霖雨冬寒，夜色降临。
小弟卧在母亲怀中吸着那干痹的奶，不时甩掉奶头，哇哇直哭。
母亲知道自己没有奶水，只好哦哦地哄着他。
我正在写一遍作文，有些心烦意乱。
两个小妹委屈地坐在小板凳上，好像有点冷。
此时，一阵怕惊醒主人的敲门声，轻的无法再轻；嗒、嗒有人敲门”。我放下手中的笔，提醒母亲。妈一手抱着小弟，一手前去开门。
只见来人身穿雨衣，头戴雨帽，全身被雨打的落汤鸡一样。我定神一看，这不是邮政所老李叔叔吗！我搬来凳子，叫李叔叔坐。可他没有坐，也没有脱下雨衣。雨水随着雨衣滴滴嗒嗒往下流，好像在诉说什么。
李叔叔疼爱地摸了摸我的头，两眼有些湿润，望着我妈怀里的小弟和坐在小板凳上的两个小妹，对我妈说：“老余嫂，我看老余哥这次怕过不了这个关了。您一定要挺住，把几个孩子照顾好”。说罢，轻轻地走了。
顿时，母亲两眼滞呆，抱着小弟重重地坐在木板凳上，两行无声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两个小妹看到妈妈流泪，有点怕，一声不敢吭，紧紧地抱在一起；我站在一旁也害呆了。那年，我14岁，大妹7岁，小妹3岁，小弟1岁。
公元一九五七年，那可怕的五七年使我再也不能了。人说负笈苦读，我连学校门也进不去了。我把正写了一半的作文，扭成一团，重重地向窗外丢去。
夜晚，窗外的雨声，屋内的轻轻哭声，伴秦出一曲凄凉的歌声。
第二天，我只身冒雨步行来到上饶县政府，（原上饶县政府设在水南街斩岭头），只见大礼堂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漫画上有什么老虎呀，蛇呀等等。整个墙上的大字报和漫画大约有三分之一是说我父亲的；什么目中无人、崇拜上师等等罪状。我越看越可怕。
当年，我虽然说是个小学生，但我是班里的语文尖子。墙上大字，报的内容我还是看得懂的。至今，我还记意忧新，大字报中还有不少错别字。例如：右派言论，写成右派言（轮）；老虎摸不得，写成老虎模）不得等等。唉，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辨别他文章的优劣。
早上吃了母亲给的一碗开水泡饭就出来，现在接近中午，我早就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怎么办，袋无分文，父亲又不能见面。有个亲舅舅在上饶市电影院。他一贯胆小怕事，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于是，强忍着饥饿，速速往回跑。
一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父亲在这场“革命”中，是难以过去了。但我知道，就算被划为右派，不至于连生命也搭上。因我校的校长，教导主任都是右派，他们也没有枪毙。父亲才30多岁，我反正没有书读了，父子俩勤劳一些，这个家还是能撑下去的。想着想着，脑海里响起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京剧唱词。
回到家，草草地吃了几口饭，就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母亲。
母亲抱住我的头轻轻的痛哭。我知道，那年月，碰上这种事，她不敢毫啕大哭，怕遭来更大的灾难。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已都不相信，小小年龄，母亲哭得泥人一样，而自已却连一滴泪水都没有。是不是自已不懂事。不，不是不懂事，而是眼泪统统往自已肚子里去了。
夜暮降临。这一夜，我反复转侧，没有睡意。
