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队
66年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40年了，具体的细节早就有些淡忘了，但大致的情况记忆犹新。运动中，学校首当其冲，从北大开始，然后波及北京的其他大学、中学，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学。当然，我工作所在的南京市第十二中学也不例外。那时我还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英语教师，又刚在学校工作三年，比较单纯、历史简单，因此运动开始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受冲击的大都是些在旧社会工作过，有些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教师、或是在课堂上无意中说过错话的教师、或是和同学关系有些紧张的教师，等等。开始时，是大字报批判；等到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成立，停课闹革命后，这些教师就自然地归到劳改队去了，而且一呆就是二年，一直到复课闹革命、68年清理阶级队伍后，才被解放，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无罪的人，丧失自由是一种什么滋味？更不用谈什么身体上的体罚、人生侮蔑等想象不到的心灵上的创伤了！漫长的二年，在当时可是度日如年啊，何时才是尽头！
66年下半年，造反派之间派性斗争激烈，文攻武卫，武斗迭起；公交瘫痪；挹江门城楼也有持枪的造反派队员把守，大街上临近一些大的军工厂正门的路面，也有拦路设卡的，走在路上总会使人有一种不安全感。这期间，像我这样的没有什么派性的“逍遥”造反派，早就干脆不去上班了：路远、又无公交车可乘，于己于公，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对于身陷“囹圄”的劳改队教师可就惨了，每天必得准时报到，否则咎由自取，后果自负，谁还敢奢望不上班的清福！哪怕不回家，也决不敢迟到！那种担惊受怕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
但是，在当时，进劳改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只要是那个造反派的头头，看了你不顺眼，立马就可以把你送进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能躲过这一劫，也还真是万幸！记得那时我还住校，有一天下午，突然有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红卫兵学生来到我的宿舍窗前，直呼我的大名，命令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去清扫学校的大操场；我倒是有些“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和胆量，当时就挥手让他们离去，不要胡闹。但他们哪肯罢休，还一味地纠缠，声音也越喊越大，这时走过来一位红卫兵的小头目，问了一下缘由，当即下结论说：彭老师是革命教师，今后不得再无理取闹了！这样，我也就从此逢凶化吉，再没遭遇过此类的麻烦了。而且，还利用此影响作了件大好事：事后，晚饭时间，我去食堂就餐，途经大操场时，见与我一同进校的汤老师，正在用大的竹扫帚清扫大操场，我们相视而笑，心知肚明。后来，我又找了解决我麻烦的那位小头目，希望不要这样对待汤老师，她立即回答：你们是不同的，他和你不一样！我一再解释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汤老师也是革命教师。最后，她终于接受了我的观点，汤老师也因此逃过了这一劫，第二天就不必再去扫操场了。要不然等着他的就是先扫操场，再进劳改队的二部曲。
此事说来也很奇怪，这位小头目，是我任辅导员的初三（一）班的一个女学生。她个头不高，一双大眼睛，总是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子上。人很聪明，但学习不很努力，对英语学习还算有点兴趣，对我这个教学方法很差、英语学习很认真的“年轻有为”教师，还颇有些好感？因为是干部家庭出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顺理成章地就成了红卫兵的小头目。（因为年级低、年龄小，才没当上大头目。）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由于这件事，使我对她难以忘怀。虽然，自文革后她离开学校至今已近40年，我们既未见过一次面、也无任何联系，但我从心底里还是很感谢她的那次帮助的。尤其是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她的帮助也无异是雪中送炭了！
2005年9月1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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