二天如约去了罗老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家。那是一个现在比较常见的三室一厅的格局，厅里摆放的一套簇新的皮沙发，很豪华很有气派。
“这套房子很不错，家具也挺高级，很有品位。”我也免不了俗套，恭维起来。
“我小儿子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他做得还不错。去年上海房价大涨，要是资本雄厚点，他已经发财了，哈哈……”罗老说，“他的书没有哥哥姐姐读得好，大学门都进不去，可是他的钱比他们多。今年他又买进了几套房子，在浦东世纪公园旁边，有现房，也有期房。现在房价还在看涨，看来阿六头这小子运气不错。他是真正享受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媳妇三天两头去美容院，天天去健身房；儿子每天的交际，不是在五星级酒店，就是在新天地；孙女小小年纪，穿衣服也讲名牌。我看，他们的生活不只是‘小康’了。最近，他们跟我说，年底要搬到虹桥的一栋别墅去，现在那里正在装修。儿子说到时候带我一起去享受现代化生活。说实在的，我还不想去呢，这样离朋友越来越远了，我想住到大儿子家去，虽然他那里地方小了点……”
罗老把我让进他的卧室兼书房，四壁上除了一只挂历外，还有一幅山水画和两幅草书。那上面的字龙飞凤舞。说来惭愧，这上面很多字我都认不出。我本不懂字画，更不敢枉加评论了。
室内除了一张床、一只书桌和一把椅子外，还有一套单人沙发和两个书橱。看得出，这些都是罗老的老家当。书橱里的书层层叠叠。
他叫我在沙发上坐下，小媬姆送来了茶。他自己点上一支烟，细细的烟柱袅袅升起……
“1948年的上海，那正是风雨飘摇的年代。”罗老的记忆像那袅袅升起的烟柱，在他脑子里盘旋，“抗战胜利后，本来想中国可以慢慢振兴起来，老百姓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那知，战后的生活会这么艰难。单从上海看，那些接收大员把上海搞得一塌糊涂，物价一日几涨；市场上美国货大量倾销，从四大公司的橱窗到马路边的地摊，处处是美国货；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民族工业奄奄一息，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内战前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蒋经国父子想挽回败局，蒋经国风风火火来到上海，发行金圆券，收回民间的黄金、美钞和银元；将八月十九日的物价冻结，实行限价。一时间市面上物资奇缺，商店里的东西几乎被抢购光，人心惶惶。蒋经国说要打击投机倒把，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后来呢？……”他摁灭了烟头，喝了口茶，自己回答：“蒋经国在扬子公司门前碰了壁。扬子公司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创办的。蒋经国根据举报，查封了扬子公司，孔令侃求救于姨妈宋美龄。宋美龄和蒋介石相继飞临上海，‘扬子案’不了了之。结果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蒋经国在上海只蹲了七十天，就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呢？……”我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非要听完大结局不可。
