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面对霸道判决词犯人能有什么意见
“陈本虚，你这个反革命杀人犯，人民政府现在要枪毙你。你还有什么意见？”
本来应该经过判决的程序，这在当时，千真万确，就是这样向我宣布了。今天我和我的朋友们说起这事，尤其和是年轻朋友们说起这事，他们就睁起眼睛，放开了一脸的疑惑：
“老陈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就莫搞笑了，人家就这样子，就判决你了？就判你的死刑了？是真的吗？”
当时在我们凤凰城，这事真的由全县革命人民群众进行讨论。甚至在有我父亲，母亲参加的大会上，也平等、民主地，让他们发了言。所以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民主、人权，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也是全世界，或是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民主、人权吧。
我不知道，安排这事的人，是不是爹妈生的。或者，是不是人生的。当然到现在也不敢想象，当时我母亲父亲，在和别人一起讨论这事时，他们的心情如何。更不用说，事后还有人，向他们要子弹费。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要子弹费的事。就问父亲母亲。父亲听了，他那没有肉的脸，一下子就阴沉下来。母亲呢，则在那里，又破口大骂了：
“那些悖时砍脑壳的。”
也可见那时候，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什么样的极致。 当然，全国也是一盘棋的，也有人问林昭的母亲，要五分钱的子弹费。
面对着如此横行霸道的判决，你一个被绳捆索绑了的犯人，能有什么意见？总之，我就像以后才知道的阿Q那样，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押出了大牢的门。
对中国的法律，我一直没有研究。不过，早在承传了中国高台教化的凤凰城隍庙戏台上，我就知道这个常识了。以前的犯人们在遭斩决之前，是能够和家人话别的。有时还要罗罗索索地，唱上好一阵子，要唱得在台下的人不愿意听了，才行斩决的。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法律在什么时候，改成了犯人被处决之前，不能够和自己的家人，见上一面了。
在绳绑索绑的当时，我也只有和中国所有的犯人一样，在心里头想象着：日你妈妈哟，老子陈本虚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凤凰的好汉。
还是有点运气，就是去死，也不孤独。和我一起上法场的，还有三个犯人。他们当中一个，是和母牛发生不正当的关系，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反革命流氓犯；一个是我们凤凰城有名的石连副，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特务分子；另外一个，是用印得有领袖头像的报纸，打布壳子做鞋的女反革命分子，罪名是地主婆现行反革命。
我的罪行最简单：反革命杀人犯。
其实我明白，陈本虚只是在那天晚上，亲眼看见他的堂兄陈静虚一伙人，黑衣蒙面，夜半持刀，趁着蒙胧夜色，闯进了凤凰县长马守田家里，把马县长杀了的杀人犯。
激起陈本虚写这本书的，倒是一位业余作者的父亲，那位叫做赵德孟的人挑起的。
就像很多年后，想不到我的大哥陈静虚，会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修出来这么个堂堂皇皇的凤凰居；也想不到很多年前，我十几岁时，就有了牢狱之灾，更想不到我会在东莞长安村，写出来这一本书。
有人说，什么时候了，谁还看什么书啊。就你陈本虚，算个什么鸟，也敢写书吗？对，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公平，这么好。大狗可以大叫，小狗也能够小叫；大狗可以小叫，小狗呢也可以大叫。
那是在《凤凰文艺》谋饭时，业余作者常常来交稿件。有个人每次来，都带上一大迭，上篇还没看完，下篇又来了。坐在你家里，说这谈那，哪怕你要开饭了，也没有走的意思。可你叫他吃饭，却死活又不上桌。米黄色的，红卫兵用过的，很有沧桑感的从口袋里，仿佛有看不完的稿子。
编辑部人个个怕他。那时我刚从外地学习回来，他们就出了个馊主意：“我们水平低，那边一楼，有个才从北京大学来的高手，你去找他，说不定，能够帮你。”
他送稿子时，我顺手给了他一本杂志，上面有我的一部小说。看完稿件，我却跟同事们看法大不想同。认为他是凤凰这地方，目前最有前途的业余作者，还特别喜欢他的那份执着。把他叫来，好好地鼓励了一番。不久，他又来了。这次跟在他后面的，还有长得如是他的爷爷般，白发银须飘然，精神矍铄的父亲。
“陈少爷，你的文章，我看了，很感动。好久没有见面，真的想不到，你会有今天。我当时就说，你不会是虫，你是一条龙的。”开场白，他就这样说了。回过头还冲着他的儿子：“你要向陈老师学习，要学习他的有志气，有上进心。陈老师，是我们凤凰的小沈从文。你以后也要当我们凤凰的小沈从文。”
看着他和儿子一样大的嘴巴，我愣得说不出话。听着他肉麻的话语，我不知道，他对我的今天，究竟是褒？是贬？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又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本虚，你还没有忘记吧？”
知道他说什么了，这可是我伤心事呵。伤人心的事，只想让自己知道，就行了。人们总想说自己过五关，而不愿意提走麦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就是许多年前，我被凤凰县革命委员会，执行死刑的那一天。这件事情，我当然是记得的。多年来，可以说是时时，天天，月月，年年的记。可具体是哪一天，我还没他记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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