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杨毓麟（1872－1911）的振臂高言。1902年，他在《新湖南》杂志中发表文章，反复呼吁国人，对清朝的反动官吏，应该采取激烈的消灭手段。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入侵中国东三省，在日学生、侨胞爱国热情澎湃。随之，由于“拒俄义勇队”受到日方压制，爱国者们就把组织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这个团体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而手段方面，他们明明白白排列如下三种：
鼓吹、起义、暗杀。
清末暗杀之风，有两次。
第一次，是1903—1904年。由于拒俄运动的兴起，在日留学生的暗杀风潮兴起，《苏报》、《浙江湖》、《女子世界》等刊物雨后春笋，无不鼓吹暗杀。其中最有名的文章，当属《中国白话报》上以“无名道人”为笔名发表的《论刺客的教育》。在这种暗杀主义的鼓动下，易本羲谋刺铁良于南京下关、王汉谋刺铁良于河南彰德、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统称“甲辰三暗杀案”），加上稍后的吴樾炸五大臣，一时间暗杀理论成实际，蔚然风起。
暗杀的第二次，为1907—1908年。由于同盟会丁未、戊申几次起义的失败，党人冀图以暗杀手段来振奋同志精神，鼓舞革命气志。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潮，加上欧美各国革命史上的暗杀事例，刺激、吸引了大批党人把理论诉诸于行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1904年春刊的增刊号，刊载了烈士吴樾的《暗杀时代》。在这本系统介绍暗杀目的、手段、志向的文章里，文笔淋漓，反清鲜明，而作者吴樾本人又亲携炸弹舍身殉义，故而在当时造成非常广泛、强烈的影响。
在老一批同盟会中，都把暴动和暗杀，列为革命必备的两种方法。
蔡元培、吴樾、宋教仁，包括孙中山（惠州起义前他亲派史坚如去广州进行暗杀活动）无不如此。就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首脑级人物，也几次想亲自去施行暗杀，最终皆为手下所阻而已。
黄兴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老同盟会员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炸弹、手枪、匕首，种种强力而导致的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第四可促进社会“进化”。
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政府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引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终极目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中国20世纪的暗杀风潮，深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革命先行者们，一直试图“西验欧洲，东观日本”。他们研究过后，总结出一条规律：
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所以，陶成章、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秋瑾等人，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
秋瑾二句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当时，著名的“暗杀团”，大概有七八个：军国民教育会所属的暗杀团（黄兴等）、上海暗杀团（光复会，蔡元培等）、北京暗杀团（吴樾等）、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方君瑛等）、支那暗杀团（刘思复等）、成记洋货店（李应生等），以及京津同盟会（汪精卫等）以及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等等。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50多起。虽然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十分巨大。
有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简单地把暗杀活动归结为武装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情绪的发泄或是革命“走捷径”的侥幸，实缺公允。
暗杀，是革命党一向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唤醒国人迷梦、清除元凶巨憝的有目的活动。
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探其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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