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1朱焕龙的故事
朱焕龙依旧和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洗漱一番后，就拿起铁锹赶到他睡觉的窝棚半里远的工地上，估摸着今天要完成的工程量和他营里劳力今天的分工安排，此时他们都还在睡觉，即便是一天的劳作完成后，到了晚上，朱焕龙还要和营部其他人一起忙到很晚，统计今天完成的工程量和各个劳力的表现以便给他们记工，自成为民军进入这个工地一个多月了，天天如此。
朱焕龙的家就在他所在工地东北十里的张建桥村，张建桥村得名的缘由据说是村里张姓人家的先祖在沟通寿光到潍县的大道通过的弥河河段上建了一座木桥，以后人们就在木桥东岸聚集居住，形成村落。
秋汛一结束，张建桥所在的弥河河段就聚集了众多的从羊角沟来的施工队伍，他们先是在河道东岸挖了一条四里长的新的弧形水道，在水道贯通原先的河道之后，就在新开挖的水道上游的北侧，下游的南侧各新筑起一道土坝把原先的弥河河道拦腰截断，已经不多的弥河河水则顺着新开挖的河道绕过被两道土坝圈起来的河道。随后这些施工队伍开始排干积水，深挖地基，说是建一道石头大坝，把上游的水存起来，形成一个大水库。
那时的朱焕龙还是张建桥的一个普通的村民，说他普通也不太对，他是村里田地最多的几乎大户中的一个，光是水浇地就有五十多亩，加上次点的旱地总共有一百多亩田地，还有六头大牲口，十多间一砖到顶的大瓦房，不说是家财万贯，但却是实打实的殷实人家。
像村里其他几家田地多的人家一样，朱焕龙自己只留下四十几亩地，其他的田地租给同村地少的几户村民，他自己和家人又雇了两个长工，除了侍弄这四十多亩田地，平时农忙时租赁大牲口耕作，农闲时赶大车都能增加一笔不菲的收入。
朱焕龙今年三十四岁，他家的日子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殷实，爷爷那辈就很殷实，那时就有良田近二百亩，可是到了他父亲那辈，老弟兄六个分家后，只有三十多亩，尽管父亲能持家，可在父亲持家的那些年，家里只增加了十亩地，到了他们弟兄三个等分家后，每人不足十五亩地，而且还有一部分河滩边上的涝洼地。
在朱焕龙17岁成家的那一年，在长辈的主持下，按照田地的好坏分成三份，唯一一头大牲口那匹大马顶补在河滩地占多数的薄地那份，他们弟兄三抓阄，作为老三的他手气不错，抓了副好阄，全是良田，大哥抓的是河滩地那副最坏的阄，看到大嫂哭闹骂大哥无用，想着大哥一直对自己不错，加之自己刚结婚，还没有小孩，就主动和大哥换了。
人的发家不一定就在哪一刻，朱焕龙分家时的十五亩地有九亩在河滩上，剩下的都是好地，他琢磨着凑在一起好管理，就把这六亩多好地同河滩上相邻地块的人家换了十亩多河滩地，又在往下的河滩上开了五六亩紧邻河滩的荒地。
当时朱焕龙的作法村里人都笑话他不会过日子，放着好地不要要孬地，还开了荒滩地，这些荒滩地每年都会被水淹，即便是原来的河滩地也很危险，而且有涝渍，就是出盐花，地很碱，不长粮食。
正如村民们议论的一样，第一年朱焕龙耕作的这二十多亩田地的收成除去种子肥料和税负，加上两口子的吃穿用度，竟然勉强弄了个顶推，好歹没赔本，这还是爹娘看他是老小，偷着给他送回他应该给的赡养老人的钱粮。
在村里人的笑话中，朱焕龙并没有灰心，在他小时，家里条件还算不错，爷爷是村里的大户，他和几个弟兄都上了几年私塾，由于数他小，所以他上的时日最长，大哥二哥都是只上了一年，勉强能写自己的名字，他俩早早就务农了，这也是朱焕龙主动和大哥调地的缘由之一。上那几年私塾时，朱焕龙的爷爷还在，除了种地，每年两季收粮的时候，还往潍县和寿光贩粮，当时雇着一个账房，聪慧好学的朱焕龙跟这个账房学会了算术。
