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自亲政以来，除掉鳌拜集团，消除了朝廷内部侵夺皇权的势力，但国内仍然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康熙经过一番考虑，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列出，然后亲自书写了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以随时提醒自己。其中又将解决三藩问题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当时，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过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至康熙初年，已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对清廷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三藩拥兵自重，权势日张。最初耿继茂、尚可喜两藩所属各有十五佐领，绿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万。吴藩所属有五十三万佐领，绿旗兵一万二千，丁口数万。清廷为支付三藩军费，消耗很大，仅云南每年耗饷最多达九百余万，平时亦不下数百万。而且三藩分别一方，严重侵犯中央集权。吴三桂以功晋封亲王，总管云南、贵州二省文武军民一切事务，内外各衙门不得掣肘。顺治皇帝又应吴三桂之请，在授予云贵督抚的敕书时，竟写上听王节制四字。不仅如此，吴三桂委派部下亲信到他省任职，称为西选，一时间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吴三桂凭借强大的财力及西选任官权，极力笼络四方豪杰之士。他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其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经常挟边防以自重。耿、尚两藩虽然不如吴三桂跋扈，然而也垄断地方大权，各为一方之患。
三藩各自把持驻地财源，鱼肉人民。吴三桂的王府原是南明永历皇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他在此基础上大肆兴建。吴三桂不仅占据沐氏全部庄田，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吴三桂的官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此外还以放牧、守猎等各种借口，强征人民土地，霸占其产业。
尚可喜、耿继茂早在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便攻占广州。最初是两藩同驻一城，所以广州受害尤甚。他们创设总店，征收苛捐杂税。凡巧立名目不入正赋，或虽入正赋又加私抽的税目，均由总店征收。总店爪牙尽情搜刮，所得数额极为庞大，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尚藩垄断对外贸易，不仅商洋货全部控制，并乘朝廷厉行海禁之时，指使藩府参将沈上达，大搞走私贸易。他们还侵夺民田，设立王庄、官庄，人民苦不堪言。
对于藩王之害，早已有人奏朝廷。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正月，曾任广东高要县的兵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反映了广东人民的苦难。然而顺治皇帝为避免触恕藩王，并没有解决藩王问题，只是将耿藩撤走，改镇福建。
藩王不法贪虐，不仅引起地方人民的不满，而且与清廷其他官员也矛盾重重。但凡直接与藩王龃龆者，必遭严惩。巡按四川的湖广道御史郝浴，因劾奏吴三桂拥兵观望、骄横拔扈罪行，遭吴三桂忌恨，被反诬为欺妄冒功流徙尚阳堡（今辽宁开原）。
一六六零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发现吴三桂擅自以胡允等十人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因而上疏论劾，认为吴三桂未经史部而擅自补授官员，是轻名器而亵国体主张防微杜渐，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自朝廷。这样一般性奏疏竟也激怒了吴三桂。他摘引其中防微杜渐一语，谓意含隐射，语伏危机，上疏质问。当时正值吴三桂欲用兵缅甸、追剿桂王一之时，朝廷不敢开罪于他，只好处罚杨素蕴。杨素蕴从此回陕西宜君老家，闭门不出者十余年，吴三桂反叛后才被重新起用。
清廷之所以如此百般迁就三藩，主要是因为需要依靠三藩平定和守卫西南、东南边疆地区。其结果，固然达到了消灭南明、稳定西南与东南局势的目的，但也酿成三藩隐患。顺治十八年以后，清廷与三藩的矛盾日益尖锐。康熙自亲政以来，日夜悬念，不得不考虑有关撤藩。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