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秋风起、八月仍求寒
进入秋天，吹来的秋风觉得有些凉意。
我们一批被录取的新工人，坐拖拉机的拖斗上，迎着秋风，伴随着拖拉机哒哒声，一路颠波到汽车修理厂。
进厂后，招工员把我们带到一个茅草房，说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只见这宿舍四面是竹片编起的墙，上面涂些黄泥巴，顶上用油毛毡盖上，三合土的地面上撒了些稻草，草席放在上面，这就是床铺。于是，我由原来睡上农家烧饭的灶上改为现睡在地上。心想，这次睡在这潮湿的地上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大伙都一样。后来听说，这个厂是刚从资本家手中转过来的，所以条件比较简陋。大家也顾不上这些，都忙着铺自己的床。
第二天，招工员把我们带到饭堂，说厂长要给我们开会。那时饭堂就是大会堂。开完会，厂长叫我留下，问：“小鬼，几岁啦”！？我说：“15个虚岁”。只见厂长直摇头，对招工员说：“你怎么招了个猴子来，又瘦又小，他能干得了吗”？我胆却地低下头，吓的身上直冒冷汗。后来只听招工员笑笑对厂长说：“别看这小鬼瘦小，慢慢培养，今后说不准还是个人才呢”。厂长发话了：“既然招来了，就给他按排吧”。听此言，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心想，我非得干出个人样来，免得叫人看不起。
学徒时,月工资12元5角钱,除掉每月扣除9元5角钱伙食费,剩下3元钱作零用钱,，我想,这3元钱不能乱用,要如数交给母亲。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怎么也睡不着。虽然是睡在这潮湿的地铺上，但身上觉得暖烘烘的，因白天开完会，招工员发给每人6元2角5分钱，说这是半个月的工资。真是天上掉馅饼，没有做事就有钱发，还发了崭新的工作服，雪白的帆布手套，都不要钱。吃饭后碗也不需自己洗，厨房大师傅会拿出洗。听比我早进厂的师兄说,理发、看病都不要钱。我的天啦，这不是过生活吗？！早在学校听老师说过，什么都发。
第一个星期天，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把我所发的6元2角5分钱交给了母亲，同时把厂里所见所闻的一一喜讯告诉了父母亲，目的是让他们和我同乐。
父亲在大锅饭食堂做记帐员，也算还顺心。从此，我们一家有了一线生机。我天真地想，这下我们家可以清水变鸡汤了。
进厂后的一切，使我喜上眉梢。于是暗暗下决心,要干出个人样来。上班时,不分份内份外的事，我如饥如渴的拼命干，尊重师傅，下班给大伙打洗手水，清扫工作场地等，盈得师傅们的好评。一天下来，满脸油污、灰土。厂里发的工作服舍不得穿，留作星期天穿，上班时穿师傅不要的工作服，上面打满布丁，沾满油污，这身打扮，活像街头一个小乞丐，但我心里心里还是僧僧自喜，因为我不是街头乞丐，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工人，将来我也要当师傅，带徒弟。
公元一九六二年，我三年学徒已满，被评为一级师傅。同时加了工资，每月24元，本来是概大欢喜的事。然而，这时国家又逢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台湾扬言反功大陆，祖国上下一时空气紧张。大锅饭被撒消，上，但身上觉得暖烘烘的，因白天开完会，招工员发给每人6元2角5分钱，说这是半个月的工资。真是天上掉馅饼，没有做事就有钱发，还发了崭新的工作服，雪白的帆布手套，都不要钱。吃饭后碗也不需自己洗，厨房大师傅会拿出洗。听比我早进厂的师兄说,理发、看病都不要钱。我的天啦，这不是过生活吗？！早在学校听老师说过，什么都发。
第一个星期天，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家，把我所发的6元2角5分钱交给了母亲，同时把厂里所见所闻的一一喜讯告诉了父母亲，目的是让他们和我同乐。
父亲在大锅饭食堂做记帐员，也算还顺心。从此，我们一家有了一线生机。我天真地想，这下我们家可以清水变鸡汤了。
