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着名家、书画家苏轼在一句诗词中写到：“明窗畏日晓天暾，高柳呜蜩午更喧”。
夏天，天气较为炎热。但早晨起来透过明媚的阳光，深深吸口气，感到心情舒畅。尤其中午，你在大树底下睡个午觉醒来时，听到大树上那蝉声蝉呜，会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一九六八年，父亲重新回到大队石灰厂工作。我的第二个女儿又出世了。大女儿托付给外婆带。爱妻做月子，没有条件请保姆，自己一边上班，一边护理爱妻。说是做月子，实际上是比平常在床上多睡一会儿，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补充，满月后，为了生活，爱妻顾不得休息，马上去上班。那时她在街道石棉加工厂，厂里工作车间灰尘满天飞，就像早晨起来的大雾一样，每个工人头戴工作帽，口戴大口罩。要找人必须大喊名字，要不然你根本不认识那个是你要找的人。因要做晚班，我必须晚上8—9点钟抱着二女儿步行十几里路去喂奶。可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办法，尤其是在那里均地喂退奶，极对是有害无益的。后来决定请奶妈。
二女儿长得活泼可爱。一年后，决定把她带回，可奶妈舍不得，说不要钱也要带。最后我还是带回来了。话说把女儿带回来容易，可带回来又怎么办，我们俩都要上班，就来带。没办法，还得外婆操劳。
可怜我那岳母大人，为儿女们的子女操劳了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
我因有那么一丁点文化，在1970年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驻学校，一方面是对老师不足的补充，另一方面是改造知识分子。
对这一决定我的心极为不满。因我自己都是一个小学生，要去给孩子们上课，滥竽充数不说，更为严重的要误人子弟，我实在不忍心。对知识分子我一直是很崇拜的，我认为没有文化知识就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社会就不会进步，国家就不会发展。对于错误思想，可以通过帮助解决，谈不上改造。我对“改造”二字就是意味着把一个人脱胎换骨的改变过来。难道说把改变成为一个“日求三餐，夜求寝”。成为一个懦夫吗？我不知当时心里这种想法对不对。唉！真是哑巴吃黄莲，苦在心，有话说不出。
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也不能不服从。到学校第一天，由学校三结合领导班子，那时没有校长，叫革委会主任。主任介绍了学校基本概况，然后分年级上岗。
我被分到小学毕业班任语文课。由于自己根本没有教学基础，怎么能任教。没有办法，我这个“巧媳妇”也只有抓把米给孩子们做点“汤”喝了。做汤我也不敢怠慢。晚上，我急忙翻阅资料，查看字典，进行所谓的“备课”。紧接着回顾我当年读书时老师给我上课的各个程序，每一个举动。就这样，第二天我扳门弄斧的上了第一节课。天知道，这第一节课他们在校的专职老师还说我上得好。我真得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看来，我不是莫名其妙，而是要变的莫名其“傻”了。
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自然就结合到领导班子里面了。晚上，我睡在床上沉思：既然参政了，我是在里面和稀泥呢？还是坚持正义。自己又是党外人事，这倒让我为难了。谈不上什么觉悟，就凭我这人的性格，叫我去和稀泥宠邪恶，整正义，我办不到。我心想；原本自己是个工人，大不了回去做工，回去是迟早的事，做工才是我的本职。
后来我采取孤言寡女，一言不发，先观之而行之。见人只是点点头，笑一笑，作为打招乎。其实，我正在工作。一次在会议室开会，无意中发现放在会议桌上的瓷茶杯，上面都烧刻着“忠诚教育事业”6个字，对它的出现，使我感到几分兴趣，我便下意识的拿了一个给自己泡茶喝，散会后，把茶杯带回自己办公室。
