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歌暂且放下票儿与肖桂英的故事，先交待一下保定民国年间的土匪情况。
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保定的土匪队伍很多，稍稍夸张一点儿说，便是多如牛毛了。《保定志》里只统计了有些名堂的，就有五十多绺。旧话说，狗逼急了跳墙，人逼急了为匪。分析土匪中的具体情况，或者做下了什么坏事，被官府通缉追捕、或者被仇家追杀，在走投无路的当口儿，便会一狠心肠，当了土匪。或者欠了人家的债务，或赌输了钱还不上，不得不逃走，没有出路，就当了土匪。也有因为天灾，穷困潦倒过不下去的农户，被迫离家为匪。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一些旧军人，因为军饷发不下来，便成群结队地当了土匪。值得一提的是，谈歌察访保定民国时代的土匪历史，竟然还有为爱情当了土匪的。
满城县的大地主徐子平，有一个儿子名叫徐小双，那年二月二去曲阳县赶庙会，看上了曲阳县杨家村的女子杨玉梅。杨玉梅长得好看，徐小双一搭眼，就喜欢上了。上前搭腔，徐小双相貌堂堂，一表人材，杨玉梅也就喜欢上了。言来语去，话越说越多，用现在的话讲，两个人嘴里说着闲话，眼睛就对着放电，心里早就搂在了一处。杨玉梅也是个泼辣性格，就说：“你要愿意娶我，就回去跟你父亲讲，派媒人来提亲。”徐小双一口答应，回去之后，就让家里去曲阳杨家村提亲。可是家里不答应，家里已经给徐小双定下了满城县商会会长的女儿。再说，就算还没有给徐小双定亲呢，也绝对不可能答应杨玉梅这门亲事。杨玉梅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闺女，门不当，户不对啊。徐子平把儿子臭骂一顿，几乎动了家法。眼看这门亲事无望，徐小双急眼了。当天晚上，他就独自骑马去了曲阳，找到杨玉梅，二人就私奔了。可人二人能哪儿呢？干脆，夫妻二人当了土匪，在曲阳县的山上拉开了杆子，招兵买马。越闹越大。抗日战争开始。这夫妻二人领着队伍跟日本人打了起来。他们也曾偷袭日本人的据点儿，还攻打过曲阳县城。后来被日本人抓住，夫妻二人坚决不投降。被日本人割下人头，在曲阳县城的城头上，悬挂了半个月。这也算是土匪中间的传奇故事了。徐小双与杨玉梅生下过一个儿子，名叫徐大龙。被老百姓匿名收养了。解放后，徐大龙被曲阳县人民政府作为烈士的后代抚养，徐大龙后来考上了大学。现在加拿大定居。此是闲话，按下不提。
我们关于土匪即绿林好汉的概念认知，大多从旧戏文中而来，在国家不义的时候，土匪即绿林好汉们，或许是悲壮的正道，他们代表着另一种公正？秦叔宝，程咬金，窦尔墩等，这些大名鼎鼎的土匪形象，实在是影响了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仅是从戏文里看到，大难来临之时，他们怒目而视，敢于拼得鱼死网破。而且，这种绿林好汉多为艺术家们称道。可是，真实的土匪概念，应该不是这样的。至少，这样去认识土匪，在概念上是粗陋的。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专家，对保定民国年间的土匪历史，作了专门研究。谈歌的朋友石桥先生，是著名的学者，他写过此方面的专论。他在《保定匪患的形成》一文中，分析当时人们为匪的目的，无外乎三类：一类是躲人命官司。这一类，读者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水浒传》上这类情况甚多；第二类是图当官。民国初年，，天下大乱，有枪就是草头王，一些有财力的大地主、旧军阀，挑杆子，拉山头儿，只是为了壮大势力，想着日后被政府招安，跟政府要条件，弄个一官半职，也算是一条出路。这种为匪图官的人，大多是手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武器；第三类，就是图财。当时保定地面上流行着一句土匪的顺口溜：“当个土匪好，穿得好，吃得饱，钱财少不了。”很多穷人，或者不是穷人，走上打家劫舍这条凶残之路，过着出生入死，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为的就是钱财。石桥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概括总结说：“土匪的‘土’字，决定了中国的土匪多是农民成分。他们与土地是离不开的。说到底，当土匪是农民的另外一条出路。”农民么，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农民的出路无外乎两条，即或者当地主，或者当农民。如果农民最后也当不成了，那么就只有走第三条路，也就是当土匪了。所谓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开始都是以土匪面目出现的。黄巢如此，李自成也是如此，张献忠还是如此。这部小说里所讲的票儿与肖桂英，仍然是如此。
为了叙述方便，先介绍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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