进厂后的一切，使我喜上眉梢。于是暗暗下决心,要干出个人样来。上班时,不分份内份外的事，我如饥如渴的拼命干，尊重师傅，下班给大伙打洗手水，清扫工作场地等，盈得师傅们的好评。一天下来，满脸油污、灰土。厂里发的工作服舍不得穿，留作星期天穿，上班时穿师傅不要的工作服，上面打满布丁，沾满油污，这身打扮，活像街头一个小乞丐，但我心里心里还是僧僧自喜，因为我不是街头乞丐，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工人，将来我也要当师傅，带徒弟。
公元一九六二年，我三年学徒已满，被评为一级师傅。同时加了工资，每月24元，本来是概大欢喜的事。然而，这时国家又逢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台湾扬言反功大陆，祖国上下一时空气紧张。大锅饭被撒消，中午时分，肚子又觉得有点饿了。东看看，西瞧瞧，望见一块豌豆地，我和同事说要解大便了，一头扎进豌豆地里，偷吃生豌豆。那玩意好吃，嚼起来有点甜味。
在农场只能待三个月。三个月到期了，我必须“退伍”回原单位。当我离开农场的时候，就好像生死离别，迟迟不想离开。三个月以后回到家，母亲发现我胖了，怀疑我患了水肿病，用手指往我脸上一捺，放开仍然是正常的，没有水肿现象，才放心，脸上露出了笑容。真可谓是大疼小无假意，可怜天下父母心，
由于国家困难，大锅饭不得不拆消。父亲的记帐员也随之拆消，安排大队石灰厂挑煤渣，好心人看他体质差，建议到厨房烧饭。我和父亲各自一方倒也自在，可家中母亲带三个孩子难度就大了。我和父亲的收入加起来，就算再省吃俭用，也难维持这一家六口的生计。怎么办，弟妹还年幼，为了生存，母亲只好上山砍柴，担柴进城里卖。由于她是高度近视，也没有戴眼镜，所以每次砍柴，双手都扎满了刺，晚上回家在煤油灯下，凭感觉把扎进去的刺一一挑出，弄的满手都是血。有一次不小心，一刀砍下去，把自己左手一个食指砍断了。要是在城里有钱人家，绝对是到大医院进行包扎，非打破伤风针不可。可母亲不行，她没有条件。回到家只好烧点草纸灰作刀斧药堵住伤口，用破布扎好算完事。后来伤口感染化脓，痛得无法入睡。可她不能就此休息，还得帮弟妹洗衣做饭，还得上山砍柴。要不然这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
砍掉一个手指倒是挺过来了。最危险是有一次起早摸黑挑柴进城，行至半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地段，一条狼狗串过来，她认为是家狗，满不在乎地自已的路，好在这畜牲也可怜苦命人，下不了狠心去吃她，让她逃过这要命的一关。要不然就一命呜呼了.
父亲不在家,而我又在饶城，母亲拖儿带女日夜操劳。要是照这样下去，母亲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必拖垮无凝。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泪水一次次摸糊了我的眼睛。万般无奈和无数的苦衷在我心中荡漾。
面对这家徒四壁的家，我不能视而不见，坐而不爱。因我已进入到19岁的年龄段了，是一个青年男子，人说男儿当自强，我应该加重自己身上的重担来分担父母的忧虑。
于是。我除了上班拼命的干之外，利用星期天休息回家帮着砍柴。
那时工厂纪律比较严，决不能有任何人上班迟到早退。我星期天回家砍柴，必须星期六晚上回去星期天晚上赶回。这样来回就必须夜行军。家在农村，离饶城有三十多里路。没有公路，都是些羊肠小道。要是天公作美，蓝蓝的天空万里无云，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空上，照亮大地的一草一木。夜间还有各种虫子叫呜声，阵阵微风吹来，伙随着你夜行军。这种天走夜路，只要你不东张西望，去掉心中杂念，一个劲往前走，那是倒爽快的。
一天夜晚，我一路上低头走着，当我走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条三间小道时，身后有一婴儿啼哭，我便停下脚步，心想，谁家的大人真狠心，怎么能把婴儿甩弃在这荒山野岭呢？！我出于同情，准备去寻找。可当我停下脚步，这婴儿就不哭了。没有了哭声，无法寻找，我便阔步走路。说来奇怪，当你阔步走，他又哭了，就这样反复了几次。这时，我倒有几分不寒而粟了。俗话说，走多了夜路会碰到鬼。难道我今天真的碰到鬼了。想着想着；满身起了鸡皮疙瘩，两腿哆嗦，背心阵阵发冷。