父亲在供销社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展示在我的眼前；一次，上饶县皇固区区委书记崔远东的警卫员到上饶县横山乡办事，路过供销社，在我父亲手上赊了一包红金牌香烟，说是帮崔书记带的。记得当时红金牌香烟是3角钱一包。日后，父亲到区政府开会，当面向崔书记要回了香烟钱。在区政府干部大会上，崔书记及时的表扬了我父亲。他说：“同志们，在未开会之前我向大家说一件事，前两天我警卫员到横山办事，到供销社余怀怡同志手上赊了一包红金牌香烟，他今天向我要回了烟钱，我不知道在坐的同志，你们有什么感想。要我说，我们队伍中，广大党员干部都坚持原则，排除私念，一心为公地去工作，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
想当时，我们的领导干部是多么清廉，多么的受广大民众的崇拜。
父亲从区政府开会回来，工作更起劲，特别是公私分明，坚持原则办事。
那年月，我们国家的物资是统购统销的，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粮票、布票、肉票、糖票，甚至连食匕也得凭票，票票满天飞，一下难以数清。可想而知，买什么都得凭票，尽管你手上有钞票，也就是说有钱没有票也是望而生畏。
记得我家里的洗脸巾是母亲从补得无法再补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给我们洗脸，因买毛巾要布票。用布洗脸虽然滑溜溜的感觉，但也能洗干净。
按里说，父亲在供销部门，凡是要票的物资他手上基本都有，就算手上没有的货，也可以依货换货。人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何偿不可呢？但父亲还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原则。
公元一九五七年的这场政治风暴来势凶猛，记得当时把这场政治运动叫做“反右斗争”。我为什么说风暴来势凶猛呢？记得我所在的中心小学，上午正教导主任在台上宣布校长是右派分子，要我们全校师生与他划清界线，下午又开全体师生大会，副教导主任宣布正教导主任也是右派分子。不过，副教导主任在宣布时声音有些嘶喝。第二天，新来的校长又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副教导主任又是右派，一时，校园内空气非常紧张。老师上课也心不在焉。
我一直至今也没有弄明白，像父亲这样谨言慎行的，从来依原则办事的人，怎么也堕落入这陷井之中呢？我想，毫无疑问，就是这“原则”得罪了人，才导致今天的结局。
14岁，14岁完全是个没有成熟的儿童。为什么当年14岁的我，脑子记忆就那么清楚。我想，这可能是我想读书而没有书读的缘故吧！？
小学毕业，全区600余名考生，我竞以优异的成绩考得第二名。可送来的通知书即是没有考取。为什么？很简单，父亲马上就要成为右派分子了，甩进“黑五类”圈子里去了。什么叫黑五类，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右派。黑五类子女是不能升学的。这对我来说，打击是沉重的。我知道，这是父亲的“原则”给我造成的后果。父亲自己也知道，他含着泪水对我说了声：“是我害了你”。
就是因为父亲的问题，我就永远失去了迈进校门的步伐。忍痛割爱，我没有怨恨父亲。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的工作是他参加土改工作组工作结束后安排的。（土改，就是全国解放了，打倒地主，把土地分给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土地革命。）土改结束后，本来是随工作组南下的，母亲说拖儿带女不方便，故没有去，留下就地安排。父亲是受过土改工作熏淘的。参加工作后，又得到区党委书记的表扬和鼓励，他工作上坚持原则就没有错，更没有罪。
父亲在工作上一向都是依大公无私，坚持原则为座佑铭来约束自已。例如，当地税务所一名叫辛波正的要我父亲不收布票给他剪一床被单，父亲不同意，因当时每个人只发2尺5寸布票。一床被单相单6个人的布票；当地粮管所一个姓方的所长要不收糖票买5斤白糖，当时每人只发2两糖票。5斤相当于25个人的指标，被父亲拒绝。这一一拒绝，反右时就变成了一一罪状。什么余怀怡对统购统销不满，编造出2尺5寸布不够女人做短裤等等莫须有的罪名。