而在上私塾的那几年，朱焕龙大多跟随爷爷一起生活，爷爷给他很大的影响，与他们兄弟是在成家后就立即分家不同，他父亲弟兄们分家却是在爷爷去世后才分得家，朱焕龙记得每当到了冷天，一家人都闲了下来的时候，爷爷就会和长工们一起把咸菜缸盖上翁头，再和泥把咸菜缸直接封死，一家人一冬天都吃不上咸菜。
后来大了朱焕龙才知道，爷爷把咸菜缸封死，是怕冬天一家人吃咸菜拉饭，冬天人是不能干活的，照爷爷看来，就是白瞎了吃的粮食，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吧。朱焕龙的父亲行伍，他的六叔好酒，每当喝酒都会被爷爷臭骂一顿，嫌他不会过日子，六叔为了下酒，偷着腌了一小坛子盐豆，被爷爷发现了，生气的不行，最后狠狠心，中午那顿多做了四斤饭，一大家子三十多口人把那坛子盐豆全吃了，但是第二天爷爷又心疼昨天的饭食，中午那顿改成了地瓜粥。
爷爷对家人很是抠门，可是对家里雇佣的长工短工等帮工，伙食却一直不错，赶上农忙，还会打酒买肉，朱焕龙记得爷爷那时说过“长工地里干多少活，卖多少劲，很容易知道，就看看他们的碗里的饭食就有数。”
父亲和爷爷的来盘差不多，也是勤俭持家过日子的好手，赶上什么义和拳红灯照加上南面德国人修铁路等等祸事，还有时不时的大灾荒，可即便这样，家业在父亲手里都得到扩充，哥三都说了媳妇，都有五间大瓦房，分家时还一个弟兄十几亩地，而六叔分家时的四十多亩地没几年就折腾光了，不得已携家带口闯关东去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朱焕龙分家头一年就弄了个近似赔本的结果，很是懊恼，但他想着爷爷和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种地就是和田地做个良心买卖，你使得劲多，田地出产就多，使得劲少，田地出产就少，这个使不了假。”
就在这一年冬天，别人都在家“猫冬”，他和媳妇俩人一人一把铁锹，在自家的河滩地上愣是忙了一冬，按照一些种地的老把式指点的方法，把那些河滩地全部起了拢，大冷的天硬是在冷冰冰的河底挖来塘泥，自己再装上大车拉到地头堆在地里；河滩新开的荒地地势低洼，即便是起了拢还可能被大水淹，来年他就种上玉米高粱这些高杆作物。
看着小儿子在忙，他父亲一冬也没闲着，背着一个粪篓在寿光到潍县的大道上整整呆了一冬，硬是给二十几亩地上每亩攒了一方多肥料，怕引起另外两个媳妇的抱怨，他母亲给两个哥嫂带了一冬孩子做了一冬的饭。
第二年河滩地上先是种的大豆，收了大豆秋后种的麦子，那五六亩新地种的是玉米和高粱，整整一年多，两口子几乎天天泡在地头，一锹一锹的从上游的河道挖了一道二里多长三尺宽，一尺多深的水渠，使原来的河滩地变成了水浇地，挖渠挖出的土全部铺在新开的田地周边，又多开了七八亩河滩地。
等到秋后算算收成，刨除费用，这一年还剩下不少，关键是那些河滩地经过施加塘泥大粪和种植一季大豆，经那些种地的老把式评定这些地已经是上地了，不再是中田，仅这一项，他两年就赚了五亩多上地，十亩多薄地。
等到河滩地那边上了道后，不再用大费心了，朱焕龙这一个冬天也没闲下来，套上马车去潍县寿光拉脚，别人的牲口喂麦秸，偶尔添点豆饼豆子，他家的牲口吃的是热天从河滩上晾好的青草，玉米豆子也时常的添上不少，这使得他家的牲口有劲，脚程快，很短的功夫，他的这个优势就被客商发现，同样的价格客商都愿意雇他的马车，最后雇他的马车拉同样的活都要比别人贵上三成，还挨不上号，因为朱焕龙知道珍惜马力，每天接多少活都是一定的，从不滥用马力，这也使得他的牲口始终保持最佳的状态。
就这样忙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朱焕龙三十四岁的时候，也就是今年，他已经是村里最殷实的人家之一了，与他的爷爷父亲一样，他仍旧保持勤俭持家的传统，但与他的父亲和爷爷又有所不同，他读过几年私塾，识字不少，等到日子安稳，手头宽松下来后，除了继续劳作之外，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读书上，也算是中国历代半耕半读的读书人的一份子，只是由于之前只是上过几年私塾，学识不高，加之长居在一个小村中，所以也没有真正的融入那些前清秀才民国洋学生构成的所谓读书人的圈子，还是一个识字多见识多的农民或者是地主。
