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戴着脚铐手镣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清朝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作派，卓尔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他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清朝政府，通过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却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两句绝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朝政府负屈妒忍辱，统治每况愈下。西方列强，一手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
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
被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发昏当死，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
屋漏偏遭连夜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的巨船百孔千疮，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
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悲愤之余，康有为、梁起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政体改革，在19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
手无寸柄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肆展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
动机是阴暗的，行动是仓促的，结果是骇人的——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更是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朝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对此期间民心、士心的变化，孙中山曾幸灾乐祸回忆到：“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就是在义和团排洋失败、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是武昌起义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们用腔颅鲜血所进行的伟大实验！
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字黻拨（后改“佛尘”），自号“洴澼子”。这位爷，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概。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师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最大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拔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至2.3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4.5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二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181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阴毒老妇人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摇右晃，在两者之间都能吃得开呢？
国人在数十年僵硬历史教条灌输下，总是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辨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清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明君”。与此同时，反清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恰恰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和。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送行者中还有留着落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块“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清朝中央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种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甭说，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康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兵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但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当时，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康、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它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英日之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油子，随世摇摆，劲断利弊。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
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
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
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
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
惶急之下，唐才常拟定于8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昌、汉阳、汉口起义，主要想夺取汉阳兵工厂后，攻占武昌，接下去率军西进，迎取光绪帝归大位，“复行新政，共奋中华”。（梁启超语）
当时唐才常手中的自立军，虚数有十多万人（理论上的数字），而康有为口头上准备汇来的钱，据说新近筹措了30万美金（可能是鹰洋和龙洋混杂在一起，币种多多）。
康有为本人是如何想的呢？
这位南海“康圣人”，自认为大略雄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他一直是以“桂湘”为重地。也就是说，他机械照搬洪杨“太平天国”进军的老套路，想先煽动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按照如此思路，在有了丰厚的人团、物力基础之后，可以挺进湖北，按部就班地出奇制胜，最终往北京迎扶光绪归大位。
为此，康、梁一直暗中“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他拥光绪帝复辟，在英国支持下成立“自立国”。
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自然不再热心于康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康梁两个保皇党巨头更对湖北局势拿捏不准，生怕巨款打了水漂。
基于这种考虑，唐才常的武昌、汉口、汉阳起义，如果发起，就是偏师变成了主力。
仔细观察局势后，康梁迟疑不决，故而汇款一直未发。
其实，从实际情况上看，唐才常太看中金钱的力量。即便康有为汇款及时送到，区区30万，又能为十万乌合之众提供多少天的支撑？
涉及“造反”这种灭宗灭族的大事，最主要是点燃起义人士头脑中的“精神原子弹”。后来1911年的武昌起义，无钱无饷，依靠区区150发子弹，仅由几个下层士兵振臂一呼，不也是能推翻腐朽的清朝王朝吗？
造反，不是演唱会。接连不断的临时改期，风险日益加剧，致使造反的消息逐步泄漏。
清廷的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出的暗探，很快就侦知唐才常自立军要在汉口、汉阳、武昌起事的情报，迅速上呈给张之洞。
多年的政坛经验，使得张之洞这块老姜深深感觉到自己辖下“火药库”潜在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力图先把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当然，在那个时代，老油子张之洞难道不看与唐才常一直关系密切的英国佬脸色吗？
他一定会看！
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心底已经有了谱。这些利益至上的洋人，正准备放弃手中唐才常这块筹码。