在这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危难时刻，我想起了前辈们说走夜路碰到邪有四种办法对付；一是张开自己手掌五指，朝自己头上梳几下头发，你头上就会冒金星，鬼见了就怕；二是你绕着自身撒一泡尿转一圈，是善鬼就不敢接近你；三是打个火，火不灭，你大胆往前走，鬼不会把你自么样；四是假如以上三种办法都不行，那你只有使出最后一招，找一个最大的坟墓，在哪里坐到天亮。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紧张时刻，我不敢怠慢，只好按照前辈说得去一一验证。可当我试了前两种没有用的时候，全身抖得筛糠似的，差点晕了过去。我急忙摸出口袋里的火柴，划了一根，好！有办法，火柴划着了，没有灭，是善鬼。于是，我胆子大起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前走。后面婴儿哭声跟着我走，只是跟随了七华里路，快到一个小村庄才没有哭声。这时我全身衣服湿透了，好像淋了一身大雨。此时，我走进小村庄，坐在一家农户门前的石头上休息了片刻。当我起身走出一村庄时，前面路上隐隐匿匿出现了””一个柱着拐棍的人。我又一次毛孔竖起。我壮起胆子咳了一声，意思是，是人他会应我一声。后来听见前面的人叫我名字，这时才清醒过来。原来是我父亲上路来接我。因他知道我每逢星期六晚上都要回家，看看都快12点了，还不见回，放心不下便上路来了。
我见到父亲，就不怕了。我把一个晚上的折磨经过和父亲说了。父亲说那哭声实际上是一种野兽，叫猞猁，像野猫，腿粗长，皮黄色，皮毛很值钱。我的天啦！一个晚上就跟这野兽玩起了迷信游戏。这真叫吃一堑，长一智。
家庭困难，国家也困难。上级来文，每个工厂、矿山必须裁减人员。我们厂也必须裁员，具说是大部份农村来的回农村去。这一消息，如同睛天劈雷。我心想，这次裁员我是必裁无疑了。因当时招来时厂长就不满意，再说父亲头上还戴着“帽子”，像我这种人，不裁还裁谁。正当我在云里雾里的时候，生产组长叫我交一张一寸正面彩照的相片。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这你不要管，叫你交你就交。在我交相片时，心都快跳到喉咙眼了。心想这下算彻底完了，又要回家去种田了。唉！怎么办，只有听天由命了！
一天，我正在修理一辆车的驾驶室，一个和我一同进厂的老乡，在我背后轻轻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当时我惊吓了一大跳，因这几天我一直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半夜鬼敲门事发生。我回头看看老乡，只见他脸惨白，两眼泪汪汪。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们要分别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裁减人员已公布了。”我迫不及待地问：“有我吗”？他说：“有”，我当时“咚”的一声重重地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手上还紧紧地掐着铁锤。老乡急忙把我扶起，说：“你的名字不在裁减人员里面，在宣传窗里，还有你的照片。我当时不知他在讲什么，急忙从地上爬起，慌慌张张往厂门口跑去。走近宣传窗一看，天啦！我和组里四个师兄弟被评为先进青年，而且是青年特击手。把组长从我手上拿去的相片放大贴在上面，还写了许多事绩。
夜晚，我躺在床上深思：做人就应该真诚、老实、恳干、凡事多为他人着想，日后必有丰硕的果实。
确实如此，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精力充沛。在厂里如饥如渴地拚命干，经常加加点，不觉疲劳，没有怨言。晚上要是不加班，就忙里偷闲，到厂图书室看杂志，报纸，阅读小说。同时坚持每天写日记，写大事记进行自化知识。我还报名参加了“鸭绿江创作涵受班”，经过三年学习，发给了结业证书。然后，我试着写微型小说。正当我埋头苦学时，背后吹来阵阵“冷风”，一声声嘲笑。说什么一个小学生想当“作家”，真是拿石头砸天——妄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冲破层层阻力，挡住阵阵临面吹来的“冷风”，把一切流言蜚语甩在脑后，硬着头皮坚持持自学，终于让我突破了道道难关。