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宋朝三位皇帝带来烦恼的李继迁死了，时年23岁的德明嗣位，自称“定难军留后”。继迁临死告诫他的哲嗣，要展开和平攻势，“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宋史·向敏中传》）
连年战争谁也受不了，对于定难军的党项人来说，新生政权尚未稳固，新获之地亟须整顿经营，久战之师亦待休息。特别是与宋朝的战争使得宋方在边境贸易方面，始终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用“经济战”之手段，稍有细故即宣布绝市，而使商旅不行、贸易断决。相对与宋朝经济来讲，定难的党项人依附性更大，基本生活消费品皆仰仗边贸，譬如两川的茶叶、靖边的青盐，以及粮食、绢帛、茶叶、瓷器、铜铁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连年战争，使得党项人亦陷入困境，“贼境艰窘，惟劫掠以济，又藉夏、银、宥州民之丁壮徙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六年九月壬辰）；其次，原本互为奥援，两厢呼应的夏辽关系也由于宋辽两朝订立“澶渊之盟”，使得西夏暂时失去了政治上的声援。如果德明继续对宋战争，将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三，宋朝贯彻“以夷制夷”的政策，联吐蕃以制党项，从潘罗支到他的弟弟厮铎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对李德明也是一种实在的威胁。
而我们知道，宋朝基本是一个对外采取守势的内向型王朝。为防止藩镇割据、军人作乱，目睹唐末至鉴、五代惨祸，使得宋朝诸帝绝不会冒割据势力再起之险而求称雄于世之名。宁可忍受外侮、屡订和约，也要维持自身政权的巩固。这基本是一既定国策，在“澶渊之盟”的真宗时代最终确立。“韬光养晦”与“苟且偷安”仅一线之隔，表现相同，实质殊异。至于吩咐后代“不出头”的，更是宋朝老祖宗式的言传身教了。这一点，除了个别皇帝，宋朝贯彻得很好。于是知镇戎军曹玮（曹彬的哲嗣）的上书就注定没有效果了。（“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仅国危子弱，不即禽灭，后更强盛难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以河西为郡县，时不可失。”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三年五月辛亥）宋朝的那些读过书的朝臣们却惊人地一致却伐丧非议，不如恩致德明，把曹玮的奏章扣着不上报，并请降诏招谕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归顺者，厚加爵赏。实在是真措大，迂腐之极！
我们再看李继迁起兵以来，对于定难党项人，宋朝基本是抱有很大幻想的，希图对他们以笼络为主，幻想其自动归附，于是又是一场“大团圆”的结局。实实是一厢情愿。继迁作乱，历次宋朝只求击退即止，不图斩草除根，屡屡放弃最好的时机，最终酿成辽朝之外又一重大威胁，直至继迁之孙元昊最终坐大西北，建立西夏国家。实乃只知“韬光养晦”，不知“有所作为”，一味“摸石下河”、“善于守拙”，谈何“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明显是缺乏连续性和前瞻性的表现。
景德二年的和约，是宋夏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和约。这个和约给定难党项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定难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对外，德明一方面与宋缔约，通过朝贡贸易等途径，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同辽继续结成联盟，得到辽的政治上的声援，增加对宋讨价还价的砝码，初步稳定了政权。同时，“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相继攻占甘、凉二州，降服瓜州王贤顺，初步征服了河西，为其子元昊进一步彻底统一河西，称帝建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德明日后得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清人吴广成赞他，“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
李德明在位的二十九年，被范仲淹用满含深情的笔调形容为，“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景德和议之后，终德明之世，与宋朝保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双方“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党项人经常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国人总是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食肉者尤其如此。大概在这时的宋朝君臣看来，李德明是很恭顺的，尽管对他在自己的小地盘儿里搞僭越有所耳闻，但宋朝是“大国气象”，是“负责任的大国”，眼不见心不烦嘛！在皇帝老倌儿看来，李德明就是一只乖巧的，带有黑色杂毛的小黄猫，他那深邃而漆黑莫测的眸子里，闪烁着的光芒给人带来许多遐想......东京的寝宫之内，铜炉薰燃檀香，华烛闪烁光辉，一时光耀如昼，异香绕梁，如入仙境。锦榻上的赵家天子沉浸在轻烟氤氲之中，恍惚之间，那只小猫迎风怒长，瞬间化作一只卧榻旁的猛虎，这只斑斓吊额白睛大虫，正对着苍茫夜空，一声紧似一声地狂吼。这才是李德明！幸好这只是一个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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