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而言之，腐朽至极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内极凶残，对外极“忍让”。
让洋人抄底，激起亿万民愤，是清朝政府最大的失着。
眼看着川汉铁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越办越好，洋人们急眼了。他们通过外交、报纸等手段，极尽恫吓、诬蔑、要挟之能事，认定川汉路这种不借款、不雇洋人的“自行其事”，会导致“中国前途叵测”。他们还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实在是“政府一大错误”。
在威逼利诱下，1909年6月7日，张之洞率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的粤汉路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川汉路（湖北宜昌段）聘用德国总工程师。
见英、法、德三国捡得大便宜，当时还属于列强“小弟”的美国人眼红不干。在清廷与英、法、德三国谈判的时候，美国已经组成了由摩根银行牵头的银行团。经由美国国务院策划，他们要求加入“国际”银行团并占取主导地位，以图“利益均沾”。美国总统塔虎脱本人对清廷发出“警告”，凸显美国人来分一杯羹的资格。于是，在其他三国点头应允的情况下，美、英、法、德四国成立了“四国银行团”。
列强们紧锣密鼓开始分赃款谈判的同时，言辞严厉地“照会”清政府，要求尽早正式签订契约。
短视、昏庸、怯懦的清朝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1911年5月9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5月18日，清廷起用先前窝里斗被罢免了直隶总督的端方，任命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
5月20日，清廷与美、英、法、德四国列强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磅，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允许四国亨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
如此，一纸契约，就断送了两湖境内1800里的路权，且即将把全部的粤汉、川汉铁路拍卖。
明眼人皆能看穿，清廷的“铁路国有”，究其所由，内里不过是替四国列强从国人手中把路权夺走，变相没收人民的财产。
面对如此卖国之举，连清政府所派的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怒叹：“（此）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
凭心而论，仔细研究，“铁路国有”政策，虽是清廷的“卖国话柄”，也有其起因与难言之隐。
早在1898年，清廷允许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持开办粤汉铁路，由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2条，约定三年内完工，借债400万英磅，期限40年。合同期内，应允给美国公司余利的五分之一。400万磅，九折实付，息金五厘。
这一合同，中国在借息、折扣、选路管路等权力方面丧失权力甚多，国人纷纷反对。
张之洞事后察觉不妥，就趁合兴公司拖延工程、私下兜售股票为借口，要求废约。
最后，中国方面以675万美元的巨款收回了粤汉路权，虽然缴纳了巨额“学费”，毕竟买回了面子。
张之洞本人，因废约之举，转脸而成为“民族英雄”。
声名再好听，实事总要办。等到张之洞向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乡绅表示筹款修路，大出他的所料——有钱人不作声，无钱人一张嘴。
无奈之余，张之洞只得向英国借了110万磅，先补偿给美国的合兴公司。
可见，一向以来，中国士绅们往往“口头”爱国很厉害，轮到真金白银让他们出手，就都不吭声了。
张之洞认为筹款修路临时持久，十年也凑不到足够的钱数，于是他主张向英国借款。
1909年6月，他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得550万英磅，九五折扣，利息五厘。
这一借款，与先前的美国借款相比，优惠不少，且在铁路修筑管理权、材料购买权上，没让洋人占太大的便宜。
但是，先前已经被点燃的民族情绪支配了舆论，反对呼声日益高涨，都认为“去美来英”的结果，原先的合约不如不废。
即使在商办的川汉铁路，士绅管理者们层层盘剥，而“中国特色”管理，也拖得工程进展缓慢。
所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老百姓“觉悟”不会那么“高”，革命党人以及具有巨大个人利益的川汉路大股东（由于贪腐过甚，大股东们最怕查账）更是心有所图，因此导致了四川的保路大起义。
仔细察看1911年5月9日的清廷“上谕”，其中不少言语，都是当时铁路修建的现实描述：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广东）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著。鄂（湖北）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
而在5月14日护督部堂发给端方等人的申文中，也有不少情实之理：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办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倡，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中国“特色”，古今皆然）。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
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一步也未停歇过。
透过层层迷雾，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
为什么，清廷全面向洋人出卖利权之日，就是预备立宪的破产之时？
是历史巧合，抑或是必然的联系？
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对外，清廷向洋大人全方位地出卖国家利权；对内，他们肯定就要结束预备立宪。