罗老又点上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蒋经国拍拍**一走，限价就废止了，物价像脱缰的野马狂涨。用老法币1比300万兑换的金圆券也像老法币一样不值钱了。银元重新在市场流通，马路上到处可见，有人手捧几块银洋钿‘当当当’地敲打，口喊着‘大头小头，买进卖出；大头小头买进卖出……’向行人兜售。有一批奉公守法的商人，限价时售完了商品，要再进货，价格已经涨了几倍，甚至几十倍。币制改革期间，他们又用黄金、美钞和银元换回大量金圆券，他们受到莫大损失，打击惨重，许多人破了产，有人为此跳楼自杀；有更加多的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上海滩天天发生盗劫、绑票和剥猪猡，还时常有散兵游勇在公共场所骚扰市民，街头抢夺司空见惯；乞丐成群，社会动荡；当局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勘乱剿匪，马路上经常有尖叫的警车呼啸而过，到处在抓人。那时候上海人真是人心惶惶，提心吊胆过日子。江亚轮海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真得感谢罗老给我上了一堂这么生动的历史课。我站起来，想给罗老去续茶。他捂住杯子说：“不用，不用。小徐，你要的采访记录，都在书橱下面，你自己拿吧。”我蹲下身子，拉开玻璃书橱下的木门，里面整齐地码着几十本厚厚的笔记本，有的还扎成捆。
我移开玻璃橱门，里面的书已经积了一层灰尘。
“我有许多年没有看书了，也没有去动它。叫小保姆揩，我也不放心。积灰尘了吧？……”
“罗老，我帮你揩，保证让你满意。”我自告奋勇。
我移动书橱的玻璃门，发现罗老的藏书，品种特别丰富，除了大量的，各种版本的辞书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外，还有哲学、法律、历史、旅游、医学、心理学等等，甚至还有儿童文学和宗教类的书籍，当然还有马恩列斯，**和邓小平等伟人的书。
我向小保姆要了吸尘器和揩布，请罗老暂且到厅里去坐。我反客为主，指挥起小保姆把两个书橱都打扫干净。然后，我一本本地分门别类再放进去。我翻开一本书，又翻开另一本书，爱不释手。很想借几本回去看，现在我没有空，以后再说吧——啊呀，时间过得真快，我该走了。我匆匆把书塞进书橱，拿了我要带走的几本笔记本，对已经回房的罗老说：“我改天有空再来帮你理，现在我得走了。”
八、热线电话
“喂，我是你们要找的江亚轮的幸存者……”电话里传来苍老的声音。
电话铃声不断，我不停地接电话，听着同一个主题的故事，但人物各异，情节不同，然而都有震憾力，我被深深地感动。
这个老人说，那年他们全家九个人，一起乘江亚轮去宁波，都住在底舱通铺，十分拥挤。他因为实在睡不下，想到上面去找个地方坐一夜算了。因此他逃过一劫，其他八个人全死了……那时候他只有二十多岁，结婚才几个月，妻子只有十八岁，也在那次海难中死了。他现在已经八十多岁，孤身一人住在福利院里……
有个老太太说：“我是从江亚轮死里逃生的，那天的风浪真大，天又墨墨黑。孩子他爹和五岁的儿子都死了。孩子他爹是为了让我先上那只救命的橘子船，把橘子船上吊下来的绳子塞到了我手里，他自己被别人拉落水的……”她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传来呜咽声。
一个浑厚的男子声音：“我那年才六岁，是吊在一个大人的裤脚管上，被那个人拖上船的。我们全家八个人，只有我和大姐两个人获救。大姐去年已经去世了……”
“我是宁波奉化人，从小在上海长大，那年父母带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去乡下扫墓。我那时才十四岁，刚进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我小时候很顽皮，常常淘气地爬树上屋，遭大人的训斥。想不到在江亚轮海难中，这个特长发挥了作用。我第一个从高高翘起的船头，爬到一艘叫“金源利”的机帆船上。我再回头看后面的人，许多人纷纷落水，其中有我的父亲和哥哥。妈妈和一个弟弟，还有两个妹妹根本就没有跑上甲板。他们都死了……”
这些话题都过于沉重。也有比较轻松幽默的：
一个老人说：“从那一夜之后，我再也吃不了我最喜欢吃的甘蔗了。我的一排上牙齿，全碰落在江亚轮的甲板上了……”
