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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年六月，南唐派宗室李从善及大臣钟谟入贡。周世宗问钟谟：“江南也治兵修守备吗？”钟谟回答：“已臣服大国，不敢再治兵修守备。”周世宗说：“昔日两国为仇敌，现在亲如一家，大义已定，没有什么忧虑的。然而，人生难期，后世之事不可测知。你回去转告唐主，趁我在位，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后代作打算。”钟谟回去告诉南唐君主李璟。李璟将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兵少的增加之。（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四即最后一卷显德六年）。
任爽在《南唐史》中评说此事,说“这件事情发生得突然而奇怪，不仅使南唐君臣对周世宗的话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对此做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周世宗英武睿智，一生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此番要求南唐修缮城池、训练甲兵，以备长期割据，无疑下下之策。”这也是一般读史者都有的疑惑。
首先要说明的是，周世宗就在959年六月去世。去世前心智清醒。
在见钟谟之后，对宰相、枢密使、军队高级将领等还有调动，有明显布局。
比如文的方面：“加王溥门下侍郎，与范质皆参知枢密院事。以魏仁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枢密使如故。”，以枢密院、中书、门下互参知的形式，加强死后主持国家的文臣的集体决策力量和制衡。以财政能手三司使张美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提高张美的地位，以便财政的协调。临终吩咐宰相范质、王溥起用当时正在服丧的翰林学士王著（928－969）为相。王著，后汉乾佑间(948—950)进士。在郭威为后汉邺都留守时（950年），柴荣为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听说他的名声，召至门下，是世宗的“幕府旧僚”。“屡欲相之”，因王著嗜酒，一再拖延。此时起用，用意也是加强主持国家的文臣的集体决策力量，并且可能借重其年轻而且“性豁达，无城府，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宋史》王著传），引进新一代文臣力量，既制衡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是在郭威在位时已掌握大权），也为政府的长远人才培养作打算。
武的方面：罢郭威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之位，以赵匡胤代之，原因并不在于赵宋所捏造的“点检做天子”的神话，而在于对张永德判断协调能力的不信任。以郭威外甥猛将李重进领淮南节度使（扬州）以防南唐，亲信韩通领天平节度使（山东东平），赵匡胤领归德节度使（河南商丘），以向拱为西京留守（洛阳），且韩通、赵匡胤驻京。
司马光评论此事说“夫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一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民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江南未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规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世宗近之矣！”，是从儒家的理想角度评说此事，但周世宗一生务实，未见特别推崇儒教（甚至收了孔子庙的租税，历代帝王一般不收），恐怕有点错误的解读，虽然如“宏规大度”等赞得还是对的。
任爽在《南唐史》中评说此事，“这件事情发生得突然而奇怪，不仅使南唐君臣对周世宗的话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对此做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周世宗英武睿智，一生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此番要求南唐修缮城池、训练甲兵，以备长期割据，无疑下下之策。”，怀疑周世宗把江山人民视为自己的私产，此前致力于统一，原是出于一种自私的考虑，一种难以抑制的占有**。因此将死之际，感到人生如梦、前途渺茫，觉得自己和后代再也不能占有天下，于是一反常态，放弃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告诫李璟修治城池，以备不虞。而当时的太子柴宗训，年方七岁，孤儿寡母，一夕之间落入一班悍将武夫之手，其下场已不难预料。五代军阀跋扈，废立君主如同儿戏。周世宗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在临终之际，除了之外，“吾与汝大义已定”有借助南唐之力以襄助年幼的新皇帝的含义。
恐怕也很不合现实，南唐治兵守备，对柴宗训有何好处？大概只有落难时逃奔南唐？导致柴宗训落难的事变，或者是北方外患或者是有力军阀反叛，而南唐败国，元气已伤，会否为了无亲无故的柴宗训得罪其他军阀？何况既与周打过战争，就已结下仇怨，柴宗训还算是仇敌之子。据后来郭威的外甥、后周劲将、侍卫亲军都挥使李重进在淮南起兵反赵匡胤，南唐不敢援助李重进的情况来看，南唐是不可能援助孤弱的柴宗训。
其实我们还要从周世宗的经历看看，从出生开始（921年）就是战乱，经历947年契丹进入开封后派军官四处掳掠，天下大乱的惨况，就在说这话前的几个月，还在北伐契丹，收复了三关，得了病被力劝才回开封。可见其念念不忘的策略，是要防止契丹的威胁。此前所以仅割南唐的淮南，没有吞没南唐，其原因在于其目标并非武力统一南唐。而是通过打淮南，一是得到包括制盐之地的富庶的大片地方，作为财政支持；二是以长江为界，更易守御；三是打出声威，南唐不敢扯后腿。北伐契丹，如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则武力之高，声威之高，整个中国都不能不服，除了死敌北汉刘氏，不战而下，哪用的着像赵匡胤兄弟打缩小了的本土都打十多年呢，最后还要让西夏、越南坐大。当然这是一场赌博，但战争的输赢谁能预料呢？
关键的地方是理念不同，“天下”在周世宗看来是一家，有对人民相当好的小国君主存在也没有所谓；而“天下”在赵匡胤兄弟眼中看来，只是“卧榻”，不容他人鼾睡。这种权力观，也导致赵光义害死弟弟、侄子，吓傻儿子，更导致宋朝富贵而兵弱的命运。
周世宗为中国考虑契丹的威胁，北伐既已在诸将阻拦和自己得病后，中途夭折。在自己死后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的儿子尚小，朝廷主事者范质等人是文臣，无驾驭武将之力，况且随同北伐的武将在自己得病之前就已反对继续向幽州进攻，也不会有那个将领会北伐了。那么契丹对幽云十六州的占领会渐渐稳固下来，在中国势力弱化的时候，很容易就引起另一次长驱直入，中原沦陷。而南唐如果不治兵修守备，则全中国的沦陷也是可以想象的。以唐太宗自许的周世宗，一生想统一中国和振兴中国，当然尽力阻止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就让钟谟告诉李璟治兵修守备，防止契丹继续南侵，像南朝一样，留下中国人的种子和文化。而为什么没有全盘说出？
这就要说到这个被派到开封的钟谟，是很聪明的人，博闻强记，巧言善辩，此前出使曾被周世宗强留，和冯延鲁等人在后周做官，很受周世宗看重。与此后宋朝开国之初，疏远南人，“南人不为相”的政策也是一个心胸大小的对比。但钟谟因此也在周世宗死后不久被李璟疑忌以至处死。恐怕详细的说话已湮没在权力监控的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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