西方列强入中国，目的无他，定要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而立宪派所憧憬的“国会”，目的也在于借助“国会”这种新兴力量，以期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掸尘扬沙，一下子深入矛盾本质去看当时的事件。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官绅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强烈要求清朝实现立宪政治，目的在于想使用一种和平的手段，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扫除障碍。出于本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王朝倾覆式的激烈革命。如果清廷把利权出卖给列强，立宪派在经济上势必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立宪派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国权”的丧失。
“凡外人之扶植利权于我国也，自铁道、矿山以外，无论其为农为工为商，几有一网打尽之势。故我国欲振兴实业，其必自收回利权始！”
因此，立宪派一直反对与洋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办”，他们认为，“官办”，就等于“官卖”。
立宪派所掌握的资政院（国会雏形）与各省咨议局，都一直强烈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反对政府与洋人签订贷款协定。
这样一来，自然使外国列强大为恼火。
洋人们在19世纪末，为什么蜂拥而入中国呢？无他，为获巨利耳。
西方各国，由于当时垄断统治日甚，各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正如康奈特所言，“（空前的过剩资本），极其深刻地搅乱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秩序。”
在巨额过剩资本的影响下，利息率大幅下降，继而引发频繁发生的危机与萧条，甚至是为期达20年的长期萧条。
在如此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避免经济崩溃，躲避过那次“次贷”危机，洋人们自然先要阻止利息率的下降。而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为那些巨大的过剩资本，找到崭新的、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
机会在哪里呢？自然在“第三世界”。东方和非洲落后国家，肯定成为资本猛兽贪婪鼻息率先嗅闻的猎场。
资本输出开始后，缓冲了西方国家内部利息率的下降，贴现率开始上升，可谓立竿见影。
当然了，西方资本入中国，不是能够直接就产生出超额利润。首先，从生产资本角度看，资本必须要先改变形态，化身为生产资料和能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从借贷资本角度看，必须先取得对重要税收、矿山、铁路等大宗物权的抵押，以作为债券发行的条件。
依据上述各种“资本”要求，如果想使生产资本顺利输出，西方列强就必须夺取中国铁路干线以及重大工矿产业的投资让与权；而保障借贷资本输出的前提，就势必要直接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下手。
所以，西方列强要想利用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为他们自己解困谋利，就必须要率先压制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
一向标榜“人权”、“自由”为天下先的洋大人们，一反常态，强烈要求清廷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资政院与地方咨议院控制各地的工业与金融。他们不停地吓唬清朝上层，表示说，如果清廷对立宪派让步，“将是个莫大的政治错误”（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
面对洋人们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士绅的压力，清廷到底偏向谁呢？
中国的工业与金融命脉，是给国会，还是给洋人？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惯性思维，以及清朝权贵的私心，他们最终选择了向洋人倾斜。
如果顺利地出卖利权，当然需要一个以清廷马首是瞻的听话内阁。在这样的背景下，“皇族内阁”就产生了。
相比让预备立宪流产，与洋人撕破脸更加危险。这种选择，清廷的皇贵们自以为得计。
实际上，他们自掘坟墓，从根本上松垮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立宪活动的最终失败，使得立宪派悲愤欲绝，认定清朝王朝根本不足以与之图治天下。
和平立宪不成，使立宪派最终倾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重重加上一个巨大的砝码。
我们再把话题牵回到铁路。
对于帝国主义对铁路的特殊“偏好”，睿智的列宁曾经有过一段不俗的分析：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资产阶级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总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特别对四川这块宝地，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不已。英国人肯德，在1896年，就叫嚣要把“条约港重庆”变成“远东的‘圣路易’（港）”，不为别的，正在于“这个省份（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认为，法国从劳开修往云南的铁路，要把它一直延伸到四川，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加上德国、美国人的鹰顾虎视，四川铁路，无疑成为洋人们的大餐。
七千万四川人民，虽然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但他们几年来怀抱难以言喻的爱国热忱，不惜卖儿鬻女，竭力抵交租股。不怕别的，怕的就是外国人侵占我们的路权和国权。
