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对四川的凯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经过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不断扩张。
7000万人的大市场，如许大好山川，不仅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能同时进行宗教、文化的侵略。
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后，西方列强和小兄弟日本，纷纷加紧在四川的全面经济侵略，出现了众狗争食的局面。
《辛丑条约》之后的清廷，完全成为了列强的工具。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仅这一项摊在四川人民头上的银两，每年多达千万两。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奇多，甚至连农民入城担粪也抽税。
“粪税”都有，娼妓的“花捐”就不奇怪了。
数层盘剥下，四川人民生计艰难，街市乞丐成群，疮痍满目。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四川青年的救国救民热望空前。
1902年以后，四川的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去日本留学，到国外寻求救国真理。1907年，吴玉章创办《四川》杂志，连同先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革命书籍，纷纷传入川地。人民争相阅读，大为感动，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加深。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恰似盐入油锅。川地人民，激愤不已。
以咨议局为首的立宪派士绅们，开始不敢反应过激，只要求“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说，只要国家能还钱给广大股民，也就算了。
但是，6月1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合发出声明，明白表示：“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民众非要筹还路款，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
不仅夺路，还要夺款！
这一来，连温和的咨议局议员们也不干了，因为这严重损动了他们自身利益。于是，温和派纷纷联合民众，发起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出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仅仅半个月，在川地加入的会员，已超过十万之众。
初始阶段，胆小怕事的立宪派人士很担心保护运动酿成“民变”。因此，他们高言“文明争路”。在四处安抚大众的同时，他们派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哭诉，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都很感动，表示他自己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罢官，也在所不惜。
1911年7月，盛宣怀等人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宣布这个人为清廷直接委派的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
这种行为，就是绕过川汉铁路公司，直接派人去接收川汉铁路，抢夺路权。
这一步棋，清廷也是投石问路，试探这一着是否灵验。
四川人民愤怒日甚，川汉铁路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开除李稷的职务，上书纠劾盛宣怀。
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罔顾民意，更发出语气严厉的“上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办“闹事”群众，并“钦派”李稷为川汉路宜昌总理。
当然，即始如此激动，川民并未武斗，仍旧处于“文明争路”的框架中。
接着，他们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由此，保护运动开始走向纵深。
随之怒气的加深，川民表示开始拒纳对清政府的厘税杂捐。
当时的川民，一直保持克制，以“良民”状态进行抗争。他们四处摆放光绪皇帝的圣位牌，或粘于门首，或供于街道通渠，焚香礼拜，以显示保护运动的全无“犯上作乱”之意。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到处串连，煽动演说，致使保护运动的内压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汹汹暗流涌现的四川大潮，清廷依旧不让步，反而下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一定要“切实弹压，毋任嚣张”。
温驯如羊的人民，一激再激，终于忍无可忍，准备以更激烈的方式对抗朝廷的不公。
1911年9月1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正式发布《通告》，号召全省抗粮抗捐抗税。