从此，我就开始注意被打为“走资派”的校长。“校长”姓何，名执中。老何被打倒后，被发配到学校菜地种菜、外加扫帚厕所等杂活。一天傍晚，路过老何宿舍门口，见他戴着一付老花眼镜在看书，我便进去。他见我进到他房间，一时慌了手脚，本来按礼仪上讲，他应该站起来招乎，让坐。可他不敢，起来站在那里很不自在。可见当时我这个“工人阶级”的威力无穷，但我心在隐隐作痛。我随便的问了一句：“看书呀”？接着顺手去拿他看的书，是一本选集。我又顺看了一下书架存放的书，除了马列，着作，就是教学业务书。片刻，向他告辞，走出他的房门。只听他很有礼节的轻声说了句“慢走”。
事后我利用晚上走访了一些原学校的老师，了解一下他（她）们对老何的看法。及大部份老师反映，老何任校长时对老师要求很严格，稍有不满意就叫去谈话。不过他很朴素，他家在农村，老婆是个农妇。听说他出身不好，有人说他是上中农，也有人说他是富农份子，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原来是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我们学校是师范附小，归师范管，老何还是师范党委委员呢。
走访时，我没有做笔录，只是一一记在脑子里。
一天，我路过校门口。见一群“红小兵”围住一位农妇，不让进校门。我好奇心的走过去，带班老师对我说：“这是老何老婆”。只见这农妇衣着整齐，手提一个竹篮子，里面放有粽子，还有一碗红烧肉啊！今天是端午节，她跟丈夫送粽子来了。我对带班老师说：“检查一下，看蓝子里装了炸弹没有。老师必竞是老师，有文化、聪明，他意识到我这是反话。虽然他是“造反派，”没有办法，碰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对那农妇说：“进来吧！”
我走到菜地，见老何在除草。便站在上面叫了一老“老何，”只见老何脸一下白了，他以为我叫他去批斗，当时那情景我无法形容。我说：“老何，你怕什么，赶快上来洗个手，你老婆给你送粽子来了。他有点不相信。当见到真的是他老婆，脸上才露出笑容。老何老婆放下粽子，马上就要走。我说：“快中午了，太阳那么大，吃了饭，休息一下，下午再走。”
她不敢叫我坐，更不敢叫我吃粽子。只见她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不忍心看下去，调头走开。
1968年大约四、五月份，“文革”最大的风暴刚过后。1971年师范附小改为市第二中学，市委组织部派了新领导到校，此人姓黄，是原市委宣传部长。到来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那时没有恢复“校长”职务。
黄主任性格温和，待人善良，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看上去好象没有什么朝气。1954年参加土改后就地安排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发现黄主任工作作风正派，对每一件事都能认真负责，有点老同志的气质。
在一次行政会上，我提出要“解放”原校长何执中。会上，我读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说对何执中问题，我进学校后就经过了祥细的观察和了解，何执中1954年开始就担任乡村小学校长职务，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能正真忠诚教育事业。说到这里，我端起手中茶杯，请大家看看，这茶杯上烧刻着“忠诚教育事业”六个字，是他“文革”前办的一件事，这看起来是件小事，但仔细想一想，他的用意是什么，是每时每刻提醒在校的每一个老师你是人类工程师，肩负重任，在教育事业中不能有任何松懈，马虎不得。真是语重心长。再从他房间书架上存放的书来看，除了马列、着作，剩下都是教学方面的科教书。这些都证明了他在教育事业上为培养下一代是呕心沥血的。我提议马上把他“解放”出来，让他担任高中班的政治老师。
黄主任听完我的讲话，征求了在坐各位的意见，同意了我的提议。从此，何执中从新站到了讲坛上。
一年后，何执中调任重点小学市第一小学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对他说了句请再接再励。