同时落续在乌鲁木齐公交报、广东惠州晚报、上饶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数十遍微型小说。这些微型小说拿我们搞业余文艺创作的人来说，叫做“豆腐干”。虽说这些“豆腐干”看看自己的创作成为铅字，我乐在其中。虽然发表了几遍微型小说，但不能自以为是，要知道自己还是初出毛驴，还嫩得很。还得加倍努力，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到文化馆拜师学艺。经过老师的精补导，我终于完成了一篇题目为“美的天使”的报告，发表在上饶地区创办的“信江”杂志上，同时得到省文联的好评。与此同时上饶市文联吸收我为文协会员。因为经常有小额稿费寄往厂里，由此我便成为厂里小有名气的“文人”了。
更让我高兴的是：由于工作踏实，思想稳定，能刻苦学习。被厂里破格吸收加入中国青年团组织，成为一名共青团员。所谓破格是因为当时我父亲头上还戴着“帽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必经的路。经好心人介绍，我结识了一个城市姑娘。她父亲在福建拉车，姐姐上山下乡到武夷山，弟妹年幼，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家庭主妇是强多了。
结婚是一生的大事，我不能让人家姑娘座错花轿嫁错郎。我坦率地把家中的困境全盘托出。同时让她带同学到我宿舍玩，看看我的实况。叫她带同学来，我有两个目得；一是使我同事不知道倒底哪个是我的朋友；二是看了我的实况，同学为跟她做参谋。我的家境实况是；宿舍三个人住，他们俩人床上铺的垫单，而我床上铺的是草席，而且草席中间还破了个大洞。
晚上，我约她出来，问她白天所见到的情景有什么感受。想不到她坚定地说：“不要紧，我们有一双手，只要勤劳，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听了这话，我好像她在给我注射强身剂。
公元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我们准备结婚了。完婚时，由于家中贫穷，想跟爱妻做件像样衣服的钱都没有。她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不要为难，我有钱，结了婚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天啦！谁能料到，为了遮我的面子，老实巴交，生性善良的爱妻仅然把自己卖血的钱拿出来做了一件桃纱布的棉衣。我感动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两眼望着她。
婚后，我们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度蜜月，而是妻子立马卷起裤腿，挑起土箕到河里挑沙、做搬运工、帮人带小孩、做家属工、环卫所扫大街等等。
单位没有家属宿舍，我从工资中拿出4块钱向老百姓家租了个不到10平米的偏房，烧饭就放在房外屋檐下，要是下雨天，还得打把伞。
人都说，年轻夫妻甜如蜜，按理说是这样的，尤其是有着深厚爱情的一对青年男女，生活在这两人世界，是多么的潇洒，多么的浪漫。躺在这幸福而甜蜜的温泉里，享受着人生前一段的美好阳光。
可我不行，每月工资36元，除了房租，还得往老家母亲处寄钱，。一家6口人租了一个不到30平米的房间，烧饭放在房东厅堂旁，家里生活比较简陋，但比我家还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只好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计划用粮，菜金每日定为3角钱。在这泥沼的非常岁月，爱妻陪着我一同艰难跋涉。
这时，我有一种感觉；感觉到中国女人温良恭让的传统美德在我爱妻身上发扬光大。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个好女人。这话一点都不假，我感到很荣幸。
公元一九六六年，对我本人来说是个喜迎的年，因我的宝贝女儿出世了，我做父亲了。但对我的父亲来说，是个难逃灾难的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这个原本就属于“黑五类”的人，自然是“革命”的对象。哪时称这帮人叫“牛鬼蛇神”，非得从严看管。
