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杨森的确是一对十几年的冤家。
辛亥革命之时，杨森虽为四川军人，却在黄毓成的滇军中效力，后来川、滇两系为各自利益产生矛盾，继而发展为互相火拼，杨森曾多次大败川军，后来因为他是四川人而在滇军中受到诸多排挤，一气之下遂与时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刘湘密谋，倒戈相向，转投了川军。龙泉山大战中，他亲率所部将滇军杀得大败而逃，溃退五百余里，从此声名大振。其后野心勃勃的杨森一意独霸四川，在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帮助下，与刘伯承、邓锡侯、赖心辉等其他川军各部大打出手，几经血战，终于占领成都，此后兵分五路，向其他驻川部队大举进攻，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占领了72个县，部队也扩充到十九个师又十二个混成旅，一时声势之盛，如日中天，隐然已有川中之王的气魄。
杨森的崛起使刘湘大为惶恐，便拉拢滇军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同时又联合川军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等部，向攻城掠地的杨森发起反攻。杨森不支，被迫退据沱江右岸，正准备调集兵力反攻之际，其一师师长王缵绪临阵倒戈，公然通电指责杨森排除异己，企图统霸四川的野心。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亦电令杨军各部让出东大道，静候命令。1925年8月4日，倒杨联军强渡沱江，全线推进，杨森无力再战，退守嘉定，随后派员与刘湘输诚。刘湘认为杨森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轻信，遂要他交出全部兵权，走投无路的杨森只好接受刘湘的条件，解除兵权，于1925年11月1曰只身乘船离开夔门去武汉。
杨森到达汉口时，正遇吴佩孚打出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号，招兵买马，这使他感到翻身的机会来了，随即再度投靠吴佩孚，被任命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回川收集旧部。这时驻守川内的滇军袁祖铭、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正因与刘湘分赃不匀而导致内讧，也希望杨森回川共事倒刘，他见此良机，遂决定勾挂三方，借助他人力量，再次打回四川。
这时，袁祖铭已带兵占领重庆。刘湘的部队被分隔于上、下川东，不能集结，进退两难，被迫向杨森谋求合作。杨森急欲打回四川，两下一拍即合，在武汉签定了“丙寅公约”，刘湘归还原来杨森所属的兵权，同时商定由杨森统驭所部及刘湘的部分军队队驱逐黔军。刘湘承诺：一旦收复重庆，下川东即为杨森的统治范围。
杨森既得反刘派的支持，又与刘湘达成合作，可谓左右逢源，便于1926年2月从武汉返回四川。随即，他**着“三角同盟”的权谋，恢复扩张自己的势力，先是派黄莘牧为代表到重庆，与袁祖铭商筹吴佩孚所委“讨贼”事宜。经袁许可，又假道重庆，将驻防在上川东的旧部郭汝栋、白驹、吴行光、包晓岚、范绍增、杨汉城在万县集结，使部队迅速扩充到十余个师，约六十多个团，人枪七万之众。接着，他以“兵多地狭”为由，要求刘湘所部让出广安、长寿等地，同时派兵进占开江。袁祖铭见杨森气势逼人，考虑滇军客驻四川，脱离根基，恐为其算计，遂率部返滇。至此，杨森的实力和地盘大为扩展，控制了下川东各县，但终未实现其独统四川之目的。
杨森再次打回四川不久，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当时，刚从德国留学回国的朱德因与杨森同系四川籍，又都曾在蔡锷的护**里共过事，有一定旧谊，为此受北伐军委派，回四川争取杨森对北伐的支持。开始，杨森见北伐军势大，便采取脚踏两条船的策略，既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之职，欢迎朱德任其党代表，暗地里却又继续担任吴佩孚的“讨贼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不久，北京国民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陈毅，因身份暴露，不能安身，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介绍，也来到杨森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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