市二中正式成立了，省里分配了一批大学生来任教。黄主任要调走，我也要离开二中，回到工厂。新调来的校长姓张，听说老张是五十年代的市委宣传部长，曾经也担任过校长，对教学有一套丰富的经验。老黄和老张交接时把我叫去，说：“老余，我们准备把你留下来，调动手续组织上会给你办好。当时，我被说懵了，忙说：“不行、不行，”现在是中学了，又调来那么多大学生，我看老师足够了。对于我不要说没有文凭，甚至还是个小化程度。再不能滥竽充数了，更不能误人子弟，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是工人，还是回去做我的“蓝领”吧。张校长说：“那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总可以吧？”我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一切听从校长按排。”欢送会何执中也被邀请参加。开会前，原学校造反派头头——苏老师来到我办公室，要我和新来的张校长说一声，放他走。我问：“准备到哪去、为什么要走？”他说：“回老家，做乡村教师。”我说：“这可能不是你的内心话吧！是不是有顾虑，怕打击报复。”他低头不语，只是笑笑。我说：“你呀，亏还是个文化人，我认为“文革”只不过是一场群众运动。你把我们老领导的素质就看得那么低。不会的，你应该振作精神，凭你的教学能力，是完全适应的。今后在教希望你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教学技能，争取将来评级时，评个一级或特级教师。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用人才。等开会时，我跟张校长说叫你一起去参加。开会时，苏老师坐在我身旁。由于大家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再说我这人性格较为开朗，彼此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临界别时，依依不舍，有几个老师眼睛都湿润了。我眼睛也湿润了。何执中走到我身旁给我倒了一杯茶，同时紧紧握着我的手，我把老何的手拉过来搭在苏老师手上，何执中向前拥抱着苏老师，会场内掀起了热烈的掌声。
离开二中，回到工厂，这下又遇到了难题了。原来是租房住，进驻二中退掉房子，现在回来又得租房。居委会主任得知后，对我说：“老余同志，我们居委会有一套空闲信房，在马路旁，原房主下放了，现在居委会管理，就是房子矮小一点，大约20平米，你就先住下吧。”我问月租金多少，她说：“不要租金，送给你住。”我速声说谢谢，谢谢。在这矮小房子里一住就是五年。
一九七一年从二中回厂，妻子又怀上了孩子。考虑到她身体，再不能在那漫天灰尘的地方干下去了。叫她辞掉工作回家休息。等生了孩子再说。
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在二中时身体好好的，连感冒也没有患过。可回厂后却患了一场大病，经医生检查，说是胃溃疡，非住院治疗不可。住进医院观察了几天，医生说要动手术。听此言，我感到天要塌下来似的。虽然说是公费医疗，但手术后必须营养。再说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住院这几天，她一个人住在马路旁低矮又潮湿的平房里，晚上还要来回跑十几里路给我送吃的，已经是够为难她了.实在没有办法,托人带口信回老家叫母亲来。
第二天，母亲和大妹来到医院。大妹看到我赤脚躺在病床上，脱下自己脚上的袜子给我穿上。我向母亲提出叫小妹来和她嫂子做个伴,免得她一个人住在马路旁我不放心,再说也可以帮一把.母亲说小妹要回家砍柴的.听后,我说:那你们回去吧!
母亲和大妹走后,我胃痛得更厉害，黄豆般的汗珠直往外冒,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病友见我状况,知道是气的，便前来安慰我，他们说：“老余呀，生这种病不能气，要想开一点。假如你是在遥远的外省工作，患病住院有怎么办？还不是要过去的吗！”我听了病友好言相劝，觉得有道理。我想，必须静下心来，考虑怎么尽快医好自己的病。