父亲上班时从来不准家属进入柜台内。买东西只能在他同事手中买，不能在他手上买。他说不准开后门，不准家属进入柜台内这是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促使父亲按章办事。
无可非议，这些原则会给上门求情的人打一脸灰，得来的是“痕”。
反右运动一开始，由原则带来的痕，痕便制造出“罪状”就一一出宠。由当年没有剪到被单布的辛波正为首（后因妇女被判刑，现属劳改释放犯）把所谓的材料整理好上报整风办公室，整风办根据当时划右的条件，左放右放，怎么也够不上右派，于是来了个赞扬右派言论，开除公职的处分。一张纸文下来，父亲含冤20余年。
父亲被开除公职，他不服，上书江西省委邵式平省长，邵省长回复说；“真正的革命者，不怕风吹雨打”12个字。此文我亲眼看过，可惜当时不知保留，确实遗憾。
从此，父亲就带着我起早摸黑上山砍柴。晒干，到城里卖。那时城市居民是烧柴做饭的。我挑一担柴最多只能卖8角钱；父亲虽说是用独轮车推一车柴，最多也只能卖1元5角钱，两人加起来从没有超过3元钱。要是上午柴没有卖去，到下午3点多钟还得赶快推、挑着柴串家挨户去叫卖，便宜卖掉。
挑柴上城市里卖也有幸运时。
我独自一人挑柴上街，被一个白发老太买去。当柴挑到她家时是正吃中午饭时，好心老太看我这个瘦的像猴子样的小鬼，便留我吃饭。说实在的，肚子确实是饿了，出于礼貌，装假推辞，但还是在她家吃了。推心置腹的说，我算那餐饭吃得最饱。后来，我参加工作在城里，专程去找过她，准备搭谢。可惜，她已谢世了。现在还记得她住在八角塘，原房已拆迁。多好一个老婆婆呀！我落泪了。
说起进城卖柴肚子饿，那是常事。
又一次，父亲见我脸色苍白，知道我是饿了，咬咬牙到原工人食堂买了碗阳春面，阳春面实际上是素面，上面放几片白菜叶，8分钱一碗。服务员把面端上来了，我叫父亲一起吃，父亲吃了一口，只见他喉头嘟一转，面条下去了，便放下筷子，说吃不下，叫我吃。我知道，哪喉头咕嘟一响，吞下去不尽是面条，还有那辛酸的眼泪。最后，一碗阳春面只吃了半碗，剩下半碗留给站在身旁的乞丐吃了。
冬天来临，大雪纷飞。
人说梅花喜欢满天飞了，但我们赣东北地区有一俗语叫做“老牛难过冬”。意思是说穷人怕过冬。那时冬天的气候与现在冬天有所不同，要是碰上连续几天下大雪，房檐便滴水成冰柱，冰柱粗的有锄头把那么粗。有钱人的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战，而我却紧闭房门，躲在屋缊袍敝衣，忍受着冻馁之苦。
由于天公不作美，我和父亲不能外出劳作，俗话说，靠天吃饭，这话不假，倒是说到节骨眼上了。
可怕的冬天，使我生活在恶梦中。一家六口人，关在祖传的两间半土墙屋里。人说一日三餐，我母亲便把它改为一日二餐。早上有意睡到9点多钟起床，10点多钟吃饭。说起吃饭，实际上是喝一点米汤。稍为浓一点的，父母不吃，留下给四个孩子。不知人们留意没有，吃饭也讲程序，要不然吃的时候就产生不了味道。那就是先扒一口饭，再挟一点菜，或喝一口汤，慢嚼细咽，好像在品味人生。而我家虽然贫穷，吃饭时同样要例行这一程序。不过扒的不是一口饭，而是喝一口稀粥，挟的不是菜，而是蘸一点炒匕。我知道，这里面决品不出人生的味道。而是动物的本能&t;——救生存。
在我们江西，死要脸皮活受罪的人较多。要不然，像我们这样一个家，也可以拖儿带女分头外出乞讨，参加到乞丐队伍中去。可就是做不到，宁愿饿死在家，也决不伸手向人讨点残羹剩饭。
眼看我们一家大小六口危在旦夕时，父亲原单位几个老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暗地为我父亲叫不平，但谁也不敢吱声。几个老同事私不商议；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想法子向上面打报告，要我父亲到供销社做搬运工，说是给他点难堪。实际上是借口，目的是想挽救我一家的生存。从此，我父子俩就成了编外搬运工。