是祸躲不过，果不其然。在六七年六月份，造反派命令我村里一个叫叶雪的“积极分子”到大队石灰厂将我父亲五花大绑抓下山，将其关押在横山中心小学的教室里。
第二天，父亲被押到造反派指挥部，只见上面坐着一个身穿黄衣服、头戴黄军帽，手臂上戴上印有造反团的袖套。手握一支挂有红绸布的木制手枪。
父亲被押上堂后，上面的“审判官”把手中的木制手枪重重往桌子上“啪”的一声拍下，随之开始审问：“老实点，什么职务，谁发展你的”。还没有等父亲回答，“审判官”就迫不及待地说：“你是救总参谋长”。你还不老实。
父亲被问的莫名其妙，斜眼看看“审判官”桌面上的木制手枪，心想：这场“革命”可能有点乱。便答日：“我的发展人就是你们造反派头头”。这一回答可惹火了造反派干将们，免不了遭一身毒打。打完以后绑在学校蓝球架上晒太阳。六月天的太阳，火辣辣的，人躲在屋里都难受，何况在水泥地上，一个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的人，那经得住这种折磨。晒了足足6个小时，父亲终于晕倒了，造反派看他晕倒了，端来一盆水，临面泼过去。父亲被泼醒了，又被拖进教室里关押起来。
好心人偷偷地前往我厂，告诉我：“你父亲看来是不行了，还是早点给他准备后事吧！听之，我怎么没有一点恐慌，因我知道自己父亲的性格，他很倔强，不会轻易倒下。那年我24岁，头脑有一定的理智。心想在这种场合，决不能被转进去，要不然会使全家覆灭。何况我现在是为人之父了，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我提笔写下了“霖雨春寒哪怕乌云盖顶，长途夏热何愁白日当头”20个字。托来人带给我父亲，来人不敢。后来托二姑妈买了条毛巾，把字条夹在里面，作“探监”送了进去。我想信父亲会看懂我写的是什么意思。果然，父亲精神一天天好转。叫他戴高纸帽游自然村，游到自家门口竞然敢对造反派说，他要回家喝口水。对家乡的父老乡亲点点头，笑一笑。搞得父老乡亲认为他患了精神病。父亲的这一表现只有我知道。这里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我偷送的两行字，算是一付对联吧。所起的作用。他从中领悟到我的一片苦心，同时也看到光明，儿子没有读几年书，能写出这么的绝句，他觉得很宽慰。其二，是父亲对我的安慰。
尽管父亲对我有所安慰，但在我内心深处却遭受到第三次更严重的打击。文革前，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父亲文革时又成了“救的总参谋长”，使得我入党申请书成了一张废纸。好在我的一颗心还在急烈的跳动，思想上、工作上从未放松过。我痴情地相信，中国决不会变色的，总会有一天扒天乌云见青天。记得儿时唱的歌；“只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信念。信念是一个人的坚强支柱。人说忍耐是有限的，我说忍耐是无限的，一个人，还想怕挫折，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有一个坚强的信念，精神之柱是不会垮的。
父亲被落到造反派手里，无疑要剥夺政治权利，而且连劳动权利也剥夺了。
家中6口人，不，是8口人，我已有了妻儿。这8口之家，就靠我每月36块钱来维持，是远远不够的。好在弟妹们都大了些。那年大妹17岁，小妹14岁，小弟也有11岁了。由于家里贫穷，他（她）们每人只上了一年学，拿我们乡下人说，“开开眼”，就是能认得自己名字就行了。弟妹三人每天上山砍柴，由母亲和大妹挑进城里卖。有一次，天刚蒙蒙亮，大妹挑起一担柴出发，走到一个田埂上，看到前面路上隐隐匿匿出现一打稻草在向前挪动，她惊吓得脚直发料。后来好在来了个大人，大声咳了一声，只见那稻草站起就跑，原来是个疯子。母亲、弟妹在家辛苦，我家爱妻也没得闲，把女儿给外婆带，自己随我堂兄到山区建大桥做小工。我一个人在家吃饭，自己烧，买2两小鱼干吃一个星期。由于大家齐心协力，才免强维持这个家的生存。为减轻家庭负担，母亲决定把大妹嫁出去，于是大妹17岁就做了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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