另一个老人说，江亚轮海难让他经历了九死一生，还失去了年轻的妻子。海难使他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文革中他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游街，还遭受了各种非人待遇，他的第二任妻子被逼上吊。但是他没有自杀，终于熬出了头，三年前又娶了一位退休教师做妻子，现在还做了区政协委员。他最后说：“我曾经把江亚轮海难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小册子，作为纪念。文革中被抄走了，文革结束后，也没归还。后来我还特意问了经手人，说是那本小册子被当做垃圾扔掉了……”
多可惜，要是这本小册子还在，多好呀。
也有幸存者的家属打来的：
很重的宁波口音：“我这里是宁波北仑，我母亲是江亚轮的幸存者，我的父亲和姐姐都死于那次海难。”；
男孩的声音：“我从舟山打来，我的祖父是江亚轮的幸存者，他还是船上的厨师。不过他前几年中风过。现在半身不遂，连话也说不清了……”；
女孩的声音：“我的外婆是江亚轮的幸存者，她有时跟我们讲起那夜的情景，还会流眼泪呢。”
…………
这样的电话不只是来自上海、宁波和舟山，甚至还有来自香港、台湾和国外的：
一口上海话：“我是香港九龙打来的，我的祖籍是宁波慈溪。那年，我的祖父在上海病故。我和父母一起坐江亚轮携祖父的灵柩回乡。还有别的亲戚一起去，一共有十多个人。棺材放在船的底层五等舱里，我们一部分住五等舱，另一部分住三等舱。我那天因为没来得及吃中饭，一上船肚子就饿了，放下行李就去了餐厅。也因此，我获救了，他们都死了……”；
宁波口音：“这里是台湾高雄市，我是舟山人。我的父亲是江亚轮的茶房，舅舅是水手长。海难中父亲死了，舅舅救过不少人，他自己最后被茂利号商船救起。他曾经给我讲过沉船的详细情况。面对惊涛骇浪，各种各样的人，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有的人在危难中，还能帮助别人；有的人抢夺别人的救生背心，有的人把别人挤落水，自己跳上救生船。舅舅说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丈夫看见妻子落水，被浪涛卷走，他随即跟着她跳下大海；一个小茶房，为了救他的女朋友，他冒死去砸五等舱的铁门，铁门没能砸开，结果全死了……我舅舅他上个月刚刚在台湾去世。”；
上海口音：“我这里是加拿大的多仑多，我的父亲是江亚轮的幸存者，他现在和我住在一起。他要和你们说话——”一个苍老的声音继续说：“那时候我失业，就‘跑单帮’走上海宁波两地，靠带来带去的货物，赚点钱养家糊口。江亚轮沉没时，我也在船上。我会游泳，我想从那圆形的弦窗爬出去，但身子被卡在窗子上。进退不得，船外白浪滔滔，船内水越涨越高，万分危急，真正急死人。后来，我用足力气，**向下一扽，总算跌回房间里。但通向甲板的铁门被锁了，我和大概有十多个男人一起推，大家使出浑身力气，总算推倒铁门——那场面，我一生一世都忘不了……”
我接听了上百个电话，越听越想听，想更多更详细地了介江亚轮海难中的各种细节，还想感受幸存者当时的心理活动。我记下了他们的电话和地址，甚至问了到那里该乘什么交通工具。虽然，采访可以交给采访部。但是，我想能亲自去采访。
九、采访琐记（一）
星期六上午，我走进杨浦区一幢老工房，预先约好的孙先生和他的老伴，已经在桌子上放好西瓜在等我。我也不客气，打开录音，边吃西瓜，边听他打开记忆的闸门：
“那天江亚轮出事时，我正坐在二层甲板的一部铁扶梯上吃饭。因为舱内实在太挤，空气也浑浊不堪。吃了很久，饭菜已经冰冷，我还没有吃完一淘箩饭，那饭很硬，我又舍不得倒掉，那天我饭吃得特别慢。忽然一声沉闷的爆炸声，电灯立刻暗了，船也摇晃起来，有的人跌倒了，我手里的淘箩也掉了下来，饭菜全撒在下面一个跌倒的人的身上，那个人好像骂了一声，我没有听清楚……”
我又走进闸北一家人家，老人的头发几乎已经脱光，仅有的稀疏的几根头发也都是雪白的。他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吸着烟，好像在调动记忆。然后，他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头，一口气谈了半个多小时。展现了一幕幕，惊涛骇浪中，风雨同舟的亲人，生离死别，催人泪下的恢宏场面。说完，他拿出一条水渍斑斑的，棉纱彩格长围巾给我看：“我当时用这条围巾，把我的左手和我妻子的右手捆在一起，但是她还是让风浪卷走了……”
