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行“五条禁令”到推行“钦差制度”
在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推行民主政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怎样才能既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又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这是事关我党执政地位能否长久巩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2003年春，公安部顺应时代要求，在公安机关内部颁行“五条禁令”。部里抽派了100多名“钦差大臣”，分多批次奔赴全国各地，对涉及枪、酒、车、赌违禁的公安民警进行现场督察。他们所到之处，违禁者纷纷落马，两年下来，据报道共有1229件1624名民警受到了查处。为改革开放以来公安机关清除自身**最佳成绩，显示出了这项制度的神奇功效。
从公安部直接派员一竿子“杀”到全国各地，纠察公安队伍存在的**问题，它标志着公安部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一次突破，即恢复了老祖宗创立的“钦差大臣制度”。这是公安机关遏制权力**一个划时代的重要举措，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恢复直属中央的御史制度进行了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一、“五条禁令”带动政治体制变革
2002年冬，周永康同志兼任了公安部长，就如何扭转公安机关不良形象，进一步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从全国公安民警普遍存在的涉枪、酒、车、赌违纪行为着手抓起，于2003年春颁行了“五条禁令”。为了保证这一重要举措得到卓有成效地贯彻落实，他主持从公安部抽调了153名“钦差”，分两批派到了全国各地。这些带着特殊使命的“钦差”们由局级领导带领，分成30多个督察组，下到31个省市区进行明查暗访，现场纠察。各省市公安机关也闻警而动，组织了上万个工作组深入一线指导开展执行“五条禁令”宣传工作。由于“钦差大臣”直接“杀”到基层，进行现场纠察，这一年便有738起988名民警因涉及违禁而被查处。
2004年公安部继续巩固成果，推行“钦差大臣”巡游纠察制度，先后分4次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明察暗访及现场纠察活动，又使491起636名民警因“触电”而跌落马下。
从被查处的违禁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是公安部暗访督察组的战绩，而省市以下20万人次的经常纠察不及公安部100余人的短期出巡暗察，从中也显示了“钦差大臣制度”的神奇功效，暴露了现行地方公安机关内部的纪检、监察、督察制度的虚设、失效和无用。根据《公安内参》2004年第2期、2005年第4期公布的数据来看，这1624人被查处，说是推行“五条禁令”的成果，倒不如说是推行了“钦差大臣制度”的成果更确切。“五条禁令”颁行之前后，全国涉及枪、酒、车、赌的公安违纪现象比比皆是，只有公安部推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出巡纠察，才使得部分违禁者成了倒霉蛋。
笔者身边就有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2003年几乎每月都
听到市局打电话来，说上级督察组来了，要大家千万别“触电”。局里也经常召开会议加以强调提醒，做到了警钟常鸣。在这种强压下，民警们自然对“五条禁令”有些怵意。到了2004年，可能推出了个大练兵吧，全年只有春节前市局打招呼说部里的督察组来了湖南，要大家千万小心，可是紧张了几天就没事了。2005年则对不起，讲“五条禁令”的时候已经是很稀奇的事了，现在也没有几个民警把“五条禁令”当回事。
“部督察组平均每省停3天，发现违禁案件30起”。（刘学刚语），说明现在公安民警违犯禁令是普遍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天天在一起工作的内部督察部门为什么就没能发现问题？是真的不能发现还是不愿发现？他们为什么做了睁眼瞎？这其实恰好证明了现行纪检督察制度已形同虚设，证明他们已失去作用，已经过时。“五条禁令”以及需要内部贯彻执行的许多纪律制度如何有效地推行下去，监督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央领导的面前。
二、现行内部监督体制非改不可
如果我们的公安民警都能克己奉公，尽职尽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治意识，那么社会就不会民怨沸腾，社会治安也就不可能成为突出的热点问题。公安部也就没有必要搞“五条禁令”，更不用抽派大批“钦差”下去纠察。如果我们全国各地官员都能严格自律，为民服务，遵纪守法，无骄奢淫逸**现象，我们的社会早就该进入大同和谐时代了。但这一切远远不是事实，情况差不多正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承认，我们现行体制为**萌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条件。
一是监督体制上先天存在缺陷。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对权力的监督太弱太松。虽然内部各级都设有党纪、政纪、法律监督部门，但由于归属于同一级别最高行政长官的领导，监督权根本不独立。主要靠内部自我监督，靠个人自觉自律，建立在高度道德基础上的内部监督，已被权钱潮流冲得病入膏盲奄奄一息。不论是哪一级的纪检、监察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服从内部、局部利益，都必须依赖内部而生存，这一监督形式，已弱化到了几近僵尸。而我国的外部监督体制又远不健全，人民监督的声音太低太弱，代价太高，言论没有开禁，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二是国民心态存在严重缺陷。受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影响，我国民心充满了奴性和无奈。中国社会，官场历来至高无上，官员们大多如狼似虎，而百姓们则太如鱼羊，只有被宰割奴役的份。每个官吏都可以变成一只狮子，都可能冲入羊群大开杀戒，而众羊只有逃命的份，反抗的成本太高，立马丧失性命者太多。血的代价告诉老百姓，打死不与官斗，即使被逼到死路上，如果没有陈胜吴广之辈出来振臂高呼为民请命，敢做鱼死网破最后挣扎的人并不太多。老百姓面对官吏作威作福，能忍的就忍了，事不关己的当然高高挂起，舍得身家性命的一直是少数。
三是官场流弊积习太重。社会道德的主流受上流社会左右，现在官场表现出来的横蛮骄淫、虚伪自私其道德表率作用已全线滑落低谷。官场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权钱交易盛行，人格严重双重化，台上慷慨陈词，说还有数百万穷人，我急得睡不着觉啊，台下却收受贿赂，假公济私，男盗女娼，而这种人实在太多。随着反腐深入，整窝整窝端掉的官场令人心寒胆颤。笔者身处这个大染缸内，虽尽力洁身自好得到了清静，却也失去了一切进步的机缘。官场结成了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它坚决淘汰那些不识时务者，官场险恶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身处这样一个被个人私欲占领的空间，只要不太触及自己的利益，许多人也只能忍气吞声，谁还愿多管闲事自找苦头吃呢？我们执笔写点真话，也常常要担当家破人亡的风险！别说是站出来指名道姓地去检举揭发谁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处在谨慎起步阶段，中国的整体国民素质还十分低劣。官场中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人生前进的正确方向，要改变官场追名遂利的不正之风，要拯救社会民风颓废的局面，没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构建新的法律、纪律、道德监督体系，我们几乎无法走出困境。没有制度上的突破和完善，任你进行什么教育都没有作用。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关键是怎么约束。肯用“五条禁令”打自己板子的人，我还没有见到过，监督体制的改革势在必然。
