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我们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论持久战》）。所谓力量，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心理等诸多力量。任何时代的战争，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战争，要想赢得胜利都不是简单的，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因素，即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自由行动和影响国际事务的综合能力，也代表一个国家盛衰与发展的程度，标志一个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水平。我们看宋夏战争中的两方：论国力，宋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教昌明，经济发展，绝对是东亚，乃至世界第一流的大国，而西夏不过是个小国寡民的蕞尔小邦，地瘠民贫，连日常生活用品尚需仰仗外贸获取；论兵力，仁宗时宋朝有军队125万，仅西北陕西边防一线就集结正规军常约三十余万，战斗力很强的蕃兵也有数万余，此外还有十四、五万的乡兵分驻沿边堡寨之中。而西夏军队仅有50余万。无论从版图、人力、物力及军队数量看，宋朝都占有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夏胜宋败！面对这一窘境，怎么不能引起宋朝朝廷上下有识之士的反思呢？
庆历三年（西历1048年），宋仁宗感于“时陕右师老兵顿，京东、西盗起”的忧患，“遂欲更天下弊事”（《续资治通鉴·庆历三年》）。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在朝堂的召对中，仁宗给于对范仲淹、富弼等前所未有的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问改革主张。针对当时的时局，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所谓十事，即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被仁宗采纳。并在是年十月至次年五月陆续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这就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一场改革运动的“庆历新政”了。
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是改革根本，故而改善吏治就成为了此次改革的重点。其实终北宋一朝，三冗问题中的“冗官”也的确是症结所在。故而，范仲淹在此力度不小。据说在某次选拔各路的转运使的时候，范仲淹翻阅相关名册，凡庸碌贪鄙、不称职的都被他毫不客气地一笔勾去。富弼是旧式的厚道人，在一旁劝说，“公但知一笔勾，不知一家哭矣。”范仲淹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五朝名臣言行录》）”这一“路”，那是宋朝的一级行政区域，类似今天的“省”。一家之人于一路之人相比，自然是小节，维护一路人的利益当然是大节所在。所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也。大凡官吏贪赂，则盘剥地方以获利，包庇凶徒为羽翼，必然造成社会无序、百姓困穷；而百姓困穷，则必然民怨沸腾、遗祸国家。情既可恶，关系尤重，这还与其它不才误事者不同，所以说“治国先治吏”。对于这些家伙，怎么能姑息放纵而不加重惩治力度呢？据说清季胡文忠（胡林翼的谥号）曾送给曾老九（曾国荃）一副对联，“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把严慈之间的关系说得最是恰当。乱世当用重典，除暴才能安良，此治国不易之法。太史公做《史记》，其中就有《循吏列传》，范仲淹无疑是循吏。曾文正（曾国藩的谥号）就认为，“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曾胡治兵语录》”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些范仲淹的精神呢？这种精神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不要以有钱有势者为念。要走近百姓身边，融入人民之中，要把**坐到草根阶层的板凳上，听取他们的辛苦；而不是坐在小资产阶级的“艺术沙龙”里，听着苏克（SUK）的降E大调弦乐小夜曲，咂着一杯82年的lafite，为美媚们编造粉红色的故事；更不是坐到食肉者的怀里面献媚、冒坏水，那样就连贾府门下的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都不如。
然而，以范仲淹的改革，虽然是尽可能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只作了不太大的改革，却仍然遭到权贵们的攻击，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夏竦更指使婢女学习石介的字体，伪造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要废仁宗另立新皇帝，并传布流言，宋仁宗虽表示不信谣言，但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人已经不能自安于朝廷了。最终，找了个借口，大家都被派到地方上，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之所以产生于宋夏三大战役刚刚结束，并非偶然。它与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韩琦等曾经领导过陕西之战，目击赵宋王朝由于长期因循守旧，不思更张而形成的种种积弊，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不无关系。这也算宋朝在战争中的所得吧？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却开启了一个时代，一个改革的时代，成为了宋神宗熙丰变法的先声；激发了一种风尚，一种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风尚，这种风尚使得那些有远见卓识，而有胸怀大志的人们更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庆历六年（西历1046年），降知邓州的范仲淹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内中有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越明年，一位两浙路明州的地方小官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宋史.王安石传》）”。于是他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
庆历新政中，下诏颁行新政的是宋仁宗，下诏取消新政的还是宋仁宗。看似矛盾，其实这个矛盾是统一的。纵观中国历史，从齐桓公任用管仲变法到清季的所谓“新政”，历朝历代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着眼点都一样，那就是为了自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的初衷，不外乎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与军事危机，要富大宋之国、强大宋之兵。但是，如果以牺牲他们赵家的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话，**制度下的**帝王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答应。整个庆历新政中的种种举措，“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官长”，无不是以裁汰不称职之官僚为目的的。赵宋开国半个世纪以后，整个官僚阶层已经完全成为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严格施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打个“新年特价优惠套餐”的折扣，也得让至少一半以上的官员下岗。这个大手术实在是太大了，对于赵宋王朝的病体来说无异是有较大风险的，搞不好大出血就惨了。需要开刀的还远不只此一处，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为了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要随之减少。这样搞起来，普天下所有读书人，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都要被这场改革动摇了。简单的说，就是要改变太祖、太宗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广大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这所触动的就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利益了，而是整个从读书人到官僚集团大面积阶层的利益了。他们是赵宋统治的基础，由此足见改革的阻力之大。庆历新政，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只是大家没有想到，结果来得如此之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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