那些羊角沟来的施工队一开始施工，朱焕龙就几乎天天到那个工地上看看，别人是看热闹，他却是看门道，在与这些施工的人员攀谈后，他再一次听到民军这个词语，之前接触到民军却是因为他两个十六七岁的侄子参加了民军，一个去了临朐，一个到了羊角沟，让他吃惊的是一个月后，两个侄子都写信回家。
说起两个侄子，就得说两个哥哥，在他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时，大哥二哥的日子却每况愈下，两个哥哥也都算勤苦，只是运气差点，老大朱焕牛七年前摔断腿，花了一笔钱也没有完全治好，留下残疾，重话干不了，大侄子还小，家里的日子少了顶梁柱，每况愈下，幸亏有那十几亩地支撑，日子过不下去就卖上一亩，就这样勉强支撑到现在，家里的地只剩下六亩地，勉强够一家人的口粮用度，若是要交税就入不敷出，大侄子朱庆金24岁了才用他15岁的三妹妹换亲说了个媳妇。
老二朱焕马更是倒霉，看到老三赶马车赚钱，自己也弄了辆大车拉脚，头两年确实赚了几个钱，但一次出车，碰上砸杠子（抢劫劫道），货物丢了不说，牲口和马车以及他人却都没事，本是好事，可货主硬说老二勾结土匪，这不老二就惹上官司，老百姓惹上官司那还有好事，钱哗哗的花，最后倒是赢了官司。老二也没事，可是老二的家当也败得差不多了。
两个哥哥家中接连出事，村里人都说朱家这一枝子老弟兄三个的福气全部集中在老三一人身上，朱焕龙对着也信也不信，信是大哥二哥都遇上祸事，只有自己顺顺当当，不信呢是自己比两个哥哥起家时的情况要差，可是那几年自己受的累吃得苦可是比两个哥哥加起来都多，大伙只看到贼过年，没看到贼挨打。
老辈就说，富不过三代，朱姓在村里是大姓，朱焕龙的太太爷爷就是一个大地主，上千亩田地，可是吃喝嫖赌败了家，到了他爷爷那时起先还是佃户，爷爷是贩了两年私盐，加之能干会过日子，这才慢慢的又起了家，可是到了他这一辈，一分家都分成小户了，他的一些堂兄弟现在只有三五亩田地，有的甚至是纯佃农，这些堂兄弟有的人家日子越过越宽松，地也越置越多，有的是每况愈下，老辈们分下的物业全部败光还落下一**债。这些败家的堂兄弟们有的是和他两个哥哥一样，能干却运气不好，惹上祸事败家；有的是奸懒食馋不务正业，不好好干败家的。
但大部分却是算计不到一下子添了窟窿（债务），窟窿越来越大慢慢的填不上了败家的。种地除了运气和力气，还要靠算计，种子肥料雇工等费用，还有大头的税负，开春就得好好算计，今年的收成刨除这些费用还能剩多少，算计好一年一家人的用度，安排好一年的生活，有的人不是不算计，但他把收入往宽处算，支出往紧处算，一下大手大脚，赶上收成不好或是支出加大，一下子就添了窟窿。
有了窟窿就得填上，种地的很少有余钱，只能借“印子钱”，借了印子钱也不要紧，这个几乎每家每户赶上救急时都会借点，明年收成好了还上就行，怕的是明年继续亏本，只能再借，窟窿越来越大，直至堵不上了，只能变卖田地物业，败家就是这样败得。
对于两个哥哥他当然尽量提供帮助，但老话不是说了，救济不救穷，帮只能一时，他只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多给两家准备点酒肉布料，在他看来两个哥哥家翻身的希望就在那六个侄子身上。
两家的这个情况肯定孩子们没法读书，临朐的是二哥的17岁大儿子朱利银，羊角沟的是大哥16岁的二儿子朱利有，俩侄子从小就很灵透，尽管只是认得几个字，但是朱焕龙教给他们算账的方法却是一学就会，看着这些出息的侄子，朱焕龙这才认为两个哥哥翻身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当年爷爷也是从穷人过成大家主的。