究其根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人明里暗里推动张之洞“独立”的事情，早已经为法国、德国诸列强知悉。他们当然要下决心粉碎英国人对长江领域的独霸意图。法德两国甚至出动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警吓英国和张之洞。
明争暗斗中，列强们达成了“保全主义”的默契。而保全主义的精髓，英国人赫德说得最直接，最露骨，最贴切：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殖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也就是说，保全清廷，就能维护形式上中国的“独立”与“统一”。通过清朝这个“首席执行官”，董事局的各位洋人大佬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瓜分中国的利益。
消除了英国人干涉的隐忧，张之洞自然得心应手。于是，老张先行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签字允许后，他派兵进入英租界。
对于英国人的出卖，唐才常一丝戒备也没有。自恃是亲英派，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信义的英国人会把他给“卖”了。
所以，清军的搜捕行动，一点没有“戏肉”的惊险成份。
设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一锅端，而正在租界内宝顺里居所中商议大事的唐才常、桂圭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面对如此要案、大案，张之洞派出作主审官的，却是京汉铁路总办郑孝胥。
高坐于大堂之上，面对着傲首而立的“逆犯”唐才常，郑孝胥如坐针毡。
两人是老相识！
戊戌变法中，郑孝胥也属于维新派，与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志”关系。而且，数月前在日本，二人还秘密见面，共商劝张之洞在东南“独立”的事情。
唐才常打破尴尬气氛，佯装不识座上的郑孝胥，厉声喝问：“堂上所坐何人？姓字名谁？”
堂上胥吏依常例，高喝顿棍，镇唬唐才常。
郑孝胥摆摆手，示意堂吏噤声，自报家门：“我，郑孝胥，福建人氏，现为京汉铁路总办。”
唐才常若有所思：“哦，原来你就是郑孝胥。戊戌年在京城，皇指光绪帝）亲自接见你，特旨恩赏你为道员，派在总理衙门办事，君恩不浅啊！”
郑孝胥默然。
突然，唐才常顿足喝道：“作为‘戊戌变法’同仁，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们不是大逆造反，而是奉旨讨贼！那拉氏妄踞天位，卖国割地，幽辱圣上，罪恶滔天……”
于是，唐才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仅郑孝胥呆坐静听，厅衙里如狼似虎的胥吏们，也犹如中了魔障一样，默然耸然，仔细听着唐才常的宣讲。
听毕堂下的“犯人”慷慨陈词，郑孝胥的脸，青一阵，紫一阵。
最后，他只得降阶行礼，当着众人对唐才常说：“从公从私，我都无权审问唐先生，就此别过，我向总督请示，回避这个案件……”
言毕，郑孝胥匆匆而去。
皮球踢回给张之洞，使得老奸巨滑的张大人倍感踌躇。
“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啊。”他故意装出为难状。
但是，时任湖北巡抚的于荫霖深恨会党，坚持要杀人以儆效尤。
于荫霖，字次棠，乃清末一代名臣。1878年清朝贵族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他率先挺身而起，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弹劾崇厚，使得清廷下旨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在湖北任职期间，这位翰林出身的一方大员，更是清廉爱民，严惩贪官。所以，对历史人物下评判，有时难以用“好坏”二字妄下判语。
为了避免官场纠纷，张之洞私下对主持审讯的郑孝胥说：
“唐才常一案，无论谁审他，他都难逃一死。最好不要对外广为声张，从速结案！”
张之洞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和隐衷。自立军的首脑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门生”。而此前在安徽大通领导起义的吴禄贞，又是他亲自签署批准前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如果细审深究此案，还不知广牵出多少与自己有瓜葛的人。
为恐夜长梦多，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林圭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此举，也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唐才常之死，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湖湘之地，人杰辈出。自太平天国乱起，曾国藩独擎大旗，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人，佼佼争辉，削平大难，名震中华。继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唐才常、林圭这样的刚烈义士，舍身为国，临危不惧。
仅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有五十多人。
话说唐才常先前自上海赶赴湖北后，梁启超、蔡松坡也从东京潜回上海。于是，受唐才常之托，蔡松坡前往长沙劝说威字营新军首领黄忠浩（字泽生）起义。
唐才常的这位湖南同乡黄忠浩很爱才，他大不以为然，高声怒骂道：“梁任公（梁启超）、唐佛尘（唐才常）二人，自己谋逆也就罢了，奈何牺牲大好有用青年！”
蔡松坡反复劝说，皆无效，只得任由黄忠浩把自己软禁一样“保护”起来。
而惦念蔡松坡行踪的梁启超，在上海码头买了船票，冒险想去汉口寻找蔡松坡下落。结果，那艘船因货少提前驶离码头，使梁任公错失了搭上这艘“不归号”轮船的机会。
由此，梁、蔡二人躲过张之洞武昌杀人的一大劫。
蔡松坡，听着这么耳熟，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出身于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一个普通农家。此人乃神童，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就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是学堂总监，唐才常是主要的授课教员。所以，他和维新运动的诸位首领，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得知唐才常死讯，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蔡锷遁回东京后，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坚定了流血革命的信念。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日后讨袁第一枪，也是由唐才常的这位高足率先打响。
在日本，追思谭嗣同、唐才常二位先烈，蔡锷作《杂感》十首，现摘取其二：
其一：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其二：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唐才常的死，不是一般的牺牲，它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
他一个人的流血，预示着清朝的覆亡和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章太炎《稽勋意见书》）。
正是他的大好头颅所掷之处，血迹斑斑，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滋阳湖畔的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附：唐才常大英雄，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汉奸儿子唐有壬。唐有壬（1893－1935），字寿田，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历史上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唐有壬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竟然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重要情报，结果使日本在摸清底牌的情况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事”，尽得大利。1935年3月，趁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际，他为日本主子鞍前马后地奔走，倚仗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打探情报。12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工人员刺杀，时年42岁。
地下相逢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黄泉见面，唐才常定不饶过如此孽子，尤其对日后唐氏成为汉奸世家会更发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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