我的胃病一直都是西医治疗，是不是可以找中医试试。我偷偷地找到本医院退休老中医家里，没有告诉他我在住院，只求他帮我看一下我的病。80多岁退休在家，还有不少患者上门求医，大家都称他徐老。我的病经徐老一抓脉，说我没有大碍，只不过肚子里有一团气，吃几剂药，放几个屁就好了。我急忙问：“徐老，这药贵不贵。”他说：“不贵，3角多钱一剂，3剂不过一块多钱，不过，我要和你讲一句，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不要闷在肚子里，要讲出来，哪怕是大哭一场也好。”我答谢过徐老，急忙前去买中药。回家后把中药煎好，吃了一剂，肚子就咕咕直叫，紧接着就乒乒乓乓地放了一连串屁，3剂要全部吃光，嗨，神了，肚子舒服了，胃也不痛了，真是药到病除。
还有徐老那几句人生哲理的话，我也铭记在心。
光阴似箭，一年也将结束。12月25日是圣诞节，老三也出世了，是个胖小子，邻居都说他是圣诞老人。臭小子会选时间，看来长大了会比我有出息，我自安慰。
病好了。老三也出世了。大年也过了，我也该重操旧业了。第一天回到班组，班长告诉我说：“车间主任叫你回来到他那里去，有话要对你说。”来到车间办公室，主任见到我笑笑说：“出院了，多休息几天嘛。”我说：“不必了，住了那么长时间医院，想不到还是一肚子屁折腾的，我说青天大老爷，你说冤不冤。”在坐的被我说的捧腹大笑。主任说：“那以后我们就叫你放屁大王了。”我说：“主任大人，求你了，不能这样叫，一是不文雅，二是以后谁还敢同我坐一起，求求你，千万要帮我保密。”车间办公室里又掀起一场哄堂大笑。
言归正传。我问主任叫我什么事。他说：“经车间和党支部研究决定，调你到电工班接任班长，原来班长要去外援，还有发动机班也去一个，出国到也门，帮助修公路。”对于车间这一决定，我又一次被讲懵了。原来是钣金工，现在要我去做电工，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行不行，这外行领导内行不成笑话。主任耐心地说：“照你这么说，我这个车间主任也要撑握每个工种的技能哟，要不然怎么去管那么多工种呢？厂长不会修汽车，他又怎么能当厂长呢？我相信你能行的，还是服从安排吧！”没有办法，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来到电工班，开了个见面会。会上我说：“师傅们，你们班里来了个老学徒，今后希望大家多多照顾。”坐在我身旁的说，“老学徒，哪来的老学徒？”我说：“我呀，”“你是我们的班长呀。”“不，我是来学徒的兼电工班的组织者，称不上班长，希望大家在技术上多多帮助。”
晚上，我到车间主任家里，开门见山地问主任，调我到电工班目的何在？主任说：“调你去搞管理，至于目的，你自己去想。就那么简单。”
回到家想想不对，主任这话里有话，是不是想我去把电工班搞出点什么名堂。他原来是我的老班长，知道我这人花花肠子多。没办法，什么都别想，不管三七二十一，骑在马背上，不跑也得跑。
我一边抓紧学技术，一边计订班组管理条例。
电工班除了我全是女的，这是其它班没有的情况。如果当好这个“妇女主任”。妇女有着她的特殊性，我简单地归纳了一下；女同志下班回家要烧饭、洗衣、带小孩等一系列繁重的家务劳动。那时除了高官，谁家都没条件请保姆。家务事传统性的落在妇女肩上。上班忙生产，下班忙家务，够辛苦的了。
做事较为细心，尤其金钱看得重、处处精打细算过日子，买个小菜也要讨价还价讲半天。
爱干净，讲卫生是女人的天性。
就是有一个弊病，空闲时常会凑在一起拉家常，谁的老公好、认的婆婆凶，谁家的孩子有出息，谁家的孩子不争气。久而久之，搞不好扯出一大堆是是非非。这样会对团结不利，又影响生产。
根据这些特殊情况，必须制订特殊管理条例。首先在生产操作上进行修改，叫她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闲扯。
我找来几个老师傅在一起，把各种车型的电工作业一一作出修理时间的评估，把时间定为工时，把工时和金钱挂钩，每个工时应得多少钱，开工必须由我开出工作单，完工后把场地打扫干净，修复好的零部件必须整齐放入货架，经检查合格，才能接下一张工作单。为了个人得利，出现了一个抢事做的局面。想想也好笑，古人聪明既然会出一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可能是永远有用的。
自从工时计酬，多劳多得的方案出台，大家抢活干，自己手上活干完了没有接到事，就跑到车间去向下一部是什么车，什么时候进厂。大家的工作热情是提起来了，可下一步就要对现自己的诺言——奖金。奖金的钱从何而来，厂里也还没有这种方案，财务是没有这份支出的。这我早就打算好搞一次特殊行动。长期以来厂里打扫卫生时，有些废铜烂铁、废纸板什么的都往垃圾堆里倒，我可以搞一个废品利用，不要求大家到垃圾堆里找废品，就自己班里的垃圾不往外倒，收集起来也就足够了。于是，我要求大家以后的废品不要丢掉，收集起来拿去卖，这一主措，一个月下来卖废品就得了200块钱，要知道我们班里最高工资一个月才42块钱。200块钱在当时数目是不小了，把这钱拿来做奖金。从而兑现了我的诺言。