在上海老城厢的一个客堂间里，我找到了年过九十的夏老太。她的耳朵有点背，好像思维也有点问题。她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我抱了阿毛到甲板上去喂奶的，阿毛他爹还在船舱里睡觉……
我与她直接交流有点困难，她的儿子和媳妇热情地告诉我：那年她丈夫失业，夫妻俩抱着才满月的孩子回宁波乡下。因为没有钱，只买了一张船票，总算混上船。两个人只能轮流睡觉。沉船的时候，她抱着孩子到甲板上去喂奶，她的丈夫在舱里睡觉。所以估计，她的丈夫开始沉船的时候就遇难了。那天夜里，天气十分寒冷，她抱着孩子坐在甲板上拴缆绳的铁礅上，遭受风浪吹打，束手无策，孤立无援，她几乎绝望了。最后，来了一条货船，搭救了他们。前些年，夏老太脑子还清楚的时候，她曾多次给儿子和媳妇讲江亚轮翻船那夜，她如何在剌骨寒风中，抱着阿毛坐在甲板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人也快冻僵了……最后，来了一条货船救了母子俩的命。
她的儿子说：“我就是那个孩子阿毛。我母亲从那次海难以后，再不敢坐船了。连到浦东的摆度船都不敢坐，她有许多年没去浦东看亲戚。现在黄浦江上有了大桥，还通了隧道，她才去了几回浦东。”
采访琐记（二）
星期天，我到了宁波市，再乘汽车到北仑。这是一个漂亮的海港城市，到处有绿化点缀；新辟的马路很宽，车和人都不多，比上海清静多了。跟上海一样的是，随处可见一片片新建成的住宅楼，房型也与上海差不多。
我走进一个小区，有小桥流水，亭子和假山。这样的格局，我在上海浦东新建的小区里也见过。
我看了地址上的门牌号码，找到了这一家。我问开门的姑娘：“陈素兰老太太住在这里吗？”
“她是我阿娘。前天我爹给上海的报馆打过电话，你是上海来的记者，是吗？……”她不等我回答，就朝屋里喊，“爹爹——上海的记者来了……”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略显富态，头发也开始谢顶。他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把我让到客厅沙发上坐下。那姑娘端来了茶。
我正要问我的采访对象陈素兰老太太在哪里？一个白白胖胖的老太太从一间供着佛像的房间出来。她摸着数珠，口中还念念有词。
我刚站起来，老太太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要我和她一起在长沙发上坐下，她的声音还很动听，不像是个八十多岁老人的声音。
“福根说报上在寻找江亚轮的叫啥寻陈着——”
“幸存者。就是像你一样，大难不死的人。”儿子福根笑着纠正她。
“年纪大了，新名字说不像样了……”她笑了笑，继续说下去，“他给上海报馆打了电话，说你们今天要来，我本来要去福寿寺的，庙里新塑的阿弥陀佛今天开光。那就不去了。”
“我妈是信佛教‘归衣’的，她在庙里拜过师傅，吃常素，每天都要念几回经。”福根摸了摸他自己手腕上的串珠说，“上个礼拜，我们全家都去了镇海招宝山，打水陆道场，为在海难中死去的父亲和姐姐超度亡灵。”
我赶快打开录音，把话题拉回来，老太太很配合，她娓娓道来。
“那年他爹带着我和六岁的女儿秋英，一起乘江亚轮去宁波过年，我那时肚子里正怀着福根。”她指了指坐在单人沙发上的儿子，“记得翻船那夜，天气特别冷，天也特别黑，天上没有月亮。我们落水的人，像掉在冰窟里，在冰水中乱摸，摸到一块板，一根绳子都当做救命稻草。福根爹会游泳，他捞到一只箱子，推给我。我抓住了箱子，我心里默默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救命的船来了，他爹把我先托上帆船，一个山样高的浪头打来……”她的眼睛红了，眼泪流了下来。坐在另一边的孙女忙递上餐巾纸。
“福根爹被恶浪打进海里，我趴着船舷拼命地喊，他再也没有露头过……”老太太揩干了眼泪，继续讲下去，“我可怜的囡秋英是在甲板上，被别人挤落水的，只怪我没有拉牢她……”她泣不成声。
“我的名字是舅舅取的，”她的儿子赶快把话接过来，“意思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有亡父腹中留根的意思。舅舅是教书的，他说‘福’与‘腹’同音，是再好不过的巧合——我妈给我们立了条家规：谁出门在外，一定要天天来电话报平安。”