侄子的信他读给两个哥哥的，信上的字迹还比较稚嫩潦草，而且使用的是类似钢笔的书写工具，信得内容大体一致，都说在他们所在的基干民军过的很好，每天吃饭管饱，中午那顿饭都有油腥，早上晚上吃的咸菜几乎就是咸鱼，已经领了两套新衣服，除了军训，他们更多的是文化学习，老大的二儿子说是将要分配到测量队，老二的大儿子则说要分到矿场。
两个侄子的信让在他们被“强征”参加民军时担心不已的家人大喜过望，真的是没想到当初征召他们参加民军时说的是真的，当时就说参加民军后主要的不是当兵，而是当工人，当职员，而且还会上学。
在村里，朱焕龙是很有见识主见的人，村民中有什么问题都习惯找他参谋一下，遇到纠纷特别是涉及到分家分地和相邻地块的田产纠纷都因为他会算账找他解决，往往都会以他的意见问准，他也经历了改朝换代，加上洪宪皇帝以及那个小皇帝的复辟好几次了，山东地方上的将军换为督军也好几个人了，对于现在那个陈护军他采取一直对待官府的态度方式应对。
当年他爷爷贩过私盐，但从不和官府打交道，当初和他同时贩私盐的人很多，可得以善终的没有几个，缘由就是和官府过于亲密，官府是查缴私盐的，本是贩私盐的天敌，但是离开贩私盐的人，那些查缴私盐的官吏就没有好处，往往是大多数贩私盐的通过向关卡上的官吏行贿，得以通行，久而久之都非常的熟络。
这种利益均分看似平等互惠，但是却是非常不对等的，换了主官或者上峰有严令必须抓上几个人交差，这时平日称兄道弟的官吏立即向贩私盐的下手，而贩私盐的往往不曾防备这些平常交好的官吏。
用朱焕龙他爷爷的话说“贩私盐的就是官吏们养的一头猪，平时拔根猪毛算是捞点外快，赶等到猪养肥了，到了时候了，再杀猪吃肉。”有了这样的教训，他爷爷就把不和官府打交道作为家规祖训传了下来。
朱焕龙也基本上遵守这条祖训，但作为张建桥村的大户，一些应酬就不能推掉，但是朱焕龙从不和官府的人深交，就算纳税缴粮时吃点亏也认了，他知道这些官吏都不是省油的灯，凭啥给你少点，肯定是为了捞更大的油水，所以他应可当时吃亏，也不留什么后患。
任何官面的征税拍款这些事朱焕龙都是村里第一个相应的，很积极，而且从不计较多少，有一个年头他算了算完税后刨除费用，种了一年地竟然是亏本，就算这样他也认了，从二哥打官司这事他也验证了不能沾惹官府，想从官府那里得到好处，想都别想，不占老百姓的便宜就是烧高香了，还想占官府的便宜，这是他坚持的很朴素的原则。
但是两个侄子的事情第一次让他产生了疑惑，随后秋汛过后这个民军施工队又让他的疑惑更加大了，通过攀谈，他知道这些民军施工队员们以前都是逃难的灾民和随家人当兵迁移来的也是在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的灾民，这小半年的时间，羊角沟的那个护军司令管吃管穿管住，而且吃穿都很好，住的说是和司令住的一样的房子，别的看不出来，可看看这些施工队员们的脸色油光铮亮，穿的都是一色的新服装，朱焕龙不得不信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接着就是秋冬税的征缴了，县府征税的人换了大半，在秋收前的估产时定的产量就是纳税的基准也和实际的收成一样，最后纳税时竟然按套来的，朱焕龙算算了一亩地平均竟然比去年少了一半。
这样的好事却把朱焕龙吓坏了，有这样的官府吗？官府会吃亏吗？肯定会从别的地方找回来，果不其然，纳税后不久，他和整个村子的人接到通知，他们成了民军了，和那些施工队员一样的民军了。
不管朱焕龙乐意不乐意，他成了民军，套用比较时髦的话，他“被民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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