盼了许久，等了许久，熬了许久，最终却得来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的虎狼谕令。
仇恨的怒火，顿时燎原而起！
讲大历史，有时一定不能忽视其中个人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火线就是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把这项政策变成现实的，则是清末买办官僚资本家盛宣怀。
如今，顶顶“红顶商人”、民族工业“先行者”的桂冠，都扣在这个民族罪人的头上。他从前的罪恶，一转而变为光环。
笔者倒要扒扒这位“红顶商人”的皮。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官僚地主出身，最早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起家。三年师爷当得好，李鸿章赏给他筹立“轮船招商局”的肥缺。
早在1876年，他就与李大人共同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可以说是很有资历的外交卖国派大员。由于他和洋人打交道日久，熟悉洋人运作的程序，连慈禧也夸奖：“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盛宣怀《墨斋存稿》）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列强不再依靠商品输出赚“小钱”，而是靠资本输出挣大钱。他们除了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商业、银行业外，还“提供”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进行矿产投资。这样一来，盛宣怀这种买办官僚，就正好和他们里应外合。
1895年《马关条约》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廷向列强借款达6亿2000多万银元，铁路借款达5亿5000多万银元。其中，盛宣怀一人经手或谈妥的，财政借款占总数的18.5%。铁路借款占57.3%。两者相加，约占总借款的
为了自己套利，他还以本人控制的汉冶萍公司作抵押，擅借外债近四千万银元，大部分借自虎狼日本。
观此数字事实，盛宣怀此人，乃民族罪人，也是列强资本入侵中国的带路汉奸。
1898年到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除了直接经营的铁路外，通过“借款”手段，共得到7207公里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而经盛宣怀之手的，就达4232公里。
盛宣怀手中最大的一块肥肉，乃他直接控制的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其下有大冶铁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为了自己盈利，他主要是与日本人勾结，十来年间，先后借日债3090万银元，使得产权日益沦入日本人之手。
在盛宣怀所有企业中，他大量聘用东西洋人，基本上由买办当高级管理人员，一直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
自始至终，在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斡旋、争斗中，盛宣怀一直把“官办”企业逐渐变为“商办”，其实就是逐渐稀释国有股份。
这些脑袋上有红顶子的盗国贼们手段其实不是很复杂，就是一步一步来，慢慢把国有资产偷天换日，变成自己和洋人的资产。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公司中，盛宣怀一直损公肥私，为自己和家族成员牟利不停。
盛宣怀一直努力促成的清政府“铁路国有”，当然不是真正的“国有”（其实“国有资产”就是“无主财产”，谁官大归谁），而是把铁路权从人民手中抢回去，再转给西方列强。
长年以来，他最善于在出卖路权、滥借外债中得利。只要合同一签，他本人就可以从中得到天价的“买办佣金”，同时可以借“政府”之名，不断输送利益给他本人直接控制的公司。
为了钞票和金银，盛宣怀顶着“邮传大臣”的帽子，“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几乎连“半夜鸡叫”式的那种门面遮掩功夫都不做，裸卖国。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接着又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廷本想牺牲盛宣怀这条走狗，革除他的职位，立宪派们嚷嚷要他项上人头。盛宣怀惊骇至极，马上四处哀求洋主子们给他“保护”。
洋人们知道此狗可用，纷纷向清廷抗议，最终迫使清政府默许他离京出走。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一直受日本人保护的洋奴，四处煽风点火，并在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金钱作饵，唆使孙中山等人以中日合并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500万日元。
这一举动，广受全国人民诟病，当时搞得孙中山十分尴尬。“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多年后，毛润之先生为孙中山解释说（《论人民民主专政》，1960年版）
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人私订借款合同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当大家得知又是盛宣怀这条走狗从中起作用后，纷纷表示要杀之以谢国人。
从此之后，盛宣怀才算消停。毕竟他在国内、国外财产无数，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起寓公来，养尊处优，直到1916年4月自然死亡。
这条洋人走狗，在晚清，既无“中兴”大功，又无科举功名（他仅中过秀才），竟能跃至堪与袁世凯等能臣比肩的官位。在时下“大翻案”浪潮中，他摇身一变，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
坏人得良死，让人扼腕愤怒。
真个是：修桥补路遭横死，缺德冒烟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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