那时交通不方便，没有宽阔的公路，只有乡村羊肠小道。进城拉货只能用独轮车推或肩挑。一天来回得步行四、五十多公里。干这种重体力活，我父子俩都不适应。父亲一直从事机关工作，14岁的我瘦骨如柴。为了一家的生活，尤其是弟妹年幼，我不得不帮着父亲干。
从此，父子俩就走上了长途搬运的生涯。
搬运的第一天，早早起来，喝了母亲早就凉在那里一碗稀饭，准备出发。母亲急忙过来，递给我们2个匕掐成的饭团，说这是中午的午餐，同时递给一瓶白开水。我和父亲各自推着一辆独轮车上路了。
今天要运的货是瓷碗。一车瓷碗从饶城运回倒也顺利。没想到快要到东汪供销社时，经过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由于独轮车的轮子上包了一层铁皮，这铁皮轮在鹅卵石上滚动，一是震动大，二是容易打滑。一般人推着上这条路都会说小心点。可我越小心越出事。俗话说，人要是倒起霉来，喝口凉水也塞牙。可不是，我推的一车瓷碗，在这鹅卵石路上就是翻了个朝天。车子翻了这一刻，脑子翁的一声响，心想完了，这下不但运费拿不到，还得赔偿碗钱。然而，我顾不得疼痛，一个翻身起来急忙查看瓷碗是否摔破，经查看，竞然瓷碗完整无损。我心想，真是天助我也！父亲见我翻了车，放下自已的车急忙跑过来，声音沙哑的问我摔伤那里没有，我说没有，其实膝盖已摔破了，出血了，我强忍着。父亲见我裤管已摔破他立马卷起我的裤管，只见鲜血不断往外流，忙抓了把早黄烟，堵住伤口，撕下他擦汗用的布条，给我死死的绑住，这时，血止住了，可父亲的眼泪流下来了。
晚上回到家，我含泪望着父亲，父亲深深知道孩儿想说什么，他拍了拍我的肩，提起笔写下两行字：“得失沉浮坎坎沟沟常会有，功名利绿平平淡淡最为真”。我抹去含在眼的泪水，向父亲点了点头。于是，我决定对以后的日子咬着牙关去过。
时年进入公元一九五八年，那是大跃进年代，行政机构由区政府改为人民公社。全国掀起大闹钢铁、大锅饭热潮。就是每家每户必须把小锅砸掉，拿去炼钢铁。凡是户口在公社的人，必须统统回到各个所在的大队。进行劳力统一按排。
于是我和父亲就离开了供销社搬运工作，来到大队报到。
父亲因有点文化，又会珠算，就按排到大锅饭食堂做记帐员。15岁的我作半劳力派往田间劳作。
那时农民出工按工分计酬，正劳力每天10分，每分1角钱，一个正劳动力每天可得1元钱。妇女5分，得5角钱。而我由于是少年，每天2分，得2角钱。要是嫌少，不干，那还不行。
因我是个少年，没有种田经验，队长就派我做杂工。一天，队长派我去田里挖禾蔸，走到田里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禾蔸，要一颗一颗挖起来，确定有些心烦。再说烈日当空，晒得汗流挟背。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受。没办法，再热还得拿起锄头一颗一颗的挖。挖着挖着，我特发奇想；我为何不可把这田作一张大白纸，禾蔸就按字的笔划去挖，这既可以练习写字，又可分散日晒的思想，再说同样可以把所有的禾蔸挖起。我正兴趣勃勃地边挖边欣偿自已所挖的字，这时，队长来了，看到田里挖的乱七八糟，火了。大声吼叫：“你这小鬼发神经了，捣什么乱”。我壮着胆子说：“队长，反正我会把禾蔸一个不留的挖掉”。队长气愤地走了。
第二天，大队长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你家小鬼经大队研究，作为民工派往山区挑炭，因大闹钢铁需要炭，后经母亲苦苦哀求，说我年几太小了，请给予照顾。队长说：“要照顾必须请示公社”。后经公社书记亲自过目，见我又小又瘦，便说可以作为妇女派往上饶县石狮乡去敲石子。于是，我就前往石狮去和妇女们一起敲石子，从而加入到大闹钢铁队伍之中。
由于民工吃住没有什么讲究，来到炼钢场地，被按排睡在一家农民的灶上。因每个村民不需自己烧饭，都去吃大锅饭了。