她的孙女，就是刚才给我开门的那个姑娘，她是浙江大学的学生，也加入谈话：
“我们宿舍里的女生，一起去看了两次《泰坦尼克号》，其实我比她们更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半个世纪以前，爷爷、奶奶，还有姑姑他们在海难中的影子。《泰坦尼克号》是部好电影，拍得很精彩；但我深信，如果把江亚轮也拍成电影，不会比《泰坦尼克号》差的……”
门铃响了，福根去开门。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她带进来大包小包许多东西，像是刚从超市采购回来。福根马上给我们做了介绍。她客气地说：“记者同志，你就在这里吃饭，我马上去做，很快的。你们慢慢谈……”她把大包小包往厨房搬。
福根也帮着搬，也跟着说：“那当然在这里吃，吃便饭，不用客气。”
“不，不，你们不用麻烦。”我赶快站起来，连连摆手，“我得马上走路，宁波这里还有几家要采访。”
“记者同志，侬老远来看我，是我们有缘，侬一定要在我家里吃顿饭。”老太太也诚心挽留。
我还是收拾起东西，告辞走了。
采访琐记（三）
在舟山一个渔村，在一座山梁下，一间靠山的石板屋里，我见到了“橘子船”金源利的水手黄宝林。他与妻子相依为命，年轻时撑船为业，现在靠种田为生。他说：
“金源利上有四十多个水手，老板姓张。那天晚上七点钟光景，远远发现，前面的江亚轮的信号灭了。船上的人都知道，那船肯定出事了，但没有听见爆炸声。等开到面前，看到江亚的船尾已经沉没，四周海面浮满人和各种东西。船长和船主指挥我们抛掉部分橘子救人。船长指挥金源利与江亚靠拢，结果发生碰撞，把金源利的船嘴碰坏了。后来，我们两端抛锚定船，并且在两船之间架起一条缆绳，让江亚轮上的乘客爬过来。因为人太多，又风急浪高，很多人中途落水……我们船上的水手和先得救的几个乘客，也从船上抛出绳子，救上一些人。甲板上很快挤满了人，船开始摇摆不定。我们让乘客下到舱里去，可是很多人不听指挥，都要留在甲板上寻找亲人，我那天都喊哑了嗓子，也没有多少人肯下舱里去。江亚轮还在继续下沉，联接两船的缆绳越绷越紧，会把我们的船也拖下水的。情况万分危急，水手长用太平斧砍断了缆绳……在那一刹那，我听见一个还没有爬上船的中年男子在喊叫：‘救命王菩萨救救我呀……’，我看见他落到海里，在水里扑腾，直至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这凄厉的喊叫声，在我耳朵边响了好几天，我一辈子忘不了……”
十、引子该结束了
我回家后连夜把采访录音，整理成文稿，每天在报纸上发表，很受读者欢迎，报纸销量大增，报社同仁皆大欢喜，我名利双收。
那些天，虽然我很忙碌，但我还是抽空去了罗老家几次，把书橱里的书全部整理好，罗老挺满意。他高兴地说：“小徐，我这里的书本来是不外借的。但是，你可以是例外。这里面所有的书，你有兴趣的，尽管拿。”
我喜出往外。从此，罗老的藏书成了我的图书馆。这年年底，罗老的小儿子搬到虹桥的别墅去住了，罗老不愿意一起去享受豪华生活，宁可搬到两室一厅的大儿子家，他的两个书橱也随他搬到那里，我也经常去，我和罗老成了忘年交。直到他两年后去世。这是后话。
我仔细地，一篇一篇地看完罗老关于江亚轮的采访记录，有不清楚的地方，还打电话去问个明白。对照我自己这些天来，接听热线和采访得到的材料，脑子里对那些幸存者叙述的人物和场面，印象太深刻了，又一次创作冲动让我兴奋不己。我把这所有的素材，统统打乱了，和在一起，再重新组合，虚构成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也许会发生某个人物或者某些情节与哪一个幸存者相似，那纯属巧合。我的姑妈成了书里的主角，但是，许多情节也是虚构的。
我的姑妈是《江亚怨》的第一个读者。她和罗老都是我的忠诚的顾问。
我的长长的引子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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