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俞平伯的批判敲响锣鼓，报纸上又开始批判起了胡风。
胡风，又名张光人，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先后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书记的职务，是中国左翼文化阵营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是鲁迅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左派作家内部因文艺思想观点发生了争论：周扬（当时叫周起应）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则提出了“革命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双方一直论战。胡风坚决支持鲁迅，与周扬等人结下了疙瘩。解放后，周扬当上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成了胡风的顶头上司，掌握了全国文艺界大权。
胡风的文艺思想与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有许多相悖之处，胡风还主张：文艺界应该确立鲁迅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思想。因此，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从1952年开始就组织人马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他们指责胡风反对**的文艺思想，是文艺界里一个宗派小集团的头子。
胡风不服气。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称为"意见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按照正常的手续，胡风把"意见书"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央政治局**，刘副主席、周总理。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几年来文艺界“宗派主义的统治方式”变本加厉。他写道：“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被放上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底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的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主席看了胡风的《意见书》勃然大怒：“这分明是说我的文艺观点是‘五把刀子’啊！真是猖狂之极！”——胡风所列举的“五把理论刀子”恰恰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主席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必须予以彻底地批判。”
中央政治局在1954年底公布了胡风的意见书，决定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于是全国大小报纸、杂志批判的文章连篇累牍，猛烈的火力从胡适转到胡风身上。他的朋友们也不得不写文章批判他，忙不迭地和他划清界限。
胡风的一个朋友舒芜积极揭发批判胡风，1955年5月中旬时把一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亲自交给了中宣部领导。林默涵、周扬和文艺界的领导同志看了以后，感到信件很重要，因为这些信件中有一些隐语和暗号不容易看懂，好像是影射攻击**和文艺界党的领导。例如，信中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骂成是“屠杀生灵”的“图腾”，甚至还把党中央称呼为“董事会”，把党在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以及一些党员作家、艺术家，称呼为“马褂”、“市侩”、“帮闲”等等。
周扬说：“批判胡风是**交下来的任务，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材料还是要送主席看一看才好。”很快，舒芜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主席审阅。主席一看，愤怒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进来，主席一迭声地喊道："快，快请少奇、总理，叫罗瑞卿也来。"李银桥赶快拨电话。**、周恩来不知何事，急忙奔到丰泽园来。罗瑞卿也同时赶到。他们进了菊香书屋，主席不及让坐，就拍着那沓信件说："你们看，这是胡风的一个朋友交出的胡风的信件。过去说胡风集团是一个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杖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周恩来见问题这样严重，都接过信件看起来，刚看了两页，不禁都皱起了眉头……
胡风问题的性质定下来以后，主席又和刘、周等人商议了几个重大问题。
周恩来因为忙着要准备出国的事，便先告辞了。过了几天，周恩来准备率团出国，公安部免不了又要做许多安全方面的工作。这时，中国的民航飞机还不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能力，周恩来这次出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架飞机当时正停在香港启德机场。临行前，中央决定周恩来先去缅甸访问，由那里直接飞印尼，故周恩来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了，中国记者和一些工作人员来到香港，准备乘这架飞机去印尼。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定于4月11日起飞。正飞着，突然一声爆炸，克什米尔公主号拖着烟和火舌坠入大海。香港警方很快侦破此案，原来是台湾特务，探知周恩来要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去万隆开会，便利用飞机在启德机场停留之际，在飞机里装上了定时炸弹。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谜大白于天下之后，中央和全国人民都被这一凶残的暗杀阴谋所震惊，他们都睁大了双眼寻找暗藏的反革命。于是，胡风及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信件马上被看成是反革命密信，主席命令《人民日报》把这些信中的话摘录下来，以《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题发表。他彻夜埋头疾书，为这些材料写了很多按语，指出这些语句的要害所在。
在此同时，公安部大院里一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办公大楼里干警出出进进，一辆辆警车都进行了全面检修，将要出击的干警们都在反复熟悉地形、道路。
1955年从1月以来，胡风眼见报纸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不禁心情沉重起来。5月13日，《人民日报》忽然登出了他给一个朋友的信，把他们改称"反党集团"，知道事情不妙。5月18日晚上，胡风正要入睡，忽然有人敲他这座四合院的大门。胡风问道："谁呀？有啥子事情？"对方是居委会主任，回答道："清查户口。"胡风打开门，五六个警察冲进来，"咔咔"两声给他戴上手铐，为首者宣布道："胡风，你被拘留了。"接着把他押到书房里开始查抄。
于此同时，胡风的许多朋友也被逮捕，查抄到了大量的来往信件。罗瑞卿把抄来的信稍加整理后，立即送给了主席。主席一边看着，一边骂道："芦甸在信里说要以攻为守，是了，胡风的上书言事就是这个策略。这又是一封，你们听他说些什么，'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镇反运动害怕了，骂我们了，被敌人骂光荣得很。这个张中晓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特务，他的反革命感觉很灵嘛。我们的好些人，政治嗅觉大大比不上他，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这一封写得更可笑，竟说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要'呜呼完蛋'，哼，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
主席批点完了，把这些信件归拢到一起，指示秀才们把批点过的那些段落摘出来，编成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加上自己的按语，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紧接着，在全国清查所谓的“胡风分子”。胡风的亲戚、朋友、同事及同情者、投稿人都在清查之列。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员32人。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十年之后，1965年，胡风被正式判处徒刑十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被彻底平反。这是建国以后震惊全国的文字狱！是思想文化界的一起严重冤案！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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