倘若川地摇动，云南、贵州、甘肃、新疆、西藏等地平素仰仗川地的地方，定将坐困。四川一动，西南半壁，中原根本，无不动摇。
清廷急眼，认定抗税抗捐的举动，形同反逆。他们在加紧指使赵尔丰镇压的同时，力催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弹压。
腐朽无能的清廷，至此，把它自己完全摆在了与人民对立的一面。
原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就被激成了“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9月6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大会开会，会场中有人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推书》。这份印制品，使清廷震怒，因为其中内容“狂悖”，大有造反独立之意。
死催的清廷，严厉下谕，死催赵尔丰动真格进行镇压。
朝廷谕令，不能不遵。
9月7日，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并封闭了两个机构。继之，赵尔丰下令查封了《西顾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等报刊，严令四川人民开市复业。
他警吓说，“敢有聚众入署（总督衙门）者，格杀勿论！”
本来，赵尔丰想立即把被捕诸人杀掉，以警吓民众。此事重大，他不得不把时为成都将军的满人玉潉请来商议。
玉潉出乎意料，坚决不同意随意杀人。他认为，蒲殿俊等人是善良士绅，不是反逆乱民，哪能随便杀戮。应该先行请旨，如果朝廷要杀，再杀不迟。
二人正商议不决的时候，成都市民得知保路运动的领袖们被捕，义愤填膺。成百上千的群众，不召自至，头顶光绪帝牌位，手持根香，从四面八方涌向总督衙门，请愿政府放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赵尔丰走出了他一生中最臭的一招棋——下令士兵开枪。
真敢开枪？真敢！
面对手无寸铁的、一直不想“犯上作乱”的、善良的四川请愿民众，清军排枪乱放，当场杀死三十多人。
血流遍地，死尸横陈。
被杀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来自各行各业，皆一世良民。他们临死之时，怀中仍紧抱光绪帝牌位不放。
善良的幻想，被残酷的子弹一一射穿。
枪林弹雨下，成都人民不屈不挠，仍旧向总督衙门涌来，泪血涕零，要找官家弄个“说法”。
赵尔丰手下的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是个狂妄无脑的兵痞，竟然丧心病狂，下令要士兵开大炮轰击。
危急时刻，成都知府于宗潼嚎啕大哭，扑身于炮口，以肉身阻挡，才避免了士兵对川民更大规模的屠戮。
成都城外人民闻讯后，悲愤不能自抑。他们冒着大雨，集合起来，徒手白布，向城内行走，致哀请愿。未及入城，突遭士兵枪击，又有数十人被杀，尸横城下。
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是，赵尔丰为了恫吓人民，竟然还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任由几十具尸体摆放在督府面前，胀腐暴尸。
景状之惨，令人不忍闻睹。
成都血案，点燃了四川保路起义的引线。
当然，我们时至今日，再回首，阅读赵尔丰杀人后发出的白话告示，其中所讲，似乎不无道理：
“为晓谕事。照得此次所拿的首要，并非为争路的事实，因他们借争路名目，阴图不轨的事。若论争路的事，乃是我们四川的好百姓，迫于一片爱国的愚诚，本督部堂是极赞成的。所以本督部堂下车的时候，即为我们四川百姓代奏，又会同将军各司道代奏，又联络官民一齐代奏，本督至再至三，那一回不是为我们四川百姓争路？
“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拿办，更何至拿办有官职的绅士？若论此次所拿的事，是因他们这几个人，要想做犯上作乱的事，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敢抗捐抗粮，明目张胆，反抗朝廷。并分布各州县设办事处，胆敢收地方粮税，并胁迫我们百姓，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粮，偏要为他们乱党纳粮。不准为我们的皇上纳税，偏要为他们乱党上税。且于省外州县解来的地丁钱粮，扣住不准上库，更要造枪造炮练兵练勇，自作自由，种种悖逆行为，我们百姓皆于报告见共闻者，此尤悖逆之显见者也。
“他们包藏祸心，偏要借著路事说那好听的话。试问抗粮税、造枪炮、练兵勇这与铁路什么相干？明是要背叛朝廷，又怕我们百姓不肯。故借争路名目，哄弄大众，说的是一片爱国爱川的热诚。上等社会之人，自然也为其所惑，随声附和起来，故此愚民百姓，更容易哄骗了。他并敢勾结外匪，定期十六日举事，作谋反的举动。
“果然十六日，四处便来围城了。若不是关城的早，城内进来这些乱人，早就烧杀抢劫起来，不知闹成个什么样子了。尔等乡愚无知，受其愚弄，实堪矜悯。所以昨日扑城，抗拒官兵的人犯，虽是无知妄作，自犯死罪。本督部堂念其皆是朝廷赤子，受人煽惑，情实可怜。……
“总之，此次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的事实，系为背逆朝廷的事，本督部堂系奉密旨办理的。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不但不株连我们的百姓，并且不妨害我们争路的事。就是误入该会的人，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了。……”（《赵督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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