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做人准则
一个人要有良心，要有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七十年代初，北京来人调查同班同学李鉴根。讯问的问题特别，就是问，李抢过枪没有，抢过自行车没有，搞过电台没有，一句话，总和打砸抢分不开。
厂里的学生多，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都说，你这位同学肯定凶多吉少。是实事求是，或是落井下石，我坦然的选择了前者。
李鉴根是我班一位来自长寿农村的同学，学习勤奋刻苦，为人忠厚老实，班上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牛”，就说他像牛一样的勤奋和实在。这些话我都如实的写在材料里。至于枪他曾有一支，是战斗团的郝恩发在我们那儿睡觉，留在枕头下的；他们寝室有多部自行车，谢华伟，殷运国都曾拥有，大半是从马路上抢的，但他没有参与。
多年后，我问起李鉴根，原来是发展他入党，当时把我还惊了一跳。
周总理逝世后，群众中留传总理遗言。一位姓周的女工给了我一份，看后十分感人，我又交给表弟。
情况突变，由公安部门的派出所和厂保卫部门出面，清查总理遗言，守到收缴，消除影响。保卫干事陈文炯知道我手头有一份，督到交，派出所的谢德蓉户籍也守在车间。
我有个习惯，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决不给人留下把柄，能一肩挑的决不牵连别人。第二天我找出那份遗言，当着车间众人的面，点根火柴烧掉，留下灰灰。陈文炯来找我，我举着灰灰告诉他，这就是那份遗言，他责怪说，叫你交，你就交，谁叫你烧掉？我讲，不是说消除影响吗？烧成灰，影响彻底消除。
事后，周淑明师傅感谢我说，亏你没有说。
类似的事还有一件，涉及大学同学王永忠。1996年，在毕业三十年返校的聚会中，我称他是007，其中有一件埋藏了近三十年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中王永忠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刘结挺，张西庭专案调查组的成员。他们的行动高度保密，出行都是使用五十四军的介绍信，飞机来飞机去，有专人接送。
他给了我一张能证明张西庭是叛徒的照片，让我保存，同时给了一个宜宾的通信地址和联系人姓名。这两样东西我一直保存，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即使是毕业分配，也处之泰然。
当我重提此事时，他感慨地说，如当时我拿出这些资料，他起码要坐监。
往事如烟，历史能证明一切，但当历史能证明一切时，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得到的是残酷的折磨，人身的伤害，而害人者依旧身着制服，理所当然的当着官。历史不知何以老是这么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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