三、为什么必须恢复御史制度
从公安部门推论，全国党政军各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各级权力体系中都存在着监督不力的问题。**现象普遍存在，各部门边查边反弹，银行、城建、交通等权力部门领导们前赴后继大兴**就是最好的例证。各地纪检、监督、检察机关说他们不干活是冤枉了他们，但他们干得很不出色这也是事实。监督体系形同虚设，没有人出面来严查队伍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更有甚者，监督部门的人也成了**分子，个别正直者不是到处碰壁，就是不得善终。
人们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当今**是潮流，被查处的**分子是倒霉蛋。认为反**与自己无关，能够**才够格。占绝对多数的干部群众不愿也不敢举报，举报的风险实在太大、太不保险。中国官场恶劣的积习已经到了民怨沸腾临界点，党和政府的威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现在不积极寻找出路，不寻求解决方法，那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御史制度是我们老祖宗创立的。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封建帝国，设置了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寺，组成中枢机构，号称“三公”治国。其中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之职。此后历代中央都设有御史大夫兼理纠察百官之职。明清改为都察院，民国改为监察部，都直属中央。他们经常担当“钦差大臣”之职，行使纠察地方劣绩，考查地方贤能之职。可惜到了**时代，反封建制度跑步建设**社会，把这一合理的政治体制给彻底反掉了。中央不再向全国各地派遣钦差大臣，监督权掌在了地方各级各部门自己手中。**的那一套监督办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今时代，显然已不合时宜，它让地方各级官吏违法乱纪有恃无恐。应该说以**思想为支撑的这种内部自律监督体系超越了历史现实，一个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的建立成了必然。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深入研究中西历史，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中痛斥了清政府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剥民括地、暴过虎狼。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学说中吸取了治国营养，保留了老祖宗的考试录官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加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独立制度，创立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五权分立理论。今天看来三民主义确实能够统治中国。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御史台主持风宪，行使监察弹劾地方官吏之权，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监察权应该独立并加强。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老祖宗创立的许多东西还是有用的，忠孝礼义廉耻信，永远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应该遵守推崇。“钦差大臣制度”也是十分针对中国人性的，是治疗官场积弊的一剂良药，捡回来恢复使用，这可以说是周部长的圣明之举。
中国治腐之法，有治本治标之说。治本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还权于民。这是十分复杂而危险的过程，要制定民主自由之法，要全面开放权力监督，要广开言路，让老百姓决定自己国家的一切事务。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慎之又慎，这是可以理解的。稳定压倒一切，实质是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压倒一切，其合法存在的条件是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我是一个**人，又是一名警察，我绝不希望国家乱了。国家大乱，受苦难的只能是人民，现政权一切都得玩完蛋，人民不会答应，**更不会允许。这是人民之所以容忍官场一定**存在的根本原因。我们因此有了很好的解决自身问题的机会。
相比而言，治标之法，即推行“钦差大臣制度”，消除官场**直接由中央负责，就容易推行的多。象公安部那样，把每年派出来的督察组制度化、经常化，用无时不在的直属中央的钦差大臣制度这把利剑，高悬在地方劣政的头上，钦差们去全国各地纠察，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这样就可以让老百姓看到中央反**加强吏治的决心、措施、效果。也可以对地方官吏形成一定压力，迫使他们有所畏惧，收住手脚。
我承认中国已进入了法治时代，但中国人的法治意识还薄弱得很。没有从上到下的主持公平、正义，光靠下级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沉淀下来的是国人的奴性和耐性奇强，政治上与己无关，经济上太多无奈，因为人民相对官场永远是弱者，我们可以容忍和理解。因为官场喜欢歌功颂德，特别听不进不同意见，上级对来自下级的批评监督根本接受不了。连**、彭德怀这么位高权重的人，也被定了反党反伟大领袖的罪名，以致于惨死。现在**盛行，有多少人敢站出来讲手握生杀大权的官吏们的坏话？
当今中国每一件振动朝野大事的发生、的处理，几乎都要来自中央高层的重视才有结果。各地频频发生的矿难案件、**案件、孙志刚们被致伤残死亡案件，无一不是上级重视，派下“钦差大臣”深入现场调查才得以真相大白于天下。如果没有公安部两年6批次的督察组下到各地现场纠察，就不可能近1000名违禁民警脱下警服，更不可能有公安机关形象的好转，人民满意率的上升。因此，笔者衷心祝愿公安部仍至党中央国务院把“钦差制度”规模化、法律化，恢复老祖宗创立的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加大由上对下的监督力度，让普通老百姓不要感叹天高皇帝远，这确实是一条解决目前政府形象不佳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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