大家都忙起来了，下一步我该干点什么呢？看看姐妹们从汽车底下爬出来，满头满脸的灰尘油污，想洗个澡，厂里也没有澡池。我特发奇想。空开自己班里的一个小房间作浴室，利用自己学到的钣金工手艺，用铁皮敲制一个铁桶挂在墙上，捡些废木条烧点水往桶里一倒，热水延着水桶上的水龙头往外喷，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淋浴室了吗？说干就干，两天后，这个设想就成功了。淋浴室搞好了，我宣布，以后大家穿干净衣服来厂，上班时到浴室换工作服，下班后把工作服挂在浴室，换干净衣服回家，要跟医院的医师一样。有个平时嘴巴较“尖”的发话了：跟医师那是不一样，人家工作衣多干净，白大挂。我们工作衣脏稀稀的。我说大姐，这点你就搞错了。他们是“天使”，我们是“地史”。这又叫做社会分工不同。我们不想上天，老老实实守着这块“地”种好我们的庄稼，你说对吗？大姐一扭说：“不跟你去进修。”一个比较老实的小妹说：“还是上班好玩。”嗨，这话我爱听，这就是我们班的友好气氛。这也是我到电工班来的一个。
淋浴建好，她们很高兴。因为妇女爱干净。
快过年了。一般过年前妇女都较忙，要搞卫生，洗被子，扫地擦门窗、还要准备过年后来客的招待；炒豆、炒花生、做米糕等等。由于妇女的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半个月来了个过年新规定：按每人家中人口多少来排队，谁家人多谁先回家做过年准备，做好了回来换下一个。这一决定姐妹是高兴了，可我却惹来了一身麻烦。厂长找上门来了，厂长说：“老余呀，你在搞什么名堂，想搞独立王国是吧，心里还有没有组织纪念。厂里还没有放假，你就让人回家打扫卫生；还听说私下搞了个浴室，搞工时计奖，你的花样不少嘛！你怎么跟我解释。”
好在厂长是我的老同事，他比我早两年进厂，平时玩得比较好，算得上哥们。他当厂长后，我还没有叫过他厂长，都叫他“老李”，习惯了。我说：“老李，您难得下车间，别急，先参观一下我们班，然后再下定论，该怎么处罚，就由您老人家了。”他看看整个班搞得干干净净，修好待装的电器整整齐齐放在货架上，工作台上一滴油污都没有，走到浴室，衣服整齐的挂在一边，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说：“怎么样，没给你丢脸吧！”搞点特殊，我想没什么大碍吧？您就把我这一块作为“自治区”吧！当然，还是归您领导。”他笑着轻轻踢了我一脚，边走边说：“等着吧，有你好看的。”年终评比，我班被评为先进班，你说好看不好看。
人是吃五谷杂粮的，少不了有私心杂念。我也一样，因为我是人。
一天，车间主任带来两个女学徒，是大茅山垦殖场车队的，来我们这里培训一年，要我给安排师傅。我无条件地接受，及时地作了安排。
晚上，我睡在床上想着这两个女孩，她们是大茅山的，明天上班我就她们，在大茅山是否买到两口棺材。虽然父亲才54岁，母亲才52岁，但他（她）身体都不好，尤其是小弟高度近视，又没有读书，今后自己生活还不知自么过。现在有这个机会，得抓住。我把要买棺材的事告诉了两个女孩，她们说等星期天回去问问父亲。
我问她们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她们一个是场长，一个是财务科长。我心想，有这“两长”问题可能就不大了。一星期后得到回音，叫我自己进山去挑。这下既高兴又发愁；买棺材的钱从哪里来，自己每月42块钱，还得给母亲5块，剩下37块钱，我这里还有5口人生活，平时根本谈不上储蓄，那来的余钱，怎么办。心急如焚。回家把这事告之爱妻，她问我大约要多少钱。我说两口棺材大约要80块钱。她说不要急，你到互助金借40块，每月抽点还，剩下40块，我回家同母亲借。我当时两眼看着她，不知说什么好，她的大度，使我感动非凡。第二天，带二妹夫直奔大茅山把父母的两栋“房子”拉回来。总算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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