第二天，我便和妇女们一起到工地上敲石子，具说这石子里面含有铁，妇女们一天要敲数百斤，而我一天只敲10来斤。不管怎么样，我那10来斤石子也倒进了炼钢炉里了，也算有那么一丁点成绩。大小也对大闹钢铁作了一点贡献。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是滥竽充数，但我觉得很荣耀，在我人生史上，还有参加大闹钢铁这光辉的一页。
晚上，我爬上铺灶上的床铺，仰视着屋上的瓦梁，久久不得入睡。一会儿家中父母、弟妹显在我眼前；一会儿原来在校的同学成群结队的背着书包去学校。而我这个未脱乳臭的儿童却加入到的队伍当中，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吗！？想着想着不由的流下了眼泪。唉！只有听天由命了。我糊糊的进入了梦乡。这个晚上我倒也做了个好梦：梦见我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上摔出了血，一位大叔急的过来把我扶起，摸摸我的头说：“孩子，摔痛了吗？看都出血了，来，叔叔背你”。我伏在大叔的背上，只是笑，一直笑醒。醒来时，已大天亮了。吃了早饭，又去敲石子。
世上的好人还是有不少的。就在我这滥竽充数的炼钢者，像一个流落街头的乞丐孤儿的时侯，一个大名叫不来，只听大家叫他乳名“懒屎虫”的一个叔叔，他是我邻村—塘溪村的人，他看我实在可怜。因他在厨房烧饭，就借口说忙不过来，向负责人请示，叫我到厨房帮洗菜。就这样，我又调到厨房去了。可到了厨房他又不让我洗菜，只交待我：“小鬼，以后在厨房里，不要乱走”。当时虽小，可我能领悟出，这是他怕我累倒，有意让我玩。当时我心想，难道是我前两天的梦成真了，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叔叔问我笑什么，我不好意思，满脸通红，低下了头。
人说三年饿不死伙夫头，确实如此。我在懒屎虫叔叔的呵护下，既吃得饱，又睡得香。
可家里的弟妹就不一样了。他（她）吃大锅饭，开饭时各端两个碗、一双筷子。一碗装饭，一碗装菜。饭菜的数量是有限的。一次小弟饿了，母亲提前站在装粥的大桶旁，被本村的一个乳名叫金生佬的看见，走上来给狠狠地骂了一顿说：“你前世饿死了的，就等不到粥上锅”。母亲只好含泪离开粥桶，不敢强辩，因父亲头上是带了“帽子”的。
同年十二月，上饶地区汽车修理厂到我们公社招工，我冒味前去应考。可我从来没到过公社，要去还得问路。前面来了个农民，便急步上前问：“叔叔，请问到公社怎么走？”只听他啊！啊！地乱叫。我当时差点晕了过去，我怎么了，倒霉也算倒到尽头了。第一次问路也会碰上个哑巴，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管怎样，我还是一直往前走。
到了公社，顺利的报了名，紧接着就考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仅然以作文第一名被录取了。
我急忙返回钢铁厂，告诉领导我考取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生就像大海的波滔，一波未平又起一波。钢铁厂的厂长说，不行，你已经是钢铁厂的工人了，不能去。懒屎虫叔叔正想和他吵架，此时，与他同村的叫何绍青叔叔走过来问发生什么，懒屎虫叔叔说这小鬼考取了上饶汽车修理厂，他不让去，说小鬼是钢铁工人。何绍青叔叔当时是我们民工的负责人。他一听火了，“什么屁工人，我们是民工，小鬼，别理他，你考取了，我恭喜你，你走，有事我负责。当时，我急动的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此时此刻，我这个不善于流泪的小鬼真是流下了眼泪。
懒屎虫叔叔帮我整理好行礼，实际上是两件破衣服，打了个包，搭在肩头上，就此离开了那个“大熔炉”。走进了真正工人阶级队伍中，